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说一说国企和私企相关问题
2024-10-20 13:49
中国是中庸混合经济体。公有制企业和私有制企业都是不可少的。偏激否定哪一种经济模式都是错误的。
国企与私企是各有特点。而且他们的特点基本是互补的，可以通过相互竞争，相互平衡制约对方的缺陷。可以让经济更协调效率发展。
公有制企业的特点是 受职于政府，所以他的经济活动更看社会效应，对利润的贪婪更小。因为他的利润并不是全部归管理者，管理者也不能继承企业，管理者绩效也不完全看利润。
这个因素产生的积极效应就是国企管理者或者国企更倾向于完成有社会效益的经济活动。就算这个经济活动并不赚钱。比如在边远地区修建高铁，公路，修移动通讯基站，拉电线杆。这些对于国土完整，对于整个社会的普惠公平有利。但是并不赚钱。而且国企的利润会去充实养老金基金，这更是完成社会责任，没有企业经济效益。
对于偷税漏税，和某些灰色违法活动，擦边钻空子的积极性，冲动也低，于是社会管理成本低，相对好管理。
而产生的消极效果，就会造成国企对于高效率赚钱，和降低企业成本的技术和经济活动不敏感和相当迟钝。这就造成企业经济活动效率提高不迅速，不主动，不敏感。
如果市场中，或者经济活动中单纯只有国企，没有私企，那么在没有追求高效率的私企的比较，大家是不知道国企这个效率是低还是高的。于是也就大家包括企业自己都没有提高效率的积极性和意识。
而私企的 特点就是企业属于老板，利润全部被老板拿去。于是私企对赚钱效率，对于利润的渴求是强烈和贪婪的。
其产生的积极效果，就是私企对立刻可以赚钱的技术反应是灵敏和高效率的，对于成本的压缩是孜孜以求的。当然这是私企在有充分竞争的市场中的表现。
产生的消极效果就是 偷税漏税，破坏劳动法，钻法规空子的积极性冲动高，漠视社会效益的倾向高，难管理，社会管理成本高。对政府管理要求，经常阳奉阴违，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甚至扭曲政策原意（比如信息平台查敏感词，会成为扩张信息平台自己意识形态的工具，转移社会矛盾）。
如果市场私企完成了垄断。他的消极意义会更突出，垄断性质的私企一样会消极，迟钝，浪费，并且拉大社会贫富差距。富人生活环境和穷人的生活环境差距越来越大，自然富人对于穷人就越来越缺乏感同身受的能力，也就对底层民众的生活越来越缺乏同情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何不食肉糜，不是他天生蠢或者心肠坏，是生活环境差距太大了，是环境的恶，是恶的环境对人的驯化。）。所以私人企业对于压缩人力成本会越来越严酷。这就会激化社会矛盾。
还有就是私企的投资短视，技术短视。私企倾向赚取短期立刻能获得利益的快钱，哪怕长远不利于自己发展的路径。而眼前没有利益，但是有长期利益的经济活动路径， 私企一般很难选择他。一方面因为这是人性的弱点，而且市场竞争压力放大了这个人性的弱点。
特别是中国私企在国外垄断资本的压迫下，在世界市场处于弱势地位，并且本国企业之间也存在激烈竞争下，很多中国私企他下意识就只是选择眼前立刻可以获利的路径，而不是追求长远发展的路径。
中国手机产业发展模式可以说充分反应了这个特点。
在最开始安卓系统和ARM芯片性能还比较低，生态不完善的时候，是中国手机厂商不想着自己联合起来搞一个自己中国企业主导的手机生态，而是一窝蜂赚快钱全部选择了安卓系统和ARM芯片，没有一个敢去坚持发展自己的系统自己的芯片（包括ZF决策也受到影响）。中国手机厂就在AA体制下，生态下卷生卷死，赚点辛苦钱。而ARM公司和安卓系统，从中国企业赚取了海量资金。有了这些资金ARM和安卓迅猛迭代，经过十几年迭代发展ARM 芯片和安卓系统的技术生态已经发展得非常完善和庞大。这个生态体系在中国手机企业面前就是高耸如云的大山。这座大山相当大部分是中国的手机企业一捧土一捧土垒起来的。而现在这座大山并不是一个可以让中国企业随便登临的风景，而是变成压在中国手机企业身上的大山。中国手机企业以前有多成功，现在就有多憋屈，身上的大山就有多沉重。
