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回顾性评估了2009年至2021年间接受p期IB NSCLC完全解剖切除术的344名患者。其中，115名患者在排除了鳞状细胞癌、野生型EGFR、未知EGFR状态、罕见EGFR突变、未进行纵隔淋巴结清扫或术前治疗的患者后被纳入本研究（补充图1）。每位患者的病历均进行了审查，并根据第八版肿瘤-淋巴结-转移（TNM）分类标准在我院重新分类肿瘤分期。本回顾性研究已获得驹泽大学医学部机构审查委员会的批准（E23-0255）。书面知情同意的要求被豁免。
前5年每6个月随访一次，此后每12个月随访一次。每次门诊就诊都进行胸片和血液生化检查，包括癌胚抗原（CEA）。每年进行一次胸部CT或18f-fuoro-2-脱氧葡萄糖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CT检查。必要时进行头颅CT和磁共振成像。复发的诊断是基于癌症复发的放射学证据和/或肿瘤活检的病理证据。
患者特征见表1。115例患者中包括44例男性（38%）和71例女性（62%），中位年龄为70岁。60例（52%）患者不吸烟，67例（58%）为纯实体瘤，48例（42%）为部分实体瘤，100例（87%）接受了肺叶切除术。p期IB的细节为浸润性肿瘤≤3cm伴胸膜侵犯56例（49%），浸润性肿瘤单独为3-4cm41例（36%），浸润性肿瘤3-4cm伴胸膜侵犯18例（16%）。112例（97%）患者被诊断为腺癌，3例（3%）患者被诊断为腺鳞状细胞癌。腺癌的主要亚型为54例（48%）乳头状，腺泡42例（38%），9例[8]，6例（5%），1例（1%）。在84例（73%）患者中检测到Lepidic成分。最常见的腺癌分级为69例（62%）为2级，32例（29%）为3级，11例（10%）为1级。
关于EGFR突变状态，64名患者（56%）携带外显子21 L858R突变，51名（44%）携带外显子19缺失。34名（30%）患者接受了辅助治疗。辅助治疗的具体情况如下：31名患者（27%）接受UFT，2名（2%）接受S-1,1名（1%）接受铂类双药治疗。没有患者接受过辅助EGFR-TKI治疗。与部分实性组相比，纯实性组的CEA水平（p=0.02）、病理肿瘤大小（p=0.04）、淋巴侵犯（p=0.02）和血管侵犯（p<0.01）显著更高。两组中接受辅助化疗的患者比例没有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p=0.41）。
部分固体组从临床(c)期IA到p期IB的发生率明显高于纯固体组（83.3% vs. 49.3%，p<0.01）。纯固体组33例患者分期上升的原因为28例（85%），浸润性肿瘤3例（9%），浸润性肿瘤3-4cm，胸膜浸润2例（6%）。部分固态组40例患者分期上升的原因为22例单纯胸膜浸润（55%），浸润性肿瘤3-4cm16例（40%），浸润性肿瘤3-4cm，胸膜浸润2例（5%）。在73例上分期患者中，部分实性组浸润性肿瘤大小为3-4cm的发生率明显高于纯实性组（45.0% vs. 15.2%，p=0.01）。相比之下，纯固体组的胸膜侵犯率明显高于部分固体组（90.9% vs. 60.0%，p<0.01）。
中位随访时间为70.2个月。部分固体组的DFS明显优于纯固体组（5年DFS，86.8% vs. 45.3%，p<0.01；图1a)。部部分固体组的总生存率也明显优于纯固体组（5年生存率：91.0% vs. 81.1%，p=0.09；图1b)。多因素分析显示，CEA（p<0.01）和纯实体瘤（p<0.01）是DFS的独立预后因素（表2），而病理因素和EGFR突变状态则不是独立的预后因素。根据纯固体组和部分固体组的辅助化疗状态评估5年的DFS（图2）。在纯固体组中，佐剂组和非佐剂组之间的DFS无显著差异（5年DFS，43.6% vs. 46.8%，p=0.67；图2a)。在部分固体组中，辅助剂组和非辅助剂组之间的DFS无明显差异（5年DFS：90.9% vs. 85.3%，p=0.83；图2b)。
