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观点认为，宋代皇帝对唐末五代的PTSD导致基层力量被抽干，这虽然终结了率兽食人，但也导致了“皇权不下乡”。政府对基层控制力下降的结果是基层董化，因为缺少公权力维护秩序只能靠多子多福重男轻女维护自己的利益，社会的熵增程度大大加深。元和清都是中国朝着印度北方邦大步前进的时代，明有抑制这种趋势的行动，但未能逆转。清朝则是彻底放飞自我，皇帝个人崇拜达到巅峰的同时底层董化到了令人窒息的地步（清末中国人的面貌：底层互害，无限生育，目不识丁，乱砍乱伐导致山全是秃的，与现在的一些粪坑国家何其相似）。这一现象直到21世纪才基本消灭，但仍有漏网之鱼，比如董王本王。由此可以解释另一个问题，360°扶贫的意义不是让经济数据更好看而是实现中央对基层的把控补齐短板从而确保社会整体没有熵增的趋势，如果存在短板地区那整个社会都会有朝印度滑落的危险（原生态董子董孙凉山彝族和黑绿印这种经典下头群体有区别吗，所以必须用扶贫和教育把他们变得至少不那么下头）。这一叙事还可以否定洼地秦制论和自由民主经，清末的中国不是中国历史上的常态，变成那样恰恰是丢弃了所谓“秦制”“编户齐民”后社会不断熵增的结果——越是中央能做到编户齐民的国家，越能打外战，能发展文明，社会能进步，这也是白皮在文艺复兴后发展迅速，二战尤其冷战后费拉化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