最开始没有人 想到这个结局吗？ 肯定有的。但是私企的贪婪和市场竞争压力造成了私企短视几乎不可避免。这就是人性。所以私企并不能完全依赖，自由市场也不可完全皈依。谁这么干，谁就会像拉丁美洲一样在中等收入陷阱里不停起起伏伏地轮回。甚至造成社会动荡。
再说国企垄断问题。
国企是国家所有，全民所有，所以国企从体制上是避免了垄断。垄断是对私企来说的，是大部分利益被少数私人所有，这叫垄断。而国企是全民所有制，体制上就不存在垄断。国企就算有一些经济活动过于挤压了私企的市场空间，政府也可以一声令下就让一些国企退出。比如当年国企退出房地产市场。这行为是垄断行为吗？这要是放在私企，社会不吵翻天，甚至要送走一部分人才行。所以就算国企有一些所谓“垄断”行为也容易处理，对于社会经济不是大事。
国企可以盈利吗？
一些人说国企不应该进入盈利市场，应该进入社会公益领域，或者一些只亏钱不赚钱的领域。
这是说的好听。一个企业不盈利他就不叫企业，就不能发展，只能不断萎缩，乃至消亡。而且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企业是社会的经济基础。如果经济基础不盈利他怎么作为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
另外一个问题国企是国家税收的基石。可以说如果没有国企的利润税收，国家的税收永远不够用。因为私企有无数种办法合法避税（这还只是合法不说违法的问题），到了最后就是国库空虚。
古代的例子就是明末，富佬豪强一毛不拔，皇帝“不与民争利”，于是国库很快空掉，打仗没钱，军队废弛，拖欠官吏工资（李自成失业），赈灾也没钱，地方管理失控，国家到处烽烟。
现代的例子就是像美国这样世界最发达国家，有金融霸权，军事霸权，技术霸权，的国家，有世界最繁密的法律，但是政府赤字一样一飞冲天。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私企的贪婪，如果没有约束，他有积极性发明无数种办法合法回避税收。
乃至扭曲意识形态，扭曲法律。比如“（狭隘的）不与民争利”比如发明"新自由主义""小政府"，比如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 所以一个国家如果税收来源只是靠私企，那么他最终只会走向国库空虚，赤字飞天。这是人性使然，不是法律完善不完善的问题。
有人说或者让政府执法严厉一些就可以把税收收起来。 一样不行，因为如果市场经济活动主要是私人企业，那么政府必然要和私企合作，或者叫勾连。因为政府做啥不要钱呢?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而且就算政府里有强硬的势力，可以强硬起来，但是，政府对于 市场行为是有信息不对称，有信息壁垒的。如果没有国企参与其中经济活动，政府是不知道某个行业收多少税合适的。只能私企说多少是多少。 于是很容易走极端，要么死命收，这自然会杀死社会经济活动（一管就死），但最大可能是走向富有魅力的“无为而治”，“不与民争利”，“垂拱而治”的美好幻象。税收也就自然收不上来了（一放就乱）。乱比死好，所以私企为主体的社会最终会走向乱。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最后社会利益不断向少数私人垄断，造成社会贫富巨大鸿沟，以至于导致社会思想矛盾撕裂崩溃。也就无法抵抗，内部社会动荡，外部敌国入侵。
