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苏洵如此愤慨，而作为一介书生，要想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仍然不得不向朝廷低头，他虽然拒绝了应试，却又写了《上皇帝书》。说是“条为十通，以塞明诏”，实际上也是以此作为“应试”之文。在这篇上书中，苏洵比较系统全面地阐述了自己的政治见解。其中有些观点，等于重申庆历新政的主张。而且总结了庆历时期的经验教训。      可是，此书上后，仍未引起朝廷多大重视。直到嘉佑五年（1060），苏洵才被任命为试秘书省校书郎的卑职。治平三年（1066），苏洵以霸州文安县主簿而终，时年58 岁。著作有《嘉佑集》。     “指事析理，引物托喻”      苏洵一生，以布衣而被起用，位不过县主簿，级不过八品。居官期间，只参与修纂了《太常因革礼》100 卷。他的业绩不在政事而在文章。他的文章是以论兵见长的，纵论古今，指切时弊，极有深度。其中《权书·六国》，早为世人传诵。如文中有云：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或曰：六国互丧，率赂秦也？曰：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故曰：弊在赂秦也。这是从“古人以往成败之迹”讲起，也即是他所谓“施之于今，无所不可”者。他又恐只讲古人的成败之迹，今人未必深晓，于是最后又点明道：夫六国与秦皆诸侯，其势弱于秦，而犹有可以不赂而胜之之势；苟以天下之大，下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国下矣。      这就更明确地说到当代了。这样的笔墨正是邵博《闻见后录》所谓“讥时之弊”的文章。      苏洵是以论兵自负的，其论兵之文也确有成就，但苏洵文章的成就却不仅在于论兵。论兵之文也只是论政之文的一个部分。苏洵论政，亦如论兵，不为空谈，常有独到之见。关于朝廷用人问题，苏洵所言，亦甚激切。尤其关于“任相”，言之最详。在《衡论·远虑》中，他说古之天子，必有“腹心之臣”，而“近世之君”，则未能尊重宰相。文中有云：近世之君，抗然于上，而使宰相眇然于下。上下不接而其志不通矣。臣视君如天之辽然而不可亲，而君亦如天之视人洎然无爱之之心也。是以社稷之忧，彼不以为忧；社稷之喜，彼不以为喜。君忧不辱，君辱不死。一人举之则用之，一人毁之则舍之。宰相避嫌畏讥且不暇，何暇尽心以忧社稷？数迁数易，视相府如传舍，百官治之于下，而天子恂恂于上，一旦有卒然之忧，吾未见其不颠沛而殒越也。..太祖用赵忠令也，得其道矣。近者寇莱公亦诚其人，然与之权轻，故终以见逐。而天下几有不测之变。然则其必使之可以生人杀人而后可也。 

宋时宰相之权，同历代相比，可以说是够重的了。但苏洵还以为不够，他希望天子把宰相看作“腹心之臣”，“尊之如父师，爱之如兄弟”，作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百人誉之不加密，百人毁之不加疏”。他认为只有这样才“可与议天下之机，虑天下之变”。文章最后举赵普、寇准为例，以为寇准虽然得用，而失之“权轻”。结论是任用宰相，不仅要“尊其爵，厚其禄”，而且要“重其权”。      要求重宰相之权，等于分天子之权。这是唐宋两代朝政改革中，庶族文人的一种新的政治要求。尽管主观上是要“尽心以安社稷”，而客观上则是庶族文人争政治权力。欧阳修曾经主张“不为宰相，必为谏官”，说宰相、谏官能在天子面前争是非云云，实质上也是凭借言权来左右天子的权力。苏洵为了发挥这样的思想，还写了《任相》一文。其中特别指出“任相之道，与任将不同”，必须“接之以礼”。对于“人主傲然于上，不礼宰相以自尊大者”，至为不满。此文可与《衡书·远虑》同看。      其次，关于用人问题，“任相”之外，还谈到取士。关于取士，苏洵也有专论。《广士》一文中有云：古之取士，取于盗贼，取于夷狄。古之人非以盗贼夷狄之事可为也，以贤之所在而已矣。夫贤之所在，贵而贵取焉，贱而贱取焉，是以盗贼下人夷狄异类，虽奴隶之所耻，而往往登之朝廷，坐之郡国，而不以为怍；而绳趋尺步，华言而华服者，往往反摈弃不用。何则？天下之不能绳趋而尺步，华言而华服者，众也。朝廷之政，郡国之事，非特如此而可治也。彼虽不能绳趋而尺步，华言而华服，然而其才果可用于此，则居此位可也。..夫古之用人无择于势，布衣寒士而贤则用之，公卿子弟而贤则用之，武夫健卒而贤则用之，巫医方技而贤则用之，胥史贱吏而贤则用之。今也布衣寒士持方尺之纸，书声病剽窃之文而至享万钟之禄，卿大夫之子弟饱食于家，一出而趋高车驾大马以为民上，武夫健卒有洒扫之力奔走之旧，久乃领善郡执兵柄，巫医方技一言之中，大臣且举以为吏。若此者皆非贤也，皆非功也，是今之所以进之之途多于古也；而胥史贱吏独弃而不录，使老死于敲榜趋走，而贤与功者不获一施，吾甚惑也

