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实有点落寞
但杜甫生前，确实没有后世那么崇高的地位。很多人都同意他是一位优秀的诗人，但盛唐诗坛的满天星斗中，当时很少有人推崇他是最闪亮的一颗。——当然，极其推崇杜甫的人不是没有，但总的说来，这些人在诗坛的分量显然不够，话语权有限。所以杜甫自己感叹：“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
为什么当时杜甫得到的评价，并没有后世那么高呢？常见的有这么几种解释：
第一种解释，安史之乱前，杜甫在长安城这个文化中心的时候，资望还浅，作诗的水平，也没有达到超越同侪的境界。而安史之乱后，杜甫的诗境真正大成，他却僻居巴蜀，战乱年代资讯隔绝，他的诗不容易在天下流传。
比杜甫大53岁的贺知章，大39岁的张九龄这些前辈诗人不说了，大致可算一代人的，王昌龄比杜甫大14岁，王维比杜甫大13岁，李白比杜甫大11岁，高适比杜甫大8岁⋯⋯在开元盛世，杜甫是小字辈。
在诗人圈子里混，诗写得好固然是关键，但其他很多因素也很重要。事实上声誉能有多大，是出身门第、政治地位、年龄资望、社交能力⋯⋯种种资源加上文学才华的综合考量。和别人比，这些杜甫都不占优势。
何况，安史之乱前，杜甫的佳作虽然已经有很多，但杜甫境界最大寄托最深、最能反映社会现实为杜甫赢得“诗史”之誉的诗，或者最显得杜甫绝无仅有冠绝古今的七言律诗，都还没有成熟。宋朝有人这么评价杜甫：
大抵老杜集，成都时诗胜似关辅时，夔州时诗胜似成都时，而湖南时诗又胜似夔州时，一节高一节，愈老愈剥落也。（方回 《瀛奎律髓》卷10）
就诗论诗，这时杜甫确实也未见得能排到王维、高适前面去。
杜甫流寓巴蜀之后，作品再往东方传播，就比较困难了。第一个为杜甫编诗集的樊晃说：
江左词人所传诵者，皆公之戏题剧论耳，曾不知君有大雅之作，当今一人而已。（《杜工部小集序》）
言下之意是，杜甫是靠着自己写着玩的作品，赢得了准一流诗人的名声。
第二种解释，是杜诗的题材选择，不管在开元盛世，还是肃宗、代宗朝的乱世，都显得很不主旋律。
安史之乱前，是空前繁荣的盛世，大唐的黄金时代，积极昂扬开拓进取的情绪，弥漫在帝国的方方面面。边塞诗人的主流，显然是把个人的命运和朝廷的功业，牢牢绑定在一起的，当然，也写艰苦，也写不公，也写失败，但不影响总体上是乐观的情绪和满满的信心，甚至于说，正是因为可以坦然面对这些阴暗面，更彰显出这个时代开阔包容的气象。至于山水田园诗歌，鼓吹隐居山林的美好，描述田园生活的乐趣，联系诗人往往有官员或准官员的身份，看起来显得他们很没有一心扑在工作上。但高级的有文化的官员，本不该沉溺于庸俗的本职。“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这些诗里透露出来的信息，是官员的心境闲适而精致，农民生活安乐而富足，总之，都是盛世景象。
而杜甫的诗，忧患意识是沉浸到骨头里的。《丽人行》写荣华富贵，“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笔调里藏不住讥讽；《兵车行》假惺惺说什么“役夫敢申恨”，字字句句，都是小民的斑斑血泪，完全无视当时国家正在开疆拓土的大局。
安史之乱后，漫长而艰巨的战争年代，官方肯定也不希望 《羌村三首》《北征》“三吏三别”这样的诗过分流传。仗还没打完，这些诗太打击士气，像《石壕吏》这种，这么描述基层工作人员，也很挫伤他们的工作积极性。
所以高仲武的 《中兴间气集》，收肃宗、代宗两朝的诗作，没有杜甫。
第三种解释，是杜诗的体裁。
杜甫擅长各种诗体，没有短板，但最天下独步的，还是律诗尤其是七律。
实际上，杜甫之前的诗人，很少有在七律上下过大功夫的。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李白这些代表盛唐诗歌最高成就的诗人，他们的代表作，更多是绝句，是古体诗，是由古体诗衍化来的歌行。——有人论证李白对杜甫其实不错，理由就是，李白赠给杜甫的诗有两首五律，这就是他挺愿意迁就杜甫的，毕竟李白本来很少写律诗的。
近体诗规矩大，七律规矩尤其大，——直到今天，我们为什么说作诗软件已经比很多古诗爱好者强了呢？因为作诗软件的韵脚平仄拗救一般没毛病，很多古诗爱好者却还弄不清这个。
宋朝人评价李白说，他写诗是“胸口一喷便可”，现代则有人形容他是“绣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别的盛唐诗人不像他这么极致，但字里行间，往往也透着轻松、率尔、任意、随性⋯⋯的劲儿。写七律是戴着镣铐跳舞，很自然让人感受到“作诗苦”，从这点说，杜甫最擅长的体裁，也显得很不盛唐。
总而言之，杜甫的方方面面，都显得有点超前。这种超前性，限制了杜甫生前得到的评价。但显而易见，杜甫的时代，很快就要来了。
