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贺龙1942年结婚后，就不断听他谈起以前的经历，特别是在wenge中，贺龙和我被关押期间，对我谈的更多，其中有不少是他与周恩来同志的交往。
（一）
周恩来与贺龙第一次见面，是在“八一”南昌起义前，即1927年7月28日的傍晚，由周逸群同志陪同，周恩来到了贺龙驻地。当时贺龙是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在谈话中，周恩来分析了形势，谈了共产党对政局的看法和主张，精辟的见解使贺龙思想上豁然开朗。经过多年的探索与实践，贺龙在此以前已经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因此，当周恩来和盘托出“八一”南昌起义的计划，并且要贺龙担任起义军总指挥时，贺龙激动地向周恩来表示：组织上叫我干啥我干啥，我一切服从党的决定。

“八一”南昌起义后，1927年9月初，贺龙在瑞金的一所学校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介绍人是周逸群、谭平山。周恩来在贺龙入党宣誓仪式上讲了话。大意是组织上对贺龙同志是很了解的，他由一个贫苦农民经过斗争，变成为国民革命军二十军的军长。多年来，他积极追求真理，很不容易，是经过考验的，是信得过的！
贺龙入党后，和周恩来等一起，率领起义部队共3个师，一直打到广东流沙，但因敌强我弱，寡不敌众，弹药缺乏，部队打散了。在十分危急的关头，周恩来在流沙，亲自主持召开了一个会，分析了形势，并决定：贺龙等凡有名望的同志，迅速转移到上海。

按照党的指示和恩来的叮嘱，贺龙与刘伯承、林伯渠、彭湃等包了一个小划子先到香港，1927年11月辗转到了上海。恩来已先行一步到达上海，在党中央工作。贺龙一见到恩来同志，感到非常亲切，心里有好多话顿时都涌上心头！想到自己带的部队被敌人打散了，只剩孤身一人，心情十分沉重。恩来语气温和地说：贺龙，你的头很值钱嘞，国民党可悬赏十万大洋捉你。贺龙紧紧握着恩来的手说：我是在党处于困难时参加革命的，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跟着党走。

恩来说：“你先在这里住下，对于你的工作，我已做了考虑，我们有责任保护你。你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借此机会先到苏联，学习学习军事。”当时贺龙对那时的失败很不甘心，觉得自己托枪托了半辈子了，还是继续托枪的好。早在北伐时，贺龙就与周逸群相处得很好，无话不谈，这时两个人住在一间房子里。当谈到今后去向时，贺龙胸有成竹地说：湘鄂西、四川、云南、贵州，这一带的地形，我都熟悉，特别是在湘鄂西，要组织队伍，没有问题。从工作的需要出发，我还是适合去湘鄂西拉队伍，搞武装，建立红军，我想找恩来谈谈。

当贺龙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周恩来时，恩来沉思了一会儿，说：我同意你去湘鄂西，但我考虑的还是你的安全问题，现在情况这么危险，敌人搜索得很严，这一路上，你怎么从上海走出去？听了恩来一席话，贺龙非常感动，从内心敬佩恩来考虑问题细致、周到。
临行前，周恩来约贺龙和周逸群吃了一顿饭。恩来告诉贺龙，给他派了七八个人，组成一个小班子，有周逸群、卢冬生、李良耀等，由周逸群担任湘鄂边前委书记。贺龙了解、信任周逸群，和周逸群在一起，他觉得心里踏实，非常高兴。出发前，周恩来紧紧握着贺龙的手，一再叮嘱他一定要注意安全，到了湘鄂边，有什么事要及时和中央联系。

周恩来对贺龙的关心，还表现在对其亲属的关怀上。1927年11月，贺龙到达上海之前，恩来就派人到武汉把贺龙的家眷接来上海，并妥善地安排了住处。一次周恩来和贺龙谈完工作后，非常亲切地说：“你去看看你家里的人吧，他们住在霞飞路。”听了恩来的话，贺龙愣住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刚到上海，周恩来已把他的家眷接来了。贺龙深深地感到组织上对他从政治到生活，真是无微不至的关怀。

离开上海后，贺龙和周逸群先到湖北省委，找到郭亮同志接上关系，以后，在党组织的掩护和帮助下，子1928年春到了湘鄂边，在桑植一带组织了红四军。他一边打仗，一边做群众工作，表现得非常勇敢、坚强。他深记周恩来临行前的嘱咐，不断派人或用书信形式向党中央请示报告他们开展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情况和问题，表现了对党的忠诚和极严格的组织纪律性。

