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衷主义，又名中庸主义，它容易跟辩证混淆。
一般情况下我们认为折衷与极端是反义词。“极端”的人总是要把某样事情某种理念贯彻到“极致”。那么“辩证”是“极端”的反面吗？
抗战时期，我党联合了许多许多人。联合中农富农，后来地主也可以联合；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到后来，甚至联合了“英美资产阶级在中国的代理人”(这就是当年我党对于蒋的定论）
“大土豪、大劣绅、大军阀、大官僚、大买办们的主意早就打定了。他们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在说:革命(不论什么革命)总比帝国主义坏。他们组成了一个卖国贼营垒，在他们面前没有什么当不当亡国奴的问题，他们已经撤去了民族的界线，他们的利益同帝国主义的利益是不可分离的，他们的总头子就是蒋”
在当时，一切大资产阶级都是帝国主义在华利益的代理人，不过，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具体到当时就是“英美帝国主义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所以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当前任务下，代表英美资产阶级的蒋就<在当时>成为了联合对象。
于是，折衷主义者有些激动，仿佛他们心中的“预言”被证实了：蒋也是可以联合的、官僚资产阶级也是可以联合的、民族资产阶级也是可以联合的、资产阶级也是可以联合的…“我就说嘛，果然没有什么人事物是绝对正确绝对错误的……”
大错特错。
我党联合官僚资产阶级，是因为当时的历史任务——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基于这个任务，我们需要更大的力量，因此，我们才进行联合，而且要把“联合”这件事做到“极致”，也就是所谓“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
所以，这样的做法具有时效性。
折衷主义者忽视时间顺序、因果先后，总是企图“用一套方法、用同样地态度来对待所有的事”这恰恰是辩证的反面…辩证，恰恰是要力图达到极致，对于不同的事，有不同的极致。而区分“要用什么态度什么方式来对待这些不同的事”，这是辩证者要终身学习的命题。
我认为，雷锋才是辩证的典型。“爱憎分明不忘本，立场坚定斗志强”，这并不是雷锋精神的附加条件，而是前提，这是共产主义品德的前提。一个辩证的人，就应该是对同志百般温柔，而对敌人百般冷酷。
只不过，好人是可以变坏的，坏人也可以变好。当客体性质发生改变时，主体的态度也需要发生转变，这才是明智的。
这很难判断、很难摸索，因为世界是复杂的，关系是流动的，矛盾是多样的。但是这正是“辩证”这个课题所要研究的任务。
值得注意的是，“辩证”并不是要取消“中立”。有很多事情，就是“两方都好”或“两方都不好”，或者纯粹就是误解。就比如“我弟弟妹妹之间闹矛盾”。这样的事情我们当然需要保持中立。
折衷主义者此时又要跳出来攻击我：你口口声声说要爱憎分明，现在又保持中立，真虚伪！
错，因为我把握了一个事件的性质，我弟弟妹妹都是值得我爱护的人，两方皆好，只是因为一些误解而造成矛盾。我处理“两方皆好”、“两方皆坏”、“有好有坏”等不同性质的事件时所采用的态度是不同的，所以这当然属于辩证，这与万事无立场的“中立客观者”自然不同。
而谁是披着“中立客观”外皮的阴谋家，就需要大家擦亮双眼明鉴，它们总是劝你“要辩证地看待问题”，实际上就是让你放弃立场，举起双手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