如何解决？就是让国企和私企同领域竞争。
必须是同领域竞争，不然不构成竞争。比如国企造火箭，私企搞视频平台，这两个基本不构成竞争关系。所以国企和私企必须同领域才构成竞争。
而公有制的国企是有能力通过竞争，规范抑制私企的过分贪婪。
比如私企如果给打工者的工资福利过低，打工者自然就倾向去国企这种福利给足的企业。这种人才雇佣之间的竞争就可以迫使私企给够工资福利。或者国企给了榜样，社会自然照着做。
如果一个领域没有国企对私企竞争，那么私企就倾向不断压缩打工人的利益，螺旋下滑。以至于打工人没有时间资源，消费，结婚生育抚育。同时大量产品滞销。人口萎缩。这时候社会就进入了通缩的经济危机。乃至人口危机。
换句话通过这种市场竞争，规范私企贪婪的同时，会把一部分财富合理合法截留到了国企体系内。而国家就可以通过国企的财富补足国库，去做转移支付，平衡财富差距。比如，去投资边缘地区基础设施，去做高难度技术设备开发，投资基础科学研究，投资基础教育，基础医疗，等等社会财富平衡工作。不然国家肯定拿不出钱做财富平衡转移，会陷入财政赤字危机。
就算收税，因为国企参与了相关行业经济活动，对相关行业信息自然知根知底，而国企对政府是信息透明的，这时候政府和相关行业的信息壁垒，信息不对称就消除了。政府有了这些信息，才能科学恰当地制定相关行业的税收和其他管理措施。
当然反过来同样，私企可以通过竞争迫使国企提高效率。如果一个经济领域，没有私企作为比较竞争，大家是不知道国企的效率会怎样的低。有了私企高效率的对比，自然就有利于改进国企的效率低下问题。对于人才也是同样，如果国企人浮于事 无所事事，人才就会离开国企，进入私企。
所以竞争有利于国企和私企克服他们自有的缺陷，发扬他们自有的优点。这就是中国中庸经济体制的优越性。
所以那种禁止国企进入盈利市场领域，断开国企和私企之间竞争联系的想法是十分错误和有害。相当于阉割了中庸经济体的一大半优越性。
除了少数天然垄断领域只有国企，所有领域包括盈利领域都应该同时存在国企和私企，让他们相互竞争。这才是健康的。
当然如果有一些行业不适合私企进入，为了提高国企效率，也可以组建多个国企或者实体，让这些实体相互竞争，通过竞争，提高效率。比如成飞和沈飞两企业，制造高端3代战机，和5代战机，因为他们之间存在竞争，效率可以说非常高。结果造出J10, J16, J15,J20，等世界先进行列的战机，成果也是很可喜的。
中国现在经济问题很大一部分问题就是平台基本都是私人平台。微博，电商平台，视频平台，物流平台（存在中国邮政还好）。
而私有平台通过平台独占或者平台联盟产生少数人垄断，对个人和小私人经济体产生了巨大压力，甚至一些平台控制社会意识形态。这是不健康的。
所以国企应该进入平台参与，通过竞争，让小经济体，有另一个可选项。抑制私有平台的对效率片面的贪婪。纠正意识形态的偏差。
上面笼统说公有制企业效率低相对私企低。这种说法还是有很多问题的。下面再多说一下。（这个结论不变。公有制企业和私企特性互补，可以通过竞争相互促进，相互制约 ）
应该说私企对于赚钱特别是短期就能赚钱的项目是极其热衷和有效率。而国企对于政府任务响应更有效率。
因为国企是向政府负责，所以他倾向于完成政府的任务，而政府的任务往往赚钱经济效益不是第一位，而社会效益优先级更高。当然政府也会要求企业兼顾社会效益下去 赚钱。
那些不赚钱的项目，类似向边缘地区修筑铁路，加设电杆，修基站，基本是公益性任务国企的效率相对就高。或者啃一些极其高难度的技术设备。比如为了造航母可以说至少节衣缩食奋斗了四十年。
而私企是对赚钱的经济行为响应更有效率。特别是那种短期内立刻能赚钱的经济项目反映的效率非常高。
这里把赚钱的项目分两种，第一种是前期长时间亏本投入，最后才能赚钱的项目。第二种是短期内就能赚钱的项目，
国企能够在政府的长期要求下作好第一种项目。但国企他也不会自发会做第一种，因为第一种项目是反人性的，是要受苦的。而人性都是短视，好逸恶劳。只有政府去长期要求国企才能慢慢把第一种项目做好。
