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宗朝虽然早期做出了一些改变,但我认为矛盾在末期开始集中爆发。虽然有灾荒的影响,也暴露了不少潜在的问题,并没有那么光鲜。
李东阳于弘治十四年闰七月奉旨前往曲阜祭祀孔庙,途经直隶、山东、河南等地时,目睹黄淮水灾后的民生惨状。据《明孝宗实录》记载,当年夏秋之际,黄河决口导致河南开封、归德及山东兖州、济南等地洪水泛滥,“饥民采野菜、树皮为食,鬻妻卖子者相望于道”。李东阳在奏疏中描述所见:“臣所过州县,仓廪十室九空,官吏束手,饿殍塞途。”其文集《怀麓堂集》收录的奏疏明确指出,地方官员因畏惧追责而隐瞒灾情,继续催征税粮,导致灾民流离失所,地方户籍册籍虚悬。
李东阳在奏疏中提出三项建议:请求拨发太仓银三十万两、漕粮五十万石用于赈济;严惩隐瞒灾情的地方官员并选拔清廉官员督办救灾;疏浚黄河故道并缩减皇室开支以缓解民困。朝廷对此作出部分回应,下诏拨付太仓银二十万两、漕粮四十万石,减免灾区当年税粮,并罢免山东布政使等十二名官员,任命右副都御史王璟督办赈灾。然而据《明孝宗实录》记载,实际到灾区的漕粮因运输损耗不足三十万石,损耗异常。黄河治理所需经费高达百万两,朝廷无力承担,官僚藩王侵占田土的问题亦未解决,流民难以返乡复业。
弘治朝官方统计的户口增长与田赋数据存在矛盾。据《明孝宗实录》,弘治十七年登记在册的田地较成化二十三年减少六十五万顷,但税粮总额微增,学界认为主因是土地清丈导致账面亩数变化,非实际产量提升。成化末至弘治末,太仓存银据后世推算从约六百万两降至不足百万两,而九边军费支出约占太仓岁入四至五成。李东阳的奏疏揭示部分地区减免税粮未落实。河南周王、德王等藩府占田数万顷,导致部分灾民无地可耕。弘治朝推行的“筑堤束水”治河策略短期内稳定河道,终因后续治理失当,嘉靖年间水患复发。
李东阳的奏疏揭示了地方官员通过虚报户籍制造“户口增长”假象,而所谓减免税粮多未落实,灾区仍被横征暴敛。河南地区土地兼并严重,导致灾民无地可耕,但奏疏未敢触及地方利益。边防压力迫使朝廷将财政支出用于九边军费,进一步挤占救灾资金。而弘治朝推行的“筑堤束水”治河策略因技术局限,反而导致河道淤积,为嘉靖年间更严重的水患埋下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