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之形势，视乎山川；山川之脉络，关乎都邑。然不考古今，无以见因革之变；不综源委，无以识形势之全。是书首以列代州域形势，先考镜也；次之以北直、南直，尊王畿也；次以山东、山西，为京室之夹辅也；次以河南、陕西，重形胜也；次之以四川、湖广，急上游也；次以江西、浙江，东南财赋所聚也；次以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自北而南，声教所为远暨也；又次以川渎异同，昭九州之脉络也；终之以分野，庶几俯察仰观之义与！

　　地道静而有恒，故曰方；博而职载，故曰舆。然其高下险夷、刚柔燥湿之繁变，不胜书也；人事之废兴损益、圮筑穿塞之不齐，不胜书也。名号屡更，新旧错出，事会滋多，昨无今有，故详不胜详者，莫过于方舆。是书以古今之方舆，衷之于史，即以古今之名，质之于方舆。史其方舆之乡导乎？方舆其史之图籍乎？苟无当于史，史之所载不尽合于方舆者，不敢滥登也。故曰《读史方舆纪要》。

天地位而山川奠，山川奠而州域分，形势出于其间矣。是书以一代之方舆，发四千余年之形势，治乱兴亡，于此判焉。其间大经大猷，创守之规，再造之绩，孰合孰分，谁强谁弱，帝王卿相之谟谋，奸雄权术之拟议，以迄师儒韦布之所论列，无不备载。或决于几先，或断于当局，或成于事后，皆可以拓心胸、益神智。《书》曰：与治同道，罔不兴；与乱同事，罔不亡。俯仰古今，亦可以深长思矣。

禹平水土，主名山川。《职方》辨州，惟表山薮川浸。司马迁作《史记》，昔人谓其能言山川条列，得《禹贡》之意，班、范诸家所不逮。唐太宗因山川形便，分天下为十道，《六典》所载，犁然可观。
是书亦师其意。两京十三司之首，皆列疆域、名山、大川、重险，俾一方之形势，灿列在前；而后分端别绪，各归条理，亦以详前人之所略也。

王者体国经野，于是乎有城邑。城邑定而方位列焉，缓急分焉，于是乎有山薮川浸。山川布而相其阴阳，察其险易，于是乎有关梁阻厄，为城邑之卫。自古及今，经理方舆者，不能异也。
是书于两京十三司各郡邑中，皆以此为次第，从同者则以例附焉，所以便于考索也。

　　城邑、山川、关隘之属，有特见者，如专言某城某山是也；有附见者，如言某山而附以某山，言某川而复及某水是也；有互见者，如言某山而旁及于某川某关，言某关而旁及于某城某山是也。

《地理志》始于班固，最为雅驯。刘昭《补后汉郡国》，参入古今地名，为功不少，所惜微有缪误耳。《晋志》仅存郛郭。《齐志》略标形似。沈约《州郡》，详而未精。魏收《地形》秽而不备。《隋志》兼及梁、陈、齐、周，裨益颇多，而经纬未尽。刘?句《唐志》略于天宝以后。欧阳氏略于天宝以前，功过不相掩也。《五代史。薛志》，曾见数条，较《欧志》颇胜。《欧志》无乃过略，与《宋志》详略失伦。辽金二《志》，《金志》差胜。明初《元志》缺漏，又在《宋志》之下也。
是书参考沿革，大约本之正史，而他书所见，亦节取焉。
虽然，秦汉城邑，其不可见于今者，盖什之二三。六朝以降，废置纷更，其不可见于今者，乃什之四五也。隋唐以来，边荒蛮落，时有兴革，其不可考者，亦什之一二矣。

　　从来沿革，有竟不入是书者。王莽篡汉，尽易天下郡县名号；侯景陷台城，契丹入汴，皆妄有改易之类是也。若夫晋弃中原，南北淆乱，州郡县邑，纷纭侨置，河南有广陵、丹阳之名，江渚有晋阳、太原之号；又疆埸战争，得失屡变，荒左依附，有无顿岐，循名责实，大都湮废。余力为考订，其引据不诬，义类可据者，悉为采入。至传闻互异，史氏浮靡史臣撰述，往往地属前朝，而讳从当代。如《晋书》《隋书》，皆讳虎为武，讳渊为泉之类，或地名相同而方域绝异，地名本异而里道正同，千里毫厘，未尝敢忽也。

　　古人著述，类皆慎重。《左氏传》析实白羽，夷实城父，慎之也。杜氏《释传》，或但曰鲁地、齐地，或竟曰地阙，不敢强为之辞也。
盖寡陋之过小，缪戾之罪大。
近世言方舆者，依据失伦，是非莫主；或一事而彼此相悬，一说而前后互异；称名偶同，漫为附会，传习不察，竟昧繇来；欲矜博洽之名，转滋缪戾之罪。
余不敢妄为附和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