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复：钓鱼城及宋元山城防御体系巡礼

钓鱼城，宋元战争时期四川制置副使、兴戎司驻地，川中八柱防御体系中最核心山城。

川东合州，钓鱼城扼守嘉陵江、涪江、渠江三江交汇处，是为重庆的“水上门户”。钓鱼城如同一头蛰伏的巨兽，三面绝壁临江，仅西北方一条羊肠小道蜿蜒而上。仰头望去，城墙依山势起伏，十余道城门如铁锁般扣住山脊。城头砲台上抛石机阵型密布，用巨石浸满火油，待敌军攀至半山，即可让砲石裹挟烈焰倾泻而下——山道将瞬间化为火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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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杰克·威泽弗德在《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中写道：“钓鱼城的砲石，无意中改写了从多瑙河到尼罗河的文明史。”钓鱼城之战，无疑是山城防御体系运作中的一个典范。1259年，蒙古大汗蒙哥亲率数万铁骑，破剑门关、苦竹隘，一路碾过云顶城、渠江流域的礼仪城（今达州渠县）、平梁城（今巴中巴州区），再占合州（今重庆合川区）、涪州（今重庆涪陵区）和忠州（今重庆忠县）等沿江据点，切断了一切补给，再黑云压城般围困在合州钓鱼山下，誓要拿下这座“桥头堡”，进而沿江与忽必烈等汇合直穿南宋腹部。蒙哥的自信并非毫无根据。自1235年宋蒙战争全面爆发以来，蒙古铁骑早已踏破川陕隘口，成都几度易手，整个巴蜀生灵涂炭、哀鸿遍地，防线岌岌可危。但钓鱼城“打的就是精锐”……守将王坚在数年前便增修地下坑道，可藏兵运粮，直抵三面江岸。这些准备在钓鱼城之下蛰伏数年，直到命运的指针指向了蒙哥。1259年2月，蒙军先锋猛攻一字城墙，宋军以投石机与火油齐发，蒙军云梯焚毁，尸横遍野；4月，蒙古人暗掘地道欲破奇胜门，王坚亲率敢死队持刀斧迎战，砲火齐鸣，血染石阶，终将蒙军逼退；6月，蒙将汪德臣单骑至城下劝降，高呼：“吕文德援军已溃，尔等何不早降！”话音未落，城头砲石骤降，汪德臣颅骨碎裂，殒命当场。

至盛夏，蒙军连日强攻死伤逾万，连最精锐的“怯薛军”也折损过半。7月21日，蒙哥亲临前线督战，宋军投石飞箭齐发，高台上的蒙哥受伤倒地。七日后，这位曾征服波斯、横扫西亚的大汗，死于退军途中，临终前依旧不相信身经百战的自己，会在此折戟沉沙。蒙哥之死引发连锁反应：西征叙利亚的旭烈兀匆忙回师争夺汗位，埃及马穆鲁克骑兵趁机在艾因·贾鲁战役大败蒙军，终结了蒙古西征神话；忽必烈与阿里不哥的内战持续五年，南宋得以喘息二十载。
此战被誉为“延续南宋国祚20余年”的关键，也被西方学者称为“拯救世界的东方堡垒”。蒙哥之死像一记重锤，砸碎了蒙古帝国的西征之梦。欧洲的教堂钟声依然回荡，无人知晓是东方的砲石为他们赢得了时间。而在巴蜀群山，血腥的拉锯远未结束——钓鱼城之战是一个代表，但整座四川+重庆的大堡垒，才是这部悲壮史诗的全部。

南宋在四川盆地修筑山城近百座，使得蒙古攻川耗时半个世纪之久（1235-1288），远超灭金（23年）和灭西夏（22年）。这些城池，不仅是军事防御的典范，更是时代洪流中古代巴蜀人坚韧不拔、智慧勇毅的生动体现。

宋元战争时期四川军政示意图，南宋山城防御体系最为著名的四大戎司部队，利戎司驻金堂云顶城、兴戎司驻合州钓鱼城、沔戎司驻顺庆青居城、金戎司驻阆州大获城。其中利戎司人数最多，兴戎司战力最强。

平定四川之后，元廷设置了专门管理城市事务的录事司。根据《元史》记载，四川设有录事司的路府治所共有八处，其中常设有五处，均位于岷江—长江—嘉陵江沿线。它们分别是：成都路总管府录事司、嘉定路总管府录事司、顺庆路录事司、重庆路总管府录事司、夔州路总管府录事司。四川另有三处录事司，曾经设置，后被省并。这三处是：潼川路合州录事司、潼川府录事司、马湖路长宁军录事司。除潼川府录事司短暂设置于潼川府之外，其余两处暂设录事司均位于长江—嘉陵江沿线。原四川金牛道各城，均未稳定设置有录事司。

嘉陵水道又称内水，茶纲入秦州、军粮入兴元府、凤州马纲出峡路均由此而行。“益昌水走阆、果，由阆、果而适夔、峡焉”。沿线阆州、果州、合州、重庆为转运重地，其中合州控扼三江，最为重要，是漕运川米的起点，宋廷在此 “置转船仓”。合州还是宋廷转运茶纲入秦州，转运马纲趋峡路的重要节点。宋代开始，潼川府路治所就不断沿涪江向下游移动。两宋大部分时期，潼川府路转运司设置于涪江下游之遂州。元初，潼川府治所转移至涪江口，曾暂置于合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