党中央、周恩来对贺龙非常关心，在听了卢冬生的报告和收到1928年底贺龙捎来的信件后，于1929年3月7日，周恩来代中共中央起草了给贺龙同志及湘鄂西前委的指示信，既肯定了他们开创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成绩，又对于湘鄂西苏区的发展做了具体指示。这使贺龙倍加感到党的温暖。他说：我在旧军队中工作了那么多年，虽然汪精卫见过我（贺、汪都是同盟会会员），对蒋介石的人，北伐前我也有过接触，但是我就没有见到过象周恩来这样的人。我参加共产党前，天天拖着队伍防备被别人吃掉，参加了革命队伍后，我确实感到党的关心、温暖，我决心要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党。

在湘鄂西，贺龙和周逸群等人，按照党中央的指示，依靠当地党组织，遍撒火种，发动群众，开创了湘鄂边革命根据地。他率领的红二军团，英勇顽强，机智善战，不仅多次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而且同来自党内的“左”倾机会主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33年12月，贺龙经请示中央分局后，处决了蒋介石乘革命处于困难时期派来的说客熊贡卿，彻底粉碎了蒋介石的策反阴谋。

（二）
1949年10月建国后，党中央对于那些曾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同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的民主人士作了适当安排。贵州李仲公（原是蒋介石手下的说客）找到周总理，以他是贵州人，熟悉贵州情况为条件，提出他应当省政府主席。周总理说，你想当省主席，意见嘛你可以提，但是我们要统筹考虑、研究。周总理再三向李讲道理，怎奈李赖着不肯走，百般纠缠。恩来同志忽然想起，贺龙了解李的底细，于是通知贺龙马上到总理办公室来。李仲公没防备，一见虎虎生风的贺龙来了，顿时如坐针毡，非常不安，表现得很不自然。

周总理故意问贺龙：“这位是李仲公，认识吧？”贺总说：“岂止认识，我们还是‘老朋友’呢！”恩来同志有意告诉贺龙，他们正在谈李的工作问题，李想当省主席。贺总知道恩来同志是在向他示意，贺总对李说：“李仲公，没想到在这儿见到你了！1926年，我们北伐准备打河南时，你到我的部队干什么去了？（当时李是蒋介石派往贺龙部队搞策反的说客。）我开始是在刘湘的公馆请你吃饭，以后我们还打了麻将嘛。对不对？”李赶紧点头答道：对，对，确有此事。贺龙接着厉声问：“打麻将以后，你坐什么车走的？我在外也已给你准备了些的车子嘛，你怎么竟跑到唐生智那儿去了？

（由于李搞拥蒋反共的策反，被贺龙抓了起来，送往当时武汉政府唐生智的司令部）你当年可没做好事啊！”李见老底被揭，顿时吓得直出冷汗，连声说：惭愧，惭愧。见此情形，恩来同志双手交叉抱肩，哈哈大笑，边笑边风趣地说：“噢，原来你们是‘老朋友’了。‘朋友’相逢，你们还有什么再说的？”李自知无趣，赶紧告退。后来李仲公是国务院参事室参事，在“文化大革命”中，为此衔恨对贺龙进行报复，伪造了所谓贺龙向蒋介石的求降信。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藉此对贺龙同志进行了十分残酷的迫害。

1957年，我国和缅甸关系很好。缅甸总理吴努来我国昆明访问，周总理要贺总陪同，前往昆明。由于吴努出访带着夫人，周总理说：“薛明也去，双方都有夫人。”当时我在北京市委工作，为此请了假。我们住在昆明湖滨招待所里，过几天，周总理来了。我们每天都在一块儿吃饭。当时昆明市正发生流行性感冒，第一天吃早饭时，周总理说：“薛明，给我一杯酒。”我说：“总理，早上起来不要喝酒吧？”

周总理听后笑着说：“唉，你不懂得，你们要预防感冒还吃那么多药，我这是消毒，是在预防感冒，这就没说的了吧？”我还是半信半疑的，问：“能喝吗？”他说：“给半杯，就给我半杯。”当我斟满一杯酒，双手递给他时，他笑着说：“小超是不主张我喝酒的。”说完又紧接着问：“你们两位有联系吗？联系上了没有哇？”我马上说：“下午，我就给邓大姐打电话。”在电话中我告诉邓大姐，恩来同志身体很好，他身边的工作人员照顾得很周到。邓大姐听了非常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