   昌言举进士时，吾始数岁，未学也。忆与群儿戏先府君侧，昌言从旁取枣栗啖我。家居相近，又以亲戚故，甚狎。昌言举进士，日有名。吾后渐长，亦稍知读书，学句读，属对，声律，未成而废。昌言闻吾废学，虽不言，察其意，甚恨。      后十余年，昌言及第第四人，守官四方，不相闻。吾日以壮大，乃能感悔，摧折复学。又数年，游京师，见昌言长安，相与劳苦如平生欢。出文十数首，昌言甚喜称善。吾晚学无师，虽日为文，中甚自惭。及闻昌言说，乃颇自喜。      今十余年，又来京师，而昌言官两制，乃为天子出使万里外强悍，不屈之虏，建大旆，从骑数百，送车千乘，出都门，意气慨然。      自思为儿时，见昌言先府君旁，安知其至此？富贵不足</PGN1574.TXT/PGN>怪，吾于昌言独有感也！大夫生不为将，得为使，折冲口舌之间足矣。      这样的文章，可以说是写得“温厚”、“简切”而自然。娓娓而谈，情深意婉。正是前人所谓“有感慨，有态度”的文字。      苏洵为文也是推尊韩愈的。像这样的叙述，其“感慨”、“态度”，与韩愈行文亦颇相似。在这段叙述文字之后，文章转入送序的主题：“谷必可以疗饥，断断乎如药石必可以伐病。其游谈以为高、枝叶以为观美者，先生无一言焉。”这一段话，是苏洵评论凫绎先生诗文的，但也可以看作“夫子自道”之辞。苏洵赠给石昌言的这段文章，也是“有为而作，精悍确苦，言必中当世之过”的。所发议论，皆非“游谈”，更无“枝叶”，简当老练，如其为人。      苏洵为文，虽然主张“精悍确苦”，“疗饥”，“伐病”，却也并非不要文采。只是不讲虚饰，而求自然。他在《仲兄字文甫说》一文中既具体地体现了这样的文风，又明确地说明了这样的主张。如讲“风水之极观”有云：“风行水上，涣。”此亦天下之至文也。然而此二物者岂有求乎文哉？无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是其为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风之文也；二物者非能为文，而不能不为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于其间也。故此天下之至文也。今夫玉，非不温然美矣，而不得以为文；刻镂组绣，非不文矣，而不可与论乎自然。故夫天下之无营而文生之者，唯水与风而已。将“风行水上”看作“天下之至文”，这是标榜文章的一种境界。苏洵自己可能有意为之，但达到此境似不容易。   

第二节 苏轼        生平与政事      苏轼（1037—1101），字子瞻，一字仲和，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苏洵长子。嘉佑元年（1056），随父及弟辙出蜀入京，翌年进士及第。嘉佑六年（1061），又应制科考试，名列三等。任命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等职。      熙宁四年（1071），苏轼官至太常博士，摄开封府推官。值王安石执政，推行新法。苏轼持不同政见，上书力言新法之弊，认为宋神宗“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希望神宗“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由于政见不同，苏轼此后数年便出任地方官职。始为杭州通判，又知密州、徐州等地。元丰二年（1079），改知湖州。这时因作诗被诬以“讪谤朝政”之罪而下狱，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元丰七年，又改汝州。元丰八年，哲宗即位，宣仁太后临朝，司马光当政。苏轼改知登州。至郡五日即入朝为起居舍人。其后累迁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等职。元佑二年（1087）兼侍读。这时司马光尽废熙宁之法，苏轼对此亦有不同的看法。又因政见不同，请求外调。元佑四年（1089），出知杭州。此后再入再出，历任翰林侍读学士、守礼部尚书等职。元佑八年，哲宗亲政，章敦、蔡卞当权。苏轼又以“讥刺先朝”的罪名免官降职，一贬再贬而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绍圣四年（1097），复贬为琼州别驾。      元符三年（1100），徽宗即位。遇赦，苏轼官复朝奉郎，渡海北归。翌年，回到常州。因病告老。建中靖国元年（1101）卒，终年66 岁。著作传本有《东坡七集》、《经进东坡文集事略》等。      苏轼一生从政，但他是典型的文人。像他这样的人物，在党派斗争中，一贬再贬，也就不足为怪。正因此之故，他对人生世态，才渐有所悟。所写文章，也更有特色。      苏轼的文章，首先是见赏于欧阳修的。嘉佑二年，欧阳修《与梅圣俞书》云：“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嘉佑五年，欧阳修又在《举苏轼应制科状》中称他“学问通博，资识明敏，文采烂然，论议蜂出”。      论事之文苏轼的文章成就主要在两方面。一是论事之文，上承贾谊陆贽，论证古今，“滔滔汩汩”；一是各体杂文，涉笔成趣，“姿态横生”。赋体之文，也别具特色。 