而私企行为是放大的人性，所以大部分私企，会充分体现人性的贪婪和短视。当然合法的贪婪和短视是被允许的，也是一股推动社会和技术发展的力量。
所以私企一般只会选择第二种赚钱的项目。
第二种赚钱项目也要分两种。
一种项目短期内能看到赚钱，但是远期看，其实没钱赚，或者只能赚辛苦钱。这就类似中国手机企业，一窝蜂蜂扑进入ARM 安卓体系下，当个超级组装厂。
还有一种是市场领先企业，率先开发出产品，然后一步快，步步快，不断迭代升级开发赚钱。只要在迭代期间，每一步，都能赚到钱，这种技术开发模式私企干起来效率也是非常高的。
ARM和安卓是这样。中国的电动汽车，电池体系也是如此。
还有一个比较敏感，微妙的因素会影响企业的效率，这就是员工的主动性和主人翁感。
国企属于国家，国家属于人民，所以原则上国企员工是在给国家打工，相当于是给自己打工。作为高傲的中国人，为国家打工，文化传统上接受度是比较高。这就让国企员工在某些微妙的时候的效率非常高。
而私企属于老板，这个利益分配格局，让员工和老板之间利益矛盾基本是无解的。当年某商界大佬从全民爸爸，变成了网上被讽刺的吸血鬼代表，基本勾勒出了中国员工和老板之间矛盾激化的曲线。
我不知道国外愚民如何看待这种事情。但是作为特别高傲的中国人，你让他苦一苦自己，老板就可以换玛莎拉蒂了？他多半就会消极怠工。就像当年军阀下面的士兵，听到枪声就开始逃跑，他们都感觉为了吃饭的几个钱，把吃饭的家伙搞没了不值得。
这种情况会让私企的规模扩大后效率很微妙得快速下降。
怎么解决这个难题呢，一种是私企规模小，老板人盯人。一种就是老板自己有魅力，把自己涂抹成人类的救星，社会栋梁，为老板干活就是为人类干活，比如 马斯克 这种。
或者就类似华为这种， 员工执股，明确员工企业的主人地位，当然这种就基本向公有制经济体系靠拢了。
政府市场管理既当裁判员有当运动员的问题。
国企是政府组建。而市场是政府管理。一些人就诟病这种经济结构是政府，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是一种市场不公平。
首先市场不管是否所谓公平，都不是最终的目的，最终的目的是发展国家经济。从改开以来，国企一直是中国经济体的中流砥柱，和压舱石。中国这几十年的发展成就，这种经济模式功不可没。实践证明，这猫能抓老鼠。所以，一些人心中所谓的，某种理论定义的市场公不公平，就不重要。
另外。中国是人民政府，不是帝制，更不是某个私人资本的私兵。所以政府追求的目标是市场整体的和谐发展，这最适合中国的长期利益。并不是某个国企赚到越来越多的巨量的钱。如果政府只是想国企赚钱，那么就不会让国企去边疆，贫困地区修公路，修铁路，架电杆，立基站.....因为这一点不赚钱。 有了这些基础设施，私企电商也可以把商品买到全国各地。
所以政府是有动机，有动力，也有能力，保持某种意义的市场公平。这毋庸置疑。这里这只存在一个方法性问题。
如果国企的扩张真的阻碍了经济市场繁荣和发展，政府也有能力让国企让出利益，比如 让一些国企退出房地产市场。更早的改开初期政府让巨量的国企破产消失。
所以这不是大问题。没必要有理论洁癖。所谓理论也不一定正确。
另外，某些时候的不公平，其实也是对 国企负担更多社会责任任务（前面说了多次）的某种意义平衡。是另一种意义的公平。
另外这种所谓不公平某些时候是一种有用的保持经济健康发展的调节手段。比如国企逆周期投资。
国企可以破产消失吗。
具体某个国企可以破产消失。有一些国有企业管理混乱，剪不断理还乱，就不如破产消失。但是某个行业不能让国企这个种类彻底消失。否则就破坏了中庸经济体制的格局。让私企失去了制约。所以某个具体的国企可以破产消失，但是某个行业如果出现国企这个种类的企业消失，就应该要立刻重新组建一个或者几个新国企进入这个行业。参与相关的竞争。
