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参知政事设置的起因和由来。
      长期以来关于宋代参知政事的设置的研究，有多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参知政事是分宰相之权，另一种观点认为参知政事就是宰相的副手，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参知政事有时夺宰相之权，有时受制于宰相，二者是一种制衡关系。这三种观点都是从宋朝某一时段参知政事的职权演变进行研究，而要得出较为准确的结论，还须从整个宋朝参知政事的设置由来，及其职权演变的过程来考察。
      关于北宋设置参知政事，《宋会要辑稿》职官一之六八~~一之六九是这样记载的：“（乾德二年）四月，以枢密直学士、尚书兵部侍郎薛居正、兵部侍郎吕余庆并本官参知政事。先是已命赵普为相，将用居正等为之副，既而难其名称，召翰林承旨陶榖门（问），“下丞相一等者有何官？”对曰：“唐有参知机务、参知政事。”故以命之。仍令不宣制、不押班，不知印，不升政事堂，止令就宣徽使厅上视事，殿庭别设博位，於宰相后，敕尾书衔降宰相数字，月俸杂给皆半之。盖帝意未欲令居正等名位与普齐也。”
      此又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
      1 、宋太祖与陶榖的对话，《宋会要辑稿》、《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职官志等俱载，清楚地表明宋太祖“欲为赵普置副”，“朝廷欲用薛居正、吕余庆同政”，又不想一下子让薛居正等升迁为宰相，所以当时宋太祖感到“难其名称”，问“下丞相一等者何官”，陶榖出主意对以“参知政事”，“太祖特置参知政事以佐之”。可见，最初参知政事就是宰相的副手。
      2 、从初设参知政事的权限、待遇看，也是“下宰相一等”，在权限上“不宣制，不押班，不知印，不升政事堂”即不作政事的最后决策，在礼遇上“敕尾书衔降宰相数字，月俸杂给皆半之”。很明显，参知政事一职的设置从一开始就没有分宰相赵普之权的用意，更谈不上对宰相“防察之”，诚如史臣所云“盖上意未欲令居正等与普齐也”。  
      认为参知政事的设置就是为了分割宰相的权力，这种观点殆源起北宋时钱若水等所修的《太宗实录》。
      “赵普在相位几十年，独断政事，太祖疑其专恣，欲用薛居正、吕余庆为相，普恶其与已同列，但令参知政事於宣徽厅赴上，位在丞相后，但奉行制书，不得预奏事，以明其异等。中书印唯宰相知，事无大小，尽决於普。居正等恐栗备位而已。太祖患之，会为赵玭所诉，卢多逊又旦夕攻之，雷有隣讼中书不法事，太祖因令居正等知印押班，以分普权。”
      这段记载不确处甚多：
      （1） 赵普任宰相在乾德二年正月，至开宝六年八月罢相，才九年多时间，（1）哪来的“在相位几十年”。
      （2） 赵普任相，“上视如左右手，事无大小，悉咨决焉”。（2）不存在“太祖疑其专恣”。
      （3）“赵普恶其与己同列，但令参知政事於宣徽厅赴上”云云，这是皇帝的权力，不是宰相赵普想办就能办到的。
      （4）有一点是对的，就是最初的参知政事仅是备位而已，换句话说，参知政事仅是官员升迁的一个职位。
      （5）“以分普权”，这大概就是参知政事分宰相之权说的由来。
      南宋的王栐在《燕翼诒谋录》卷一中这样记载:
      “太祖皇帝以赵普专权，欲置副贰以防察之。问陶榖以下丞相一等为何官？榖以参知政事、参知机务对。乾德二年四月乙丑，乃以薛居正、吕余庆为参知政事，不押班，不知印，不升政事堂。““此官之设几于宰相之属。其后至道元年四月戊子更制，令升政事堂，知印、押班一同宰相，仍合班为一。其后为相者渐多，而参政之权渐轻，不得有所可否矣。”