   苏轼是个文人，对于兵法，他懂得不多。这一方面他还不及其父苏洵。上面这段话，不免纸上谈兵。不过，他的论述是针对时弊的，他的论断也是从实际出发的。      从宋朝当时的实际情况看，上至最高统治者，下至某些士大夫，都是苟且偷安，不讲武备，则是事实。当时一些有识之士，多好言兵。如尹师鲁、欧阳修、范仲淹、苏舜钦、梅尧臣以及苏洵等，都是重视军事的。苏轼这些见解和上述诸人比较一致。      到了熙宁变法初期，苏轼的一篇《上皇帝书》也是重要文章。      熙宁四年，苏轼官至太常博士，摄开封府推官，针对新法，上书论事。      此书行文，相当激切，与前此诸策比较，有所不同。文章开始云：臣之所欲言者三，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而已。下面便分别言之。关于“结人心”，他说：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于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灯之有膏，如鱼之有水，如农夫之有田，如商贾之有财。木无根则槁，灯无膏则灭，鱼无水则死，农夫无田则饥，商贾无财则贫。人主失人心则亡。此必然之理，不可逭之灾也。其为可畏，从古而然。人心向背，系乎存亡，古今一理。苏轼于此时突出地提出这个问题，是有针对性的。在他看来，熙宁变法，不免“刚果自用”，而未能“深结人心”。关于“厚风俗”，苏轼所言者，亦似老生常谈，但亦切中新法之弊。顾炎武《日知录·宋世风俗》有评论：安石创行新法，轼上书言：“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贫。臣愿陛下务崇道德而厚风俗，不愿陛下急于有功而贪富强。..近岁朴拙之人愈少，巧进之士益多，唯陛下哀之救之。”当时论新法者多矣，未有若此之深切者。      苏轼此论“深切”，顾炎武看得不错。      关于“存纪纲”，苏轼特别强调的，是宋初以来广开言路的传统。他说：自建隆以来，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官长，风采所系，不问尊卑。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议者讥宰相但奉行台谏风旨而已。圣人深意，流俗岂知！台谏固未必皆贤，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须养其锐气而借之重权者， 岂徒然哉？ 将以折奸臣之萌而救内重之弊也。. . 陛下得不上念祖宗</PGN1581.TXT/PGN>设此官之意、下为子孙立万一之防，朝廷纪纲，孰大于此？ 

   “自建隆以来，未尝罪一言者”，论纪纲而特言此者，这在当时，似亦有激而发。王安石变法，立意甚善，但不听谏言，是一大缺失。苏轼进言，也不无顾虑。苏轼最后还有如下一段言语：臣之狂愚，非独今日，陛下容之久矣。岂其容之于始而不赦之于终，恃此而言，所以不惧。臣之所惧者，讥刺既众，怨仇实多，必将诋臣以深文，中臣以危法，使陛下虽欲赦臣而不可得，岂不殆哉！死亡不辞，但恐天下以臣为戒，无复言者。是以思之经月，夜以继昼，表成复毁，至于再三。      这样出言之激切，不仅如贾谊、陆贽，而且有如钟惺所云：“东坡之文似战国。”不过，说“东坡之文似战国”，也并非如罗大经所谓“以无为有”，“以曲作直”①。      苏轼早年的进策之文，以及熙宁新法时期的进奏之言，都是针对时政、有为而发。其他论政论史诸作，也大抵如此。      各体杂文苏轼的各体杂文，写得更加自由随便。苏轼《答谢民师书》称其“诗赋杂文”，“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这样的评语，谢民师似不足以当之，却可以看作“夫子自道”，至少是苏轼自己所追求的一种诗文境界。从其所著各体杂文看来，有些作品是达到了这样的高度的。这类作品包括一些记、序和书信杂文，在苏轼全部作品中，数量不少。这里且以《筼筜谷偃竹记》为例。此文题目是给文同的一幅“偃竹”作记，但一开始却先介绍了文同的画论。说：① 罗大经：《鹤林玉露》乙编卷3。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节叶具焉。自蜩腹蛇蚹以至于剑拔十寻者，生而有之也。今画者乃节节而为之，叶叶而累之，岂复有竹乎？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则逝矣。苏轼说这是文同教他的话。      文同，字与可，是宋代名画家，也兼擅诗文，著有《丹渊集》，和苏轼有亲友关系。苏轼引他的这几句话，即有名的“成竹在胸”的画论。文同在艺术上是有实践有理论的。他的理论当然不止于上述这几句话，但苏轼为什么特意拈出这几句来著于一篇之首呢？苏轼是懂得艺术的，在他看来，文同这几句话，乃其画论精华，也是苏轼认为最可宝贵的艺术理论。平居之日，时诵于心，故临文之际，也就脱口而出。文章接下去又说：与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也，而心识其所以然。夫既心识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内外不一，心手不相应，不学之过也。故凡有见于中而操之不熟者，平居自视了然，而临事忽焉丧之，岂独竹乎？ 