2024-10-20 13:49
中国是中庸混合经济体。公有制企业和私有制企业都是不可少的。偏激否定哪一种经济模式都是错误的。
国企与私企是各有特点。而且他们的特点基本是互补的，可以通过相互竞争，相互平衡制约对方的缺陷。可以让经济更协调效率发展。
公有制企业的特点是 受职于政府，所以他的经济活动更看社会效应，对利润的贪婪更小。因为他的利润并不是全部归管理者，管理者也不能继承企业，管理者绩效也不完全看利润。
这个因素产生的积极效应就是国企管理者或者国企更倾向于完成有社会效益的经济活动。就算这个经济活动并不赚钱。比如在边远地区修建高铁，公路，修移动通讯基站，拉电线杆。这些对于国土完整，对于整个社会的普惠公平有利。但是并不赚钱。而且国企的利润会去充实养老金基金，这更是完成社会责任，没有企业经济效益。
对于偷税漏税，和某些灰色违法活动，擦边钻空子的积极性，冲动也低，于是社会管理成本低，相对好管理。
而产生的消极效果，就会造成国企对于高效率赚钱，和降低企业成本的技术和经济活动不敏感和相当迟钝。这就造成企业经济活动效率提高不迅速，不主动，不敏感。
如果市场中，或者经济活动中单纯只有国企，没有私企，那么在没有追求高效率的私企的比较，大家是不知道国企这个效率是低还是高的。于是也就大家包括企业自己都没有提高效率的积极性和意识。
而私企的 特点就是企业属于老板，利润全部被老板拿去。于是私企对赚钱效率，对于利润的渴求是强烈和贪婪的。
其产生的积极效果，就是私企对立刻可以赚钱的技术反应是灵敏和高效率的，对于成本的压缩是孜孜以求的。当然这是私企在有充分竞争的市场中的表现。
产生的消极效果就是 偷税漏税，破坏劳动法，钻法规空子的积极性冲动高，漠视社会效益的倾向高，难管理，社会管理成本高。对政府管理要求，经常阳奉阴违，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甚至扭曲政策原意（比如信息平台查敏感词，会成为扩张信息平台自己意识形态的工具，转移社会矛盾）。
如果市场私企完成了垄断。他的消极意义会更突出，垄断性质的私企一样会消极，迟钝，浪费，并且拉大社会贫富差距。富人生活环境和穷人的生活环境差距越来越大，自然富人对于穷人就越来越缺乏感同身受的能力，也就对底层民众的生活越来越缺乏同情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何不食肉糜，不是他天生蠢或者心肠坏，是生活环境差距太大了，是环境的恶，是恶的环境对人的驯化。）。所以私人企业对于压缩人力成本会越来越严酷。这就会激化社会矛盾。
还有就是私企的投资短视，技术短视。私企倾向赚取短期立刻能获得利益的快钱，哪怕长远不利于自己发展的路径。而眼前没有利益，但是有长期利益的经济活动路径， 私企一般很难选择他。一方面因为这是人性的弱点，而且市场竞争压力放大了这个人性的弱点。
特别是中国私企在国外垄断资本的压迫下，在世界市场处于弱势地位，并且本国企业之间也存在激烈竞争下，很多中国私企他下意识就只是选择眼前立刻可以获利的路径，而不是追求长远发展的路径。
中国手机产业发展模式可以说充分反应了这个特点。
在最开始安卓系统和ARM芯片性能还比较低，生态不完善的时候，是中国手机厂商不想着自己联合起来搞一个自己中国企业主导的手机生态，而是一窝蜂赚快钱全部选择了安卓系统和ARM芯片，没有一个敢去坚持发展自己的系统自己的芯片（包括ZF决策也受到影响）。中国手机厂就在AA体制下，生态下卷生卷死，赚点辛苦钱。而ARM公司和安卓系统，从中国企业赚取了海量资金。有了这些资金ARM和安卓迅猛迭代，经过十几年迭代发展ARM 芯片和安卓系统的技术生态已经发展得非常完善和庞大。这个生态体系在中国手机企业面前就是高耸如云的大山。这座大山相当大部分是中国的手机企业一捧土一捧土垒起来的。而现在这座大山并不是一个可以让中国企业随便登临的风景，而是变成压在中国手机企业身上的大山。中国手机企业以前有多成功，现在就有多憋屈，身上的大山就有多沉重。
