读期刊《吴语研究》第五辑，发现里面有一篇海宁地方学者写的《上海方言阿拉本源考》，觉得蛮有意思，作者认为上海方言“阿拉”来源于海宁人，不是宁波人。这架势着实令我吃了一惊，明摆着是要跟宁波人争抢“阿拉”的版权。
俗话说：“穷在街头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此话说尽人间世态，红尘炎凉。趋炎附势本是人情之常，实在无可厚非。你道这上海本是松江府的一个小镇，不料迭经世乱变迁，四五十年间，摇身一变，忽然成了十里洋场，富可敌国的暴发户，整日纸醉金迷，谁不羡慕，谁不想蹭点油，壮一壮自己的行色和威风。因为海宁有部分地方也讲阿拉，而且海宁人也有移民至上海经商、为官，海宁人索性跳将出来说，上海人的“阿拉”，不是来源于宁波人，宁波人讲“阿拉”，也是受海宁人影响。到底上海方言“阿拉”的版权属谁？自然不能意气用事，谁说了就算谁，还是要摆事实，讲证据。
文章所列一条证据，引用了一位嘉兴学者的说法，老宁波人在用到“我、我们”时，是不说“阿拉”，说“额拉”或“额奴”。这个说法其实失之偏颇，有挂一漏万之嫌。确实宁波人有“额拉”，也有“我类”说法，而“额拉”“我类”不过是“阿拉”的音转。音转是方言中普遍的现象，有时一个字在一个区域里就有好几种相近读音，如“鳗”，在鄞县就有相近的三种读音。民国鄞县通志方言编关于“我、我们”就收了“我侬（即额奴）、阿拉、我类（即额拉）”，其中“我侬”，主要用在有明确指向谁时。
从现存的文献资料看，最早出现“阿拉”一字的是在清末小说《负曝闲谈》里，所指皆宁波方言。之后，在民初上海滩许多世情小说中，出现的宁波人形象往往冠以“阿拉”以及其他宁波方言，以突出强化人物的地方形象，有时作者还特意注明“阿拉为宁波土白”。郁慕侠的笔记《上海鳞爪》更明确指出“宁波人即‘阿拉’，阿拉即宁波人”。可见在当时的上海滩，普遍视“阿拉”为宁波人的方言，根本没有人认为“阿拉”乃海宁方言。
《本源考》一文作者说，清朝中晚期，海宁人陈其元、张步青、王欣甫曾分别担任上海知县，还有一个姚文辅担任过上海海关总督，因此，海宁帮官商势力一度在上海显赫。后来官走茶凉，海宁官商势力渐衰，宁波人逐渐取代海宁人，而宁波人入境随俗，学说起海宁“阿拉”来。显然作者所言，首先对宁波话知之甚少，了解不够，妄下断论，已如上述。其次对方言变迁的原因缺乏实证的研究。比如仅凭海宁人担任过三任上海知县，一任关长，有过所谓的显赫官商势力，就想当然以为当时上海已流行讲海宁的“阿拉”，似乎太过牵强。毕竟那时的海宁帮在上海滩还未形成足够转移或创造时势的势力。
上海是个移民城市。在近代上海发展过程中，主要有三个地方的移民群体：广东人、苏北人、宁波人。最终，来自宁波方言的“阿拉”成了上海人的代称，而不是广东人的“我哋”（我们）或者苏州人的“倪”（我们）成为上海人的代称，主要原因是宁波迁沪者成为上海外来居民中最大的移民团体，而且在近现代上海的发展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和莫大的影响力所致。《本源考》作者认为方言是势利的，此话我极为认同。正是宁波帮的影响力非海宁帮所能及，才有宁波“阿拉”流行甚广，成为上海方言的可能性。就像改革开放初，香港文化挟经济优势北上，风靡全国，国人以能学讲几句粤语和港腔普通话为荣，说到底也是方言的势利性作祟。要知道那时广东一直是讲粤语的。
俗话说：“穷在街头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此话说尽人间世态，红尘炎凉。趋炎附势本是人情之常，实在无可厚非。你道这上海本是松江府的一个小镇，不料迭经世乱变迁，四五十年间，摇身一变，忽然成了十里洋场，富可敌国的暴发户，整日纸醉金迷，谁不羡慕，谁不想蹭点油，壮一壮自己的行色和威风。因为海宁有部分地方也讲阿拉，而且海宁人也有移民至上海经商、为官，海宁人索性跳将出来说，上海人的“阿拉”，不是来源于宁波人，宁波人讲“阿拉”，也是受海宁人影响。到底上海方言“阿拉”的版权属谁？自然不能意气用事，谁说了就算谁，还是要摆事实，讲证据。
文章所列一条证据，引用了一位嘉兴学者的说法，老宁波人在用到“我、我们”时，是不说“阿拉”，说“额拉”或“额奴”。这个说法其实失之偏颇，有挂一漏万之嫌。确实宁波人有“额拉”，也有“我类”说法，而“额拉”“我类”不过是“阿拉”的音转。音转是方言中普遍的现象，有时一个字在一个区域里就有好几种相近读音，如“鳗”，在鄞县就有相近的三种读音。民国鄞县通志方言编关于“我、我们”就收了“我侬（即额奴）、阿拉、我类（即额拉）”，其中“我侬”，主要用在有明确指向谁时。
从现存的文献资料看，最早出现“阿拉”一字的是在清末小说《负曝闲谈》里，所指皆宁波方言。之后，在民初上海滩许多世情小说中，出现的宁波人形象往往冠以“阿拉”以及其他宁波方言，以突出强化人物的地方形象，有时作者还特意注明“阿拉为宁波土白”。郁慕侠的笔记《上海鳞爪》更明确指出“宁波人即‘阿拉’，阿拉即宁波人”。可见在当时的上海滩，普遍视“阿拉”为宁波人的方言，根本没有人认为“阿拉”乃海宁方言。
《本源考》一文作者说，清朝中晚期，海宁人陈其元、张步青、王欣甫曾分别担任上海知县，还有一个姚文辅担任过上海海关总督，因此，海宁帮官商势力一度在上海显赫。后来官走茶凉，海宁官商势力渐衰，宁波人逐渐取代海宁人，而宁波人入境随俗，学说起海宁“阿拉”来。显然作者所言，首先对宁波话知之甚少，了解不够，妄下断论，已如上述。其次对方言变迁的原因缺乏实证的研究。比如仅凭海宁人担任过三任上海知县，一任关长，有过所谓的显赫官商势力，就想当然以为当时上海已流行讲海宁的“阿拉”，似乎太过牵强。毕竟那时的海宁帮在上海滩还未形成足够转移或创造时势的势力。
上海是个移民城市。在近代上海发展过程中，主要有三个地方的移民群体：广东人、苏北人、宁波人。最终，来自宁波方言的“阿拉”成了上海人的代称，而不是广东人的“我哋”（我们）或者苏州人的“倪”（我们）成为上海人的代称，主要原因是宁波迁沪者成为上海外来居民中最大的移民团体，而且在近现代上海的发展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和莫大的影响力所致。《本源考》作者认为方言是势利的，此话我极为认同。正是宁波帮的影响力非海宁帮所能及，才有宁波“阿拉”流行甚广，成为上海方言的可能性。就像改革开放初，香港文化挟经济优势北上，风靡全国，国人以能学讲几句粤语和港腔普通话为荣，说到底也是方言的势利性作祟。要知道那时广东一直是讲粤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