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品退人才有许多专著和论文论证了,研究选官制度没法实事求是分期讨论的,也不必多说,在当时的条件下(莫忘了还没有大规模铺开纸张的应用和印刷术)九品官人法比汉察举先进,选官权力收归中央。文帝时期更是有取士不限年诏为辅,要求人才质量、压制地方乡议“一言堂”更多一些,并没有背叛其父“唯才是举”的路线。
小心眼kill大臣则未免把君主kill大臣看得太简单了,鲍勋案存在许多疑点,从廷尉正刑五岁的初判到交罚金提议,再到后面群臣求情,丕要将高柔调开又调回,中间要求处理整个审理链条上的人……不是一个因小心眼激情kill人的行为,而更像是一个政/治事件。但魏晋史料不足,这些都出自传记,且描述极为简要,只能整理出大概事件而没有时人笔记,文献作为佐证,实为遗憾。
至于诛杨俊,除却破朔迷离的曹植党一说,我看与重杨俊涉及魏讽叛乱一事也许更有关联:
太祖征汉中, 魏讽等谋反, 中尉杨俊左迁。 【◎ 《杨俊传》 : 魏讽反于邺,俊自劾诣行在所,左迁平原太守。 】太祖叹曰: “讽所以敢生乱心,以吾爪牙之 臣无遏奸防谋者故也。安得如诸葛丰者,使代俊乎! ” 【诸葛丰,事见《诸葛诞传》 。 】桓階曰: “徐奕其人也。 ”太祖乃以奕为中尉……
这场叛乱史书描述也简略,丕对涉事人员的处罚很重,连好友王粲的二子都被株连,也不是简单的“小心眼”。在梳理评价历史事件时,切忌先入为主和庸俗化,此两例极容易因此误判。
曹子桓在位期间恢复了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完成国/家正常化,复通西域,又休养生息,行九品官人法收选官权归中央,但征孙权无果,于顶层权力设计上有不足。总体而言,我认为就如马植杰所说,是个中等偏上的君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