最开始没有人 想到这个结局吗？ 肯定有的。但是私企的贪婪和市场竞争压力造成了私企短视几乎不可避免。这就是人性。所以私企并不能完全依赖，自由市场也不可完全皈依。谁这么干，谁就会像拉丁美洲一样在中等收入陷阱里不停起起伏伏地轮回。甚至造成社会动荡。
再说国企垄断问题。
国企是国家所有，全民所有，所以国企从体制上是避免了垄断。垄断是对私企来说的，是大部分利益被少数私人所有，这叫垄断。而国企是全民所有制，体制上就不存在垄断。国企就算有一些经济活动过于挤压了私企的市场空间，政府也可以一声令下就让一些国企退出。比如当年国企退出房地产市场。这行为是垄断行为吗？这要是放在私企，社会不吵翻天，甚至要送走一部分人才行。所以就算国企有一些所谓“垄断”行为也容易处理，对于社会经济不是大事。
国企可以盈利吗？
一些人说国企不应该进入盈利市场，应该进入社会公益领域，或者一些只亏钱不赚钱的领域。
这是说的好听。一个企业不盈利他就不叫企业，就不能发展，只能不断萎缩，乃至消亡。而且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企业是社会的经济基础。如果经济基础不盈利他怎么作为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
另外一个问题国企是国家税收的基石。可以说如果没有国企的利润税收，国家的税收永远不够用。因为私企有无数种办法合法避税（这还只是合法不说违法的问题），到了最后就是国库空虚。
古代的例子就是明末，富佬豪强一毛不拔，皇帝“不与民争利”，于是国库很快空掉，打仗没钱，军队废弛，拖欠官吏工资（李自成失业），赈灾也没钱，地方管理失控，国家到处烽烟。
现代的例子就是像美国这样世界最发达国家，有金融霸权，军事霸权，技术霸权，的国家，有世界最繁密的法律，但是政府赤字一样一飞冲天。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私企的贪婪，如果没有约束，他有积极性发明无数种办法合法回避税收。
乃至扭曲意识形态，扭曲法律。比如“（狭隘的）不与民争利”比如发明"新自由主义""小政府"，比如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 所以一个国家如果税收来源只是靠私企，那么他最终只会走向国库空虚，赤字飞天。这是人性使然，不是法律完善不完善的问题。
有人说或者让政府执法严厉一些就可以把税收收起来。 一样不行，因为如果市场经济活动主要是私人企业，那么政府必然要和私企合作，或者叫勾连。因为政府做啥不要钱呢?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而且就算政府里有强硬的势力，可以强硬起来，但是，政府对于 市场行为是有信息不对称，有信息壁垒的。如果没有国企参与其中经济活动，政府是不知道某个行业收多少税合适的。只能私企说多少是多少。 于是很容易走极端，要么死命收，这自然会杀死社会经济活动（一管就死），但最大可能是走向富有魅力的“无为而治”，“不与民争利”，“垂拱而治”的美好幻象。税收也就自然收不上来了（一放就乱）。乱比死好，所以私企为主体的社会最终会走向乱。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最后社会利益不断向少数私人垄断，造成社会贫富巨大鸿沟，以至于导致社会思想矛盾撕裂崩溃。也就无法抵抗，内部社会动荡，外部敌国入侵。
如何解决？就是让国企和私企同领域竞争。
必须是同领域竞争，不然不构成竞争。比如国企造火箭，私企搞视频平台，这两个基本不构成竞争关系。所以国企和私企必须同领域才构成竞争。