在115名患者中，有37人（32%）检测到疾病进展。初始疾病进展模式如下：12人（32%）出现局部肿瘤进展，15人（41%）出现远处转移，10人（27%）同时出现局部和远处转移。纯实性组的疾病进展率显著高于部分实性组(p<0.01；表3）。图3显示了基于是否存在GGOs的CIR。纯实性患者的肿瘤的复发风险高于部分实体肿瘤患者（5年CIR，49.9% vs. 9.0%，p<0.01）。在纯固体组的67例患者中，10例（15%）有局部进展，12例（18%）有远处转移，10例（15%）同时有局部进展和远处转移。在局部组的48例患者中，2例（4%）有局部进展，3例（6%）有远处转移。没有患者同时有局部区域的病情进展和远处转移。在局部无进展生存期（91.6 vs. 65.5%，p<0.01；补充图2a）和无远处转移生存期（86.2% vs. 59.6%，p<0.01；补充图2b）。在37例有疾病进展的患者中，31例接受了TKIs治疗（29例一线治疗，2例二线治疗）。6例因年龄导致身体素质下降，2例病情进展，术后拒绝治疗，2例因肺叶切除术后观察肺内复发，不能使用EGFR-TKIs。纯实体瘤和部分实体瘤在疾病进展后的EGFR-TKI的比例上没有明显的差异（p=0.81）。

讨论
我们调查了EGFR突变的p期IB NSCLC合并纯实体和部分实体肿瘤患者的术后生存结果。据我们所知，这是对EGFR突变的p期IB NSCLC的首次研究，重点关注放射性GGO成分对生存结果的影响。部分固体组的DFS和OS明显优于纯固体组。
在本研究中，病理因素，如胸膜和淋巴血管侵犯，被认为是DFS和复发的强预后预测因子，而不是预后预测因子。由于本研究的研究对象为p期IB，>中60%的人群有胸膜侵犯，比淋巴血管侵犯更常见。事实上，55%的局部复发部位为同侧胸膜播散，在所有胸膜播散的病例中均发现胸膜侵犯。因此，淋巴血管侵犯可能不是DFS的一个重要的预测因子。此外，纯固态组和部分固态组之间的胸膜侵犯频率没有明显的差异，提示胸膜侵犯并不是DFS的预测因子。
在我们的研究中，辅助化疗主要采用UFT，在基于TNM分类（第8版）的EGFR突变p期IB NSCLC中，无论是纯实体瘤还是部分实体瘤，均未改善无病生存期。因此，对于EGFR突变p期IB NSCLC，辅助UFT可能并非必要。本研究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数据是从日本一家机构回顾性收集的，且纳入的患者数量相对较少。因此，统计效力可能不足以保证结果的可靠性。其次，术后颅脑检查根据需要进行，但并非强制性，这是由于研究的回顾性质所致的一个局限。尽管如此，本研究提供了关于放射学GGO成分在肿瘤预后中的重要性和辅助奥希替尼在EGFR突变p期IB NSCLC中被认为必要的人群的新信息。基于多中心研究的验证将是必要的，以阐明辅助奥希替尼在纯实体瘤和GGO肿瘤中的预后相关性和疗效。
总之，在EGFR突变的p期IB NSCLC中，纯实体瘤是复发的重要预测因子。放射学上的纯实体肿瘤可能是辅助奥西替尼改善生存结果的候选者，尽管这对于EGFR突变的p期IB NSCLC中存在GGO成分的患者可能不必要。

之前看一些报道,1A期,ctr小于35%的混磨预后极少复发,ctr＞75%,复发率在1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