但杜甫生前，确实没有后世那么崇高的地位。很多人都同意他是一位优秀的诗人，但盛唐诗坛的满天星斗中，当时很少有人推崇他是最闪亮的一颗。——当然，极其推崇杜甫的人不是没有，但总的说来，这些人在诗坛的分量显然不够，话语权有限。所以杜甫自己感叹：“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
为什么当时杜甫得到的评价，并没有后世那么高呢？常见的有这么几种解释：
第一种解释，安史之乱前，杜甫在长安城这个文化中心的时候，资望还浅，作诗的水平，也没有达到超越同侪的境界。而安史之乱后，杜甫的诗境真正大成，他却僻居巴蜀，战乱年代资讯隔绝，他的诗不容易在天下流传。
比杜甫大53岁的贺知章，大39岁的张九龄这些前辈诗人不说了，大致可算一代人的，王昌龄比杜甫大14岁，王维比杜甫大13岁，李白比杜甫大11岁，高适比杜甫大8岁⋯⋯在开元盛世，杜甫是小字辈。
在诗人圈子里混，诗写得好固然是关键，但其他很多因素也很重要。事实上声誉能有多大，是出身门第、政治地位、年龄资望、社交能力⋯⋯种种资源加上文学才华的综合考量。和别人比，这些杜甫都不占优势。
何况，安史之乱前，杜甫的佳作虽然已经有很多，但杜甫境界最大寄托最深、最能反映社会现实为杜甫赢得“诗史”之誉的诗，或者最显得杜甫绝无仅有冠绝古今的七言律诗，都还没有成熟。宋朝有人这么评价杜甫：
大抵老杜集，成都时诗胜似关辅时，夔州时诗胜似成都时，而湖南时诗又胜似夔州时，一节高一节，愈老愈剥落也。（方回 《瀛奎律髓》卷10）
就诗论诗，这时杜甫确实也未见得能排到王维、高适前面去。
杜甫流寓巴蜀之后，作品再往东方传播，就比较困难了。第一个为杜甫编诗集的樊晃说：
江左词人所传诵者，皆公之戏题剧论耳，曾不知君有大雅之作，当今一人而已。（《杜工部小集序》）
言下之意是，杜甫是靠着自己写着玩的作品，赢得了准一流诗人的名声。
第二种解释，是杜诗的题材选择，不管在开元盛世，还是肃宗、代宗朝的乱世，都显得很不主旋律。
安史之乱前，是空前繁荣的盛世，大唐的黄金时代，积极昂扬开拓进取的情绪，弥漫在帝国的方方面面。边塞诗人的主流，显然是把个人的命运和朝廷的功业，牢牢绑定在一起的，当然，也写艰苦，也写不公，也写失败，但不影响总体上是乐观的情绪和满满的信心，甚至于说，正是因为可以坦然面对这些阴暗面，更彰显出这个时代开阔包容的气象。至于山水田园诗歌，鼓吹隐居山林的美好，描述田园生活的乐趣，联系诗人往往有官员或准官员的身份，看起来显得他们很没有一心扑在工作上。但高级的有文化的官员，本不该沉溺于庸俗的本职。“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这些诗里透露出来的信息，是官员的心境闲适而精致，农民生活安乐而富足，总之，都是盛世景象。
而杜甫的诗，忧患意识是沉浸到骨头里的。《丽人行》写荣华富贵，“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笔调里藏不住讥讽；《兵车行》假惺惺说什么“役夫敢申恨”，字字句句，都是小民的斑斑血泪，完全无视当时国家正在开疆拓土的大局。
安史之乱后，漫长而艰巨的战争年代，官方肯定也不希望 《羌村三首》《北征》“三吏三别”这样的诗过分流传。仗还没打完，这些诗太打击士气，像《石壕吏》这种，这么描述基层工作人员，也很挫伤他们的工作积极性。
所以高仲武的 《中兴间气集》，收肃宗、代宗两朝的诗作，没有杜甫。
第三种解释，是杜诗的体裁。
杜甫擅长各种诗体，没有短板，但最天下独步的，还是律诗尤其是七律。
实际上，杜甫之前的诗人，很少有在七律上下过大功夫的。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李白这些代表盛唐诗歌最高成就的诗人，他们的代表作，更多是绝句，是古体诗，是由古体诗衍化来的歌行。——有人论证李白对杜甫其实不错，理由就是，李白赠给杜甫的诗有两首五律，这就是他挺愿意迁就杜甫的，毕竟李白本来很少写律诗的。
近体诗规矩大，七律规矩尤其大，——直到今天，我们为什么说作诗软件已经比很多古诗爱好者强了呢？因为作诗软件的韵脚平仄拗救一般没毛病，很多古诗爱好者却还弄不清这个。
宋朝人评价李白说，他写诗是“胸口一喷便可”，现代则有人形容他是“绣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别的盛唐诗人不像他这么极致，但字里行间，往往也透着轻松、率尔、任意、随性⋯⋯的劲儿。写七律是戴着镣铐跳舞，很自然让人感受到“作诗苦”，从这点说，杜甫最擅长的体裁，也显得很不盛唐。
总而言之，杜甫的方方面面，都显得有点超前。这种超前性，限制了杜甫生前得到的评价。但显而易见，杜甫的时代，很快就要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