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来
唐文宗开成年间以《孝经》、《论语》、《尔雅》三者，刻石于国子学，并列与三礼（《周礼》、《礼记》、《仪礼》），三传（《左传》、《公羊》、《谷梁》），《诗》、《书》、《易》九经之后，是为十二经，孝经自是始列入经书。
《孝经》，乃本“夫孝，天之经也”而取名。然先秦及汉皆不以经书视之。孔门初亦无《孝经》之说，先儒多以孝经为传。历来相传《孝经》出于曾子之笔，而宋邢昺则以为直呼仲尼，怀疑称谓之不当。又不宜独对曾子一人而言。故云：“夫孝经者，孔子之所述作也”，则断为孔子亲撰。司马迁之《史记》、班固之《白虎通》、俞樾之《古书疑义》，均持此见。
然孔门传授六经中，并未列有孝经，倘若孝经如《诗经》、《春秋》，经夫子校删，焉有不列入六经之理？由是观之，则当如《论语》出于弟子后人所补叙夫子一席之教言，则较切乎情理事实。宋司马光、晁公武，及清纪昀所编四库全书职目，则持后见。至于《孝经》之问答体裁，独对子贡、子由、子张、子路或专论一事，或专阐一义，则屡见于论语而不鲜。
故《孝经》纵非曾子亲笔，其为孔门子弟后人补述，夫子孝道之见，非不可信。
沿革
秦火之前未闻有《孝经》，秦火之后，至汉河间士人颜芝之子颜贞，献乃父所藏“孝经”书，凡八章，一千八百七十二字。后经郑玄所注，乃通称为郑注本，或称今文本，由隶书手抄为之。到南北朝，北周、北齐及南陈，均立郑注本于学官，至为推崇。北魏孝文帝且订为律令，令民间一律恪守遵行。
汉武帝时，鲁恭王拓孔庙坏壁，得藏大籀所书古文经书，其中亦有《孝经》。无人能识，乃交还孔裔十二世孙孔安国，安国再献于朝廷，并以今文本加以校注，通称为孔传本，或古文本。后复经大儒马融加注，亦流传一时。
孔传本廿二章比今文本多出四章。两相比较，乃古文孝经除“闰门”一章，为今文所无，而今文孝经“庶人”一章，古文则分为二章，“曾子敢问”一章，则分为三章，故篇目多出四章。隋代即立孔传本为尚，后世因而有郑注本孔传本并立同传者。
后世流传《孝经》，据传为唐玄宗诏学官群儒集议，以郑注孝经为本，参酌古文本芟除芜杂，取其义理，定为十八章。于天宝二年立于学官，四年御札勒石，称之为“石台孝经”。无论章旨辞义均属正大闳深焉！


内容
孔孟之学以“仁”为中心，而仁之“本”欤，则在“孝弟（通悌）”。儒家之思想精髓即在建立五伦之社会体系；而五伦之根基，即由“孝”亲为始。孟子云：“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也是由父母亲子之情，扩及人伦社会。因此《孝经》开宗明义第一章，就明示：“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以“孝”为一切道德之本，一切教化之始。
《孝经》共分十八章，由“开宗明义”、“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三才”、“孝治”、“圣治”、“纪孝行”、“五邢”、“广要道”、“广至德”、“广扬名”、“谏诤”、“感应”、“事君”而至“丧亲”。总其内容所谓孝有三纲之说，即：“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这也正是《礼记》中“祭义”篇所云“为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次能养。”三个层次。
◎所谓“能养”即是“事亲”。事亲不仅在供养父母口体之养，尤其当有敬重之意。晨昏定省，嘘寒问暖，更在鸡豚（古时祭祀土地神后，乡人聚餐的交谊活动之谓）之上。如果有养无敬，则与养犬养马何以区别？事亲并重在自爱自重，不可使父母担忧。所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曾子曾以此教导子弟，因而有“全受全归”之说，先人遗留给你的躯体，不可任意损伤，所以不可去作奸犯科，而被断肢斩首，所以自爱自重、全受全归为孝之第一步。
◎次为“事亲”，又谓“不辱”。即忠于职守，勇于负责。为君王效忠，为国家尽责，言行举止，庄敬自守，不可自取其辱。曾子曾于“祭义”中说：“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五者不遂（没做到），灾及于亲，敢不敬乎？”因此立身社会，若是放荡逾检，疏忽职守，作官不正，为人失信，战场怯懦，临阵脱逃，均属不孝！因而为人诟骂，为众不齿，为官府惩办，乃至于牵连父母，受侮受辱，甚至株连灭族，自为大不孝。故忠君报国，清廉操守，严正为官，战阵用命，才能“不辱”，均包含在“孝”之内。
◎最上为“立身”，即“尊亲”。要“立身行道，扬名后世，以显父母”。就必须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这也正是儒家所教导子弟奉为终身最高之目标。孟子说“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则独行其道。贫贱不移，高贵不淫，威武不屈，此之谓大丈夫”。张载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男儿志当有如此胸襟，有如此抱负，才可扬名显亲。堂堂正正，顶天立地。立身处世于天地间，自有原则，自有志节，自有气魄，自有持守，不为外在名利物欲左右。有所不为，也有所必为。不在名位大小，而在人格清高，不玷不辱。杀身舍生，只要有益于国家社会苍生，千古浩气长存，也是立身尊亲了。
五致与三戒之说，为纪孝行章中所强调。五致即：“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平日家居，必须对父母敬重，不可失礼；日常供养，必须尽心使父母欢愉、不可拂逆；若有病痛，则当操忧关切、尽力医疗、不可漠视；父母去世，应当守礼尽哀，以志痛悼、不可草率；祭礼之日，必须庄重，以诚以敬，以示祭如在，不可疏怠。
而三戒为“居上不骄，为下不乱，在丑不争。”儿女若有成就就骄恣张狂，则置父母于何地？故当谦卑自约。若贫贱低微，即自暴自弃、沮丧放荡，也使父母伤心，理应力争上进。若父母偏心，有所轻看，如遭斥责、歧视、冷落、怨恨，亦不必分辩抗争，仍应尽孝心，方是做到“在丑不争”。


结语
姑不论孔门原有无《孝经》及《孝经》究为何人所作，但自两汉历魏、晋、南北朝、隋唐以来，以迄宋之明、清，已订为儒家修身范本及社会道德最高规范。也超过二千二百年以上，其和中华民族文化道统水乳交融，并无违悖之处，而有贯通践扬之旨。应当不宜因有所存疑争议，而悉予抹煞扬弃。
夫子之道，原以孝悌为本。《孝经》自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无不以孝行为本。此为《孝经》首六章之义。子曰“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行也”，又曰：“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由上符天德，下闳圣治。自治国、事君、奉亲、养生、送死，有始有终，此孝经后十二章之旨。与论语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再告樊迟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岂不一贯相通？苟能身践力行，于世道人心，岂非莫大补益？
论语：“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大学亦云：“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悌，上恤孤而民不背，是以君子有洁矩（量度）之道也。”则《孝经》与孔门之本旨并无两致。诗经大雅所谓：“先民有言，询于刍荛（割草、打柴者）。”孟子所谓：“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备注）”有德之言，既皆可取，则《孝经》纵为汉代人托古伪作，又有何伤？况托古之说，尚遽难定论也。


备注：周朝的开国文献——“周书”，其中的一篇为“武成”，那是一篇描述周朝开国领袖周武王，讨伐商纣王的历史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