在苏洵嗜画的影响下，苏轼自幼也就笃好书画。他在《王君宝绘堂记》里说：凡物之可喜，足以说人而不足移人者，莫若书与画。..始吾少时，尝好此二者，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与也。      嗜好到了患得患失的程度，可见当时笃好之深。但苏轼为人，和某些收藏家毕竟不同，他虽好之甚笃，却曾视为“云烟过眼”，不以收藏为止境，而以鉴赏为能事。古人说：“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苏轼于绘画，虽然未必算得上“操千曲”、“观千剑”，但至少是比一般人见多识广，而且有过实践的。因此，他对于文同的绘画及其画论便能心领神会、探赜发微。当然，这篇文章的主要特点，还不仅在于艺术理论的发挥，而在于文章写法的新颖。其中几乎没有旧的格套和程式。文章的起笔就打破了常规：作为纪念文字，而不介绍文同的爵里生平；作为画论，也不先讲画的内容来历。再写下去，也是随意所之，无所拘束，真像是“行云流水，初无定质”。这样的写法，是与苏轼平日论文的主张一致的。苏轼平日论文，曾经反对“程式文字，千人一律”①。主张行文“闲暇自得”②。不赞成“作文”，说文章“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说自己“未尝敢有作文之意”③。主张“辞达”④，说“辞至于达，至矣”⑤。《筼筜谷偃竹记》一文可以说是实践了他这一系列的主张的。      事实上，苏轼论文，虽不讲“作”，却是讲“学”的，是讲“读书”的。他讲读书有所谓“八面受敌”法，即：“每一书皆作数过尽之”（《又答王庠书》）。由此可知，苏轼之文，虽是自然、平易到令人认为“似不读书”的程度，其实是很下工夫的。读书而使人感觉“似不读书”，这正是苏轼文章工夫之所在。      苏轼文章写得自由、随便者，还有杂记之文。其中《记承天寺夜游》最有特色。此文甚短，全文如下：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      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      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 

又如《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出郭寻春，忽记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诗，乃和前韵》云：东风未肯入东门，走马还寻去岁村。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江城白酒三杯酽，野老苍颜一笑温。已约年年为此会，故人不用赋《招魂》。      此诗作于元丰五年（1082），苏轼贬在黄州。身在贬所，苦中作乐。“人似秋鸿”，“事如春梦”，“白酒三杯”，“苍颜一笑”，这些词语，道出了自己贬居生活中特有的情调，非他人所能道。      又如《题西林壁》云：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此诗为元丰七年（1084）由黄州改迁汝州，途经高安，因游庐山所作。《东坡志林》亦有记载。自谓“仆庐山诗尽于此矣”，当是有得之言。苏轼经过黄州之贬，阅世渐深，看山也渐识其真。论者或谓诗中蕴有哲理，其实在作者自己，仍是直抒感受，并非有意于推理的。      又如《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云：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睛。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自从哲宗绍圣以来，蔡京、章敦等新党执政，贬窜元佑党人。苏轼又遭再贬。最后贬到海南，直到元符三年（1100），始遇赦而还。此诗即作于赦还的途中。从“苦雨终风”到“云散月明”已经度过了多少岁月。“九死南荒”，而竟生还，轼虽达人，也不能不发浩叹。      苏轼之词，尤有特色，为世传诵者亦多。有些作品，也更体现性格。      例如《水调歌头》（“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和《念奴娇·赤壁怀古》二首，都是古今传诵的名篇。其豪情逸兴，并世罕有其匹，可不列举。在这样的名篇之外，有些作品，特色也是很突出的。这里且以《定风波》为例：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PGN1591.TXT/PGN>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此词作于元丰五年（1082）三月七日，苏轼时在黄州。有小序云：“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这是一首十分潇洒的词。不管风里雨里，而能行若无事，苟非脱屣世事，很难放达若此。“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是兴到之言，也是有悟之言。  

