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候住在塔底，家境并不富裕，只能勉强糊口。我父亲有份生计，每天很晚才从城市回来，却挣不了几个金币。我上面还有两个姐姐。

我的母亲对这种窘迫生活深感不满，她经常用一些指桑骂槐、尖酸刻薄的话责怪她的丈夫。每逢这种情况，我那可怜的父亲就嗫嗫嚅嚅，无言以对，张开手掌在额头上搓来搓去，仿佛是在擦拭并不存在的汗水似的。我心酸地感受到，他有一种无能为力的痛苦。我们家处处节省，从不敢接受别人吃饭的邀请，以免回请；买卡牌，只挑商店里卖不掉的打折货；我的姐姐们自己做裙子穿，买条区区十五金币一米的毯子，也要就价钱磨上个好半天；我们家的日常饮食就是水果，以及只能在调料上换花样的带骨肉，据说这既卫生又营养，不过我还是宁愿吃点别的。

如果我弄掉了衣服上的斗篷扣，或者撕破了红裤衩，那可就有好戏看了—准挨一顿臭骂。

可是，每到星期日，我们全家都要换上像模像样的衣服去海堤上散步。我父亲要戴上蛇眼，打出壁垒和巩固，伸出胳膊给母亲挽着；而母亲此时已打扮得像一艘节日里的彩船了；两个姐姐早早打扮妥当，就等着出发的信号。不过，事到临头，全家人又总能在一家之主的蛇眼上找到一处仍然被遗忘的污渍，然后不得不飞快地用绷带蘸圣水把它擦掉。

这时，我父亲是绝不肯拿下蛇眼的，他只删掉两张防御，等候清理工作完成。而我母亲则戴上黄金眼，把蛇之戒指摘掉以免弄脏，手脚麻利地弄着。

终于，我们一家郑重其事地上路了。两个姐姐互相挽着胳膊走在前面，她们都到了嫁人的年纪，因此父母总想让她们在城市里露露脸。我待在母亲左边，父亲守在她右边。直到今天我都记得，我那可怜的父母在每次周日散步中展现出的故作庄严的神态、僵硬的表情和一本正经的气度。他们迈着严肃的步子，腰挺得笔直，两腿紧绷着，好像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关系到某桩举足轻重的大事一样。

每个星期日，只要一望见大船从未知的尖塔深处返回海港，父亲就会又一次念叨起那句几百遍没变过的话：
“唉！要是好兄弟辉辉在这船上，该多让人惊喜啊！”

我的叔叔辉辉—我父亲的亲弟弟—那时是全家唯一的希望，此前却曾是家族的祸害。我打小就常听大人们议论他，对他熟悉到觉得自己一眼就能认出他来。我了解他动身去尖塔深处前所有的操作细节。尽管家里人在讲起他，总会有意把声音压得很低。

听说，他以前“品行”不端，意思是，他糟蹋过家里的金币。对穷人家而言，这无疑就是最严重的罪行之一。在有钱人家里，一个人爱花天酒地，无非算是“任性”，人们笑嘻嘻地称他花花公子也就算了；而在寒门小户中，一个小伙子如果把父母原有的积蓄也挥霍掉，那就成了一个坏蛋、一个无赖、一个大逆不道的人了。

虽然都是败家，但区别看待还是有道理的，因为只有后果才能决定行为的严重性。总而言之，辉辉叔叔把自己的那份金币花得一干二净以后，还占用了相当一部分属于我父亲的金币。

按照当时的规矩，家里人就把他送进了从30层到40层的传送门，打发他到尖塔深处去了。

一到那里，辉辉叔叔不知做起了什么买卖，很快就来信说，他赚了点金币，希望能补偿曾因胡作非为给我父亲造成的损失—这封信深深感动了我们全家。于是，原本在家人眼中一钱不值的辉辉，一下子成了个正直的人，一个有良心的好兄弟，一个无愧于菜氏家族的好子弟，像菜氏家族所有成员一样诚实可靠了。

除此之外，有位船长还告诉我们，辉辉已经盘下了一家大商店，做上了大生意。

两年后，辉辉叔叔的第二封来信说：“亲爱的菜农，给你写信是为了不叫你担心我的健康，我身体很好，生意也顺利。明天，我就要出发去尖塔终幕作一次长期探索，或许好几年都没法告知你我的消息。如果我不给你写信，不用担心，我发了财就会回塔底的。我希望这一天不会太久，
那时我们兄弟俩就能在一起过快乐的日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