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法说，比如说啥某个地方录取的数量多一次两次算是运气，但是两次之后就不是运气了，因为但凡某个地方有两次大规模的人录取当官之后只会这个地方一家独大，因为总有一个混出头的，然后就是啥，考官是内个地方的人或者徒弟，出题的是内个地方的人或者徒弟，书院里教书的是某人的徒弟，他们天生的会录取自己的老乡，也就是古时所称的乡党因为他们是天生的一派，就算切割别人也很难相信，所以这才是南北榜案发生的原因，因为只有政治平衡才会有利益皇帝的统治。

如果真没有舞弊问题才更大 所以不管有没有舞弊必须得是舞弊 必须得杀

什么17浙江不是27吗？说好的遥遥领先？这是假证，等会我叫deep seek给你发一张真实的数据

浙江很牛的，汉族鼎盛的时候不发力，元朝吃周围的版图光速壮大，有天下富庶尽出江南之说，还有清朝的江浙什么唐宋明乃至汉和魏晋，我浙江只想当山民

本来就是政治斗争，这次科举又不是洪武第一次，前面都没问题，这次科举结果老朱还给那些文官们调查的机会了，那群文官还非得说是正常的，谁不知道糊名一样能作弊，文章多写一些某些老师常教的内容不就知道是谁的子弟？这是文官们觉得老朱老了，想试试能不能压一压，没想到把自己搭进去了。

这件事跟朱元璋废掉孟子有关。
孟子是儒家亚圣，儒家几乎所有流派都或多或少受到孟子的影响。
朱元璋厌恶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把孟子移除文庙。之后精明一点的流派会尽力清除孟子的影响，但大部分流派没有这么做，或者说做不到这么大的转变。
所以主考官说的北方学子语多犯禁是真的，只要文章里涉及了孟子，那就是犯禁，犯的是朱元璋的禁。
所以第一次录取结果朱元璋认了，但第二次就纯粹是政治考量，还给北方撸了个秃头，轻拿轻放已经无法平息北方士子的愤怒，所以朱元璋才搞了一把大的。
其实如果不分榜可能还好一点，毕竟几年后朱棣从北平打过来的时候，北方士子积极性会更高，战争也更容易结束，不至于搞的生灵涂炭。

刘三吾是理学大家，那时理学又叫闽学，是福建江西那边的学派。刘三吾老家湖南都不是这个流派的。他看理学派的卷子顺眼给高分，排名靠前的全是闽浙那边的是可行的。有问题的是朱老八说让补录几个北方的安抚北方学子，被以北方学子水平不行还犯忌讳顶回来。这就是连北方官员脸一块打了。说北方省份放一群反贼进京赶考。

没那么复杂，查一查《皇明贡举考》就行，虽然明初大部分会试题目都缺失了，但洪武24年26年和30年的题目却留下了一部分。
洪武二十四年留下了書：《知之非艰，先王成德》
洪武二十六年留下的论：《大德受命》
洪武三十年留下的题包括：《物有本末，则近道矣》《天下有道，自天子出》《知者无不知，贤者为务》《水曰润下，土爰稼穑》以及论《持心操节》
很明显，24年26年的题目与德和天命有关，考生围绕此作答，不会碰到朱元璋修改考试资料的限制。
但自从洪武四年朱元璋正式对孟子一书进行删节后，其中关于“民贵君轻”的理论全都被删除。
而洪武30年的考题具有明显的误导性，很容易让远离行政中心的考生参照题目从“以民为本”“民贵君轻”等角度进行作答，如果还是按照孟子原著的版本进行作答，那无疑会撞上朱元璋的忌讳（大部分书院不会特意讲朱元璋删改之事），也就是刘三吾等人再重新阅卷后向上反馈的有大量“犯上之言”，这样就直接导致了大量远离教育核心地区（明初核心：浙江，江西，福建）的考生直接被一票否决，但实际上导致这种差距的原因很可能仅仅是因为教育资源的信息差，最终结果却是甚至乡试的解元直接都被踢出局。
而出科举题的实际上是礼部外务，洪武29年到30年刚好是比较巧的礼部没有尚书（前任尚书门克新于29年中死在任上，继任尚书郑沂在夏榜后才上任），29年中同期山西出身礼部右侍郎齐麟因事免职，福建出身礼部左侍郎免职，此时礼部只有29年的直隶出身新任礼部右侍郎（主管外务）黄观（许观）在任，而黄观实际上福建人入赘直隶许家，考上功名后马上抛弃母姓“许”改回父系本姓，出题坑其他考生就是他，倒霉的刘三吾只是死脑筋严格批卷子而已。
黄观在建文年受重用，后来死于靖难。

我记得有一个说法是说在复核之后还是说没有问题，然后老朱说这些上榜的不变再单独给一些名额给北方士子，结果那些人头铁死犟不同意，最后被老朱咔嚓掉了

朱高炽说北人写的文章都粗鄙不堪，江西人杨士奇表示多给他们点名额大家分开考省的又说我们作弊

洪武浙赣闽舞弊案是朱元璋干得最利落的一件事，一下旨几浙赣利益集团就被连根拔起都被拉去砍头了，两年间砍了三百多个山越官员，到了嘉靖年间朝堂上的浙东人都被砍光光玩完了，最支持朱八八的一集

就是一个科举舞弊案而已。有些南方人还在那里高潮上了。要知道北方在元朝科举的时候成绩都不比南方差，怎么可能到了洪武一下子就差这么多

江苏人还有脸说了，你们东林党臭名昭著，连累浙江网络给你背锅还搁这不知好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