三）宰相与参知政事的关系。
      如果说设参知政事是分宰相之权，对宰相“防察之”，那么，无论是宰相还是参知政事不会不对宋太祖设此官之意心知肚明，他们之间的关系必然是互相提防，互相猜忌，互相攻讦，互相倾轧，但史实并非如此。
翻检《宋史》诸传、《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史籍，可以发现参知政事与宰相之间的关系有以下几种类型：
      1．宰相与参知政事的关系为长官（官长）与属官的关系。
      真宗时，寇准为宰相，丁谓为参知政事，“尝会食中书，羹污准须，谓起，徐拂之，准笑曰：‘参政，国之大臣，乃为官长拂须邪？’” （46）秦桧任宰相，翟汝文任参知政事，秦桧“面劾汝文专擅。右司谏方孟卿因奏汝文与长官立异” （47）。上述二引，很清楚的表明，无论是宰相自谓，还是在他官眼里，宰相就是长官（官长），而参知政事就是属官，参知政事必须与宰相保持一致，否则就是“与长官立异”。同时，这两个事例，一个发生在北宋，一个发生在南宋，可以说贯穿整个宋朝，宰相和参知政事的关系就是长官和属官的关系，这是一个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关系，其他任何的关系都是从属于这一基本关系的。
      2、参知政事对宰相的关系是谨奉之、事之甚谨的关系。
      真宗大中祥符九年，王旦任宰相，陈彭年、王曾、张知白为参知政事，“同在中书，尝乘间谓旦曰‘曾等拔擢至此，公之力也，愿有所裨益。’”真宗甚至对王曾等人说“自东封后，朕谕令小事一面专行，卿等当谨奉之。” （48） 参知政事对宰相当谨奉之，这应该是二者关系的一种基调。
      真宗时，寇准为宰相，“丁谓出准门至参政，事准甚谨。” （49）张洎任参知政事，寇准所荐，“事一决于准，无所预，专修《时政记》”。（50） 仁宗时，王曾为宰相，“吕夷简参知政事，事曾谨甚，曾力荐为相。” （51）
      这是因为
      3、参知政事多为宰相荐引。
      宋神宗熙宁年间，王安石说过“自来参知政事多宰相所引，惟宰相得议事，参知政事唯诺而已。”（52）史实也确是如此。
      太祖时，“赵普忌（窦）仪刚直，遽引薛居正及吕余庆参知政事。” （53）
太宗时，吕蒙正为宰相，“（温）仲舒黜废累年，蒙正居中书，极力援引，” （54）任参知政事。
      仁宗时，“参知政事范仲淹去位，帝问宰相章得象，谁可代仲淹者，得象荐宋祁。” （55）
      南宋高宗时“自（秦）桧再居相位，每荐执政，必选世无名誉、柔佞易制者。” （56） “（范）同始赞和议，为（秦）桧所引，” （57）任参知政事。“自其独相，至死之日，易执政二十八人，皆世无一誉。”朱胜非任宰相，“徐俯罢丅参政，胜非荐胡松年。” （58）
      宁宗时，权相韩侂胄“权势震天下，其亲幸者由禁从不一二岁至宰辅。” （59）
      理宗时丞相史弥远“所用非亲即故，执政择易制之人。” （60）
      贾似道任宰相，“吏抱文书就第署，大小朝政，一切决於馆客廖莹中、堂吏翁应龙，宰执充位署纸尾而已。” （61）
      也正因为如此
      4、参知政事多为宰相廽护。
      首任参知政事之一的吕余庆，“会赵普忤旨，左右争倾普，余庆独辨明之，太祖意稍解”。（62）
      仁宗即位初，宰相丁谓罢丅，参知政事任中正“素与丁谓善，谓且贬，左右莫敢言者，中正独营救谓。” （63）仁宗天圣年间，吕夷简为宰相，祥符知县陈诂因为治县严急，遭下吏陷害，太后震怒，因陈诂“连吕夷简亲，执政以嫌不敢办。” （64）  


副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