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2年12月哥本哈根举行的欧洲理事会上，欧盟(EU)决定在2004年将另外十个国家纳入其东部和南部扩张，并在2007-8年至少再纳入两个国家——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大多数新成员国的历史经验、经济利益和政治优先事项与十五个老成员国存在显著差异。

然而，东扩对于欧盟和新成员国都应是有利的。例如，对于欧盟而言，它将增加其出口机会，使企业更容易获得熟练劳动力，以保持西欧老龄化社会的竞争力，并加强其与前苏联各继承国未来边界的安全，从而有助于更好地控制后冷战时期欧洲的非法移民、毒品走私和其他新的安全威胁。

对于新成员国而言，这将有助于其持续的经济转型，提供更好的农业和其他部门的市场准入，并有助于进一步稳定它们在某些情况下仍然脆弱的民主制度。

然而，与此同时，欧盟与大多数新成员国之间在文化、经济和政治上的差异也引发了人们对欧洲一体化未来走向的诸多担忧。例如，对东欧的财政转移支付存在严格限制，这方面的担忧包括：转移支付规模可能大到足以进一步削弱德国和法国等西欧经济体和国家预算的稳定性，但又小到无法对新成员国的经济产生显著的刺激作用，使其达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爱尔兰或西班牙的水平。

其他担忧与大国和小国之间的适当制度平衡有关，因为扩大仅包括波兰作为与西班牙同等规模的大国，或者像波兰和斯洛伐克这样的国家民族主义反欧盟运动对欧盟未来国内政治稳定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此外，在关于土耳其未来可能加入欧盟的政治辩论日益激烈的情况下，对财政转移效率低下、现有整合水平可能被稀释以及政治不稳定被引入欧盟的担忧，因对土耳其和“欧洲”文化兼容性的广泛担忧而被大大加剧。

正如前法国自由派总统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第三任总统（1974—1981年）已于2020年去世）和前西德社会民主党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1974-1982年出任西德总理，已于2015年去世）对土耳其加入欧盟的强烈反对所表明的那样，这些担忧并不局限于可能想要保护“他们的”基督教西方“核心欧洲”免受主要位于欧洲地理范围之外的Islamic国家影响的欧洲人民党中的基督教民主党人。

与欧盟扩张相关的这些各种各样的担忧，有些几乎已具有末日般的规模。欧盟和未来的成员国中，民粹主义政治领导人和政党经常为了自身目的而利用这些担忧。

尽管与一些新成员国相比，欧盟十五国可能显得具有凝聚力，但是，对于扩大对现有体制结构、经济活力和政治凝聚力可能产生的影响的类似担忧，也与之前原“核心欧洲”的三次扩大相关。这个“核心欧洲”指的是1951-52年创建的欧洲煤钢共同体（ECSC）和1957-58年创建的欧洲经济共同体（EEC）的六个创始成员国：法国、意大利、西德、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

旧“核心欧洲”的许多人担心，1973年首次将英国、丹麦和爱尔兰共和国纳入的扩大，会破坏欧共体的政治终极目标（finalité politique），并阻碍其进一步深化。更具体的担忧包括，例如，先前占据主导地位的基督教民主党在欧共体政治和欧洲议会中被降至第二位，因为他们在英国或丹麦没有任何合作伙伴。

在1970年代结构性经济危机以及关于预算结构和可能的英国退款的内部争议的背景下，当希腊在1981年加入——以及西班牙和葡萄牙在1986年紧随其后——时，欧洲共同体（EG）成员国已经非常担心财政转移到经济欠发达的南方的影响，这些转移最终可能成为共同体的一个巨大的梅佐乔尔诺（Mezzogiorno）。

当奥地利、芬兰和瑞典在1995年第三轮欧盟扩张中加入时，这些经济高度发达的成员国成为了预算的净贡献者。在这种情况下，主要的关注点在于其成员国的政治影响，而非经济影响。

例如，正如许多法国政治家在1990年代初期所担心的那样，奥地利的加入是否会导致欧盟内部形成一个“日耳曼”集团？奥地利和瑞典的中立，以及苏联解体后芬兰安全政策的缓慢调整，是否会削弱欧盟加强其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以及可能发展共同防御能力和政策的计划？

随着欧盟内部历史经验、经济结构和政治优先事项日益不同，历次扩大都促使人们寻求新的多元统一，并加深一体化程度。例如，冷战结束后北方国家扩大欧盟的前景，增强了时任欧盟委员会主席雅克·德洛尔和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等其他主要联邦主义者在1990年代初的决心，即首先签署并批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以确保在谈判因……进一步复杂化之前，实现更高程度的一体化。

此外，一旦加入欧盟，新成员国就会面临共同政策制定的各种压力，被纳入密集的跨国网络和跨境社会化之中。这些压力促使它们逐步“欧洲化”，并在某些情况下被纳入扩大后的欧盟内部新的“欧洲核心”，例如芬兰参与欧元区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