而公有制的国企是有能力通过竞争，规范抑制私企的过分贪婪。
比如私企如果给打工者的工资福利过低，打工者自然就倾向去国企这种福利给足的企业。这种人才雇佣之间的竞争就可以迫使私企给够工资福利。或者国企给了榜样，社会自然照着做。
如果一个领域没有国企对私企竞争，那么私企就倾向不断压缩打工人的利益，螺旋下滑。以至于打工人没有时间资源，消费，结婚生育抚育。同时大量产品滞销。人口萎缩。这时候社会就进入了通缩的经济危机。乃至人口危机。
换句话通过这种市场竞争，规范私企贪婪的同时，会把一部分财富合理合法截留到了国企体系内。而国家就可以通过国企的财富补足国库，去做转移支付，平衡财富差距。比如，去投资边缘地区基础设施，去做高难度技术设备开发，投资基础科学研究，投资基础教育，基础医疗，等等社会财富平衡工作。不然国家肯定拿不出钱做财富平衡转移，会陷入财政赤字危机。
就算收税，因为国企参与了相关行业经济活动，对相关行业信息自然知根知底，而国企对政府是信息透明的，这时候政府和相关行业的信息壁垒，信息不对称就消除了。政府有了这些信息，才能科学恰当地制定相关行业的税收和其他管理措施。
当然反过来同样，私企可以通过竞争迫使国企提高效率。如果一个经济领域，没有私企作为比较竞争，大家是不知道国企的效率会怎样的低。有了私企高效率的对比，自然就有利于改进国企的效率低下问题。对于人才也是同样，如果国企人浮于事 无所事事，人才就会离开国企，进入私企。
所以竞争有利于国企和私企克服他们自有的缺陷，发扬他们自有的优点。这就是中国中庸经济体制的优越性。
所以那种禁止国企进入盈利市场领域，断开国企和私企之间竞争联系的想法是十分错误和有害。相当于阉割了中庸经济体的一大半优越性。
除了少数天然垄断领域只有国企，所有领域包括盈利领域都应该同时存在国企和私企，让他们相互竞争。这才是健康的。
当然如果有一些行业不适合私企进入，为了提高国企效率，也可以组建多个国企或者实体，让这些实体相互竞争，通过竞争，提高效率。比如成飞和沈飞两企业，制造高端3代战机，和5代战机，因为他们之间存在竞争，效率可以说非常高。结果造出J10, J16, J15,J20，等世界先进行列的战机，成果也是很可喜的。
中国现在经济问题很大一部分问题就是平台基本都是私人平台。微博，电商平台，视频平台，物流平台（存在中国邮政还好）。
而私有平台通过平台独占或者平台联盟产生少数人垄断，对个人和小私人经济体产生了巨大压力，甚至一些平台控制社会意识形态。这是不健康的。
所以国企应该进入平台参与，通过竞争，让小经济体，有另一个可选项。抑制私有平台的对效率片面的贪婪。纠正意识形态的偏差。
上面笼统说公有制企业效率低相对私企低。这种说法还是有很多问题的。下面再多说一下。（这个结论不变。公有制企业和私企特性互补，可以通过竞争相互促进，相互制约 ）
应该说私企对于赚钱特别是短期就能赚钱的项目是极其热衷和有效率。而国企对于政府任务响应更有效率。
因为国企是向政府负责，所以他倾向于完成政府的任务，而政府的任务往往赚钱经济效益不是第一位，而社会效益优先级更高。当然政府也会要求企业兼顾社会效益下去 赚钱。
那些不赚钱的项目，类似向边缘地区修筑铁路，加设电杆，修基站，基本是公益性任务国企的效率相对就高。或者啃一些极其高难度的技术设备。比如为了造航母可以说至少节衣缩食奋斗了四十年。
而私企是对赚钱的经济行为响应更有效率。特别是那种短期内立刻能赚钱的经济项目反映的效率非常高。
这里把赚钱的项目分两种，第一种是前期长时间亏本投入，最后才能赚钱的项目。第二种是短期内就能赚钱的项目，
国企能够在政府的长期要求下作好第一种项目。但国企他也不会自发会做第一种，因为第一种项目是反人性的，是要受苦的。而人性都是短视，好逸恶劳。只有政府去长期要求国企才能慢慢把第一种项目做好。
而私企行为是放大的人性，所以大部分私企，会充分体现人性的贪婪和短视。当然合法的贪婪和短视是被允许的，也是一股推动社会和技术发展的力量。
所以私企一般只会选择第二种赚钱的项目。
第二种赚钱项目也要分两种。
一种项目短期内能看到赚钱，但是远期看，其实没钱赚，或者只能赚辛苦钱。这就类似中国手机企业，一窝蜂蜂扑进入ARM 安卓体系下，当个超级组装厂。
还有一种是市场领先企业，率先开发出产品，然后一步快，步步快，不断迭代升级开发赚钱。只要在迭代期间，每一步，都能赚到钱，这种技术开发模式私企干起来效率也是非常高的。
ARM和安卓是这样。中国的电动汽车，电池体系也是如此。
还有一个比较敏感，微妙的因素会影响企业的效率，这就是员工的主动性和主人翁感。
国企属于国家，国家属于人民，所以原则上国企员工是在给国家打工，相当于是给自己打工。作为高傲的中国人，为国家打工，文化传统上接受度是比较高。这就让国企员工在某些微妙的时候的效率非常高。
而私企属于老板，这个利益分配格局，让员工和老板之间利益矛盾基本是无解的。当年某商界大佬从全民爸爸，变成了网上被讽刺的吸血鬼代表，基本勾勒出了中国员工和老板之间矛盾激化的曲线。
我不知道国外愚民如何看待这种事情。但是作为特别高傲的中国人，你让他苦一苦自己，老板就可以换玛莎拉蒂了？他多半就会消极怠工。就像当年军阀下面的士兵，听到枪声就开始逃跑，他们都感觉为了吃饭的几个钱，把吃饭的家伙搞没了不值得。
这种情况会让私企的规模扩大后效率很微妙得快速下降。
怎么解决这个难题呢，一种是私企规模小，老板人盯人。一种就是老板自己有魅力，把自己涂抹成人类的救星，社会栋梁，为老板干活就是为人类干活，比如 马斯克 这种。
或者就类似华为这种， 员工执股，明确员工企业的主人地位，当然这种就基本向公有制经济体系靠拢了。
政府市场管理既当裁判员有当运动员的问题。
国企是政府组建。而市场是政府管理。一些人就诟病这种经济结构是政府，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是一种市场不公平。
首先市场不管是否所谓公平，都不是最终的目的，最终的目的是发展国家经济。从改开以来，国企一直是中国经济体的中流砥柱，和压舱石。中国这几十年的发展成就，这种经济模式功不可没。实践证明，这猫能抓老鼠。所以，一些人心中所谓的，某种理论定义的市场公不公平，就不重要。
另外。中国是人民政府，不是帝制，更不是某个私人资本的私兵。所以政府追求的目标是市场整体的和谐发展，这最适合中国的长期利益。并不是某个国企赚到越来越多的巨量的钱。如果政府只是想国企赚钱，那么就不会让国企去边疆，贫困地区修公路，修铁路，架电杆，立基站.....因为这一点不赚钱。 有了这些基础设施，私企电商也可以把商品买到全国各地。
所以政府是有动机，有动力，也有能力，保持某种意义的市场公平。这毋庸置疑。这里这只存在一个方法性问题。
如果国企的扩张真的阻碍了经济市场繁荣和发展，政府也有能力让国企让出利益，比如 让一些国企退出房地产市场。更早的改开初期政府让巨量的国企破产消失。
所以这不是大问题。没必要有理论洁癖。所谓理论也不一定正确。
另外，某些时候的不公平，其实也是对 国企负担更多社会责任任务（前面说了多次）的某种意义平衡。是另一种意义的公平。
另外这种所谓不公平某些时候是一种有用的保持经济健康发展的调节手段。比如国企逆周期投资。
国企可以破产消失吗。
具体某个国企可以破产消失。有一些国有企业管理混乱，剪不断理还乱，就不如破产消失。但是某个行业不能让国企这个种类彻底消失。否则就破坏了中庸经济体制的格局。让私企失去了制约。所以某个具体的国企可以破产消失，但是某个行业如果出现国企这个种类的企业消失，就应该要立刻重新组建一个或者几个新国企进入这个行业。参与相关的竞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