   第三节 苏辙        颍滨遗老      苏辙（1039—1112），字子由，一字同叔，晚年号颍滨遗老，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苏洵子，苏轼弟。嘉佑初，随父兄到京师，与兄同登进士第。嘉佑六年（1061），应制举，“极言得失，而于禁廷之事，尤为切至”①。考官胡宿以为“不逊”，请黜之，竟被置之“下等”。授商州军事推官。这时正值苏洵被命修礼书，而苏轼出签凤翔判官，苏辙乃请求养亲京师。      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苏辙与轼丁父忧后复至京师。次年，上书论事。时王安石执政，出青苗书使苏辙熟议，检校文字。苏辙指出：“以钱贷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非为利也；然出纳之际，吏缘为奸，虽有法不能禁；钱入民手，虽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纳钱，虽富民不免逾限。如此，则恐鞭棰必用，州县之事不胜烦矣。唐刘晏掌国计，未尝有所假贷，有尤之者，晏曰：‘使民侥幸得钱，非国之福；使吏倚法督责，非民之便。吾虽未尝假贷，而四方丰凶贵贱，知之未尝逾时。有贱必籴，有贵必粜，以此四方无甚贵甚贱之病，安用贷为？’晏之所言，则常平法耳。今此法见在而患不修，公诚能有意于民，举而行之，则晏之功可立俟也。”这番话讲得相当透辟，王安石听后，说：“君言诚有理，当徐思之。”以后青苗法推行起来，苏辙又上书王安石，力陈不可。于是出为河南留守推官。此后随张方平历任陈州教授、南京判官等职。     元丰二年（1079），苏轼下御史台狱，贬黄州。苏辙亦坐贬监筠州盐酒税。元丰八年，司马光为门下侍郎，以苏辙为秘书省校书郎，复为右司谏。哲宗元佑初，辙在京师，多所论议。这时司马光改革熙宁之法，改雇役，复差役，苏辙极言不可。苏辙的这类政治主张，与苏轼基本相同。元佑四年，为吏部侍郎，翰林学士，知制诰。同年，为贺辽国生辰国信使，出使契丹。绍圣初，哲宗起用李清臣为中书舍人，苏辙上书谏，哲宗不悦，落职知汝州。此后连贬数处。徽宗即位，蔡京当国，苏辙又被降职，居许州，于是致仕，筑室于许，号颍滨遗老。政和二年（1112）卒。有《栾城集》，自撰《颍滨遗老传》。      政论与史论苏辙一生学问，深受父兄影响。他在《历代论引》中说：“予少而力学，先君，予师也；亡兄子瞻，予师友也。父兄之学，皆以古今成败得失为议论之要。”现在看来，苏辙之学，也是“以古今成败得失为议论之要”的。他虽自称“其学出于孟子”，而实则“遍观乎百家”（见《上两制诸公书》）。在《历代论》中多论古今得失成败，又撰有《古史》，用意亦在于此。 

     这样的笔墨，很似苏轼。二苏早年之文，气象虽不尽同，但晚年之作，以信札观之，都有平淡自然之语。二苏相比，苏辙之文，未可以一“衰”字尽之①。苏辙的记叙杂文为人所称者，有《庐山栖贤寺新修僧堂记》、《武昌九曲亭记》、《黄州快哉亭记》等。其中《庐山栖贤寺新修僧堂记》以“造语奇特”见称。其文有云：元丰三年，余得罪迁高安，夏六月，过庐山，知其胜而不敢留。留二日，涉其山之阳，入栖贤谷。谷中多大石，岌 相倚。水行石间，其声如雷霆，如千乘车行者，震棹不能自持，虽三峡之崄不过也。故其桥曰三峡。渡桥而东，依山循水，水平如白练，横触巨石，汇为大车轮，流转汹涌，穷水之变。院据其上流，右倚石壁，左俯流水。石壁之趾，僧堂在焉。狂峰怪石，翔舞于檐上。杉松竹箭，横生倒植，葱茜相纠。每大风雨至，堂中之人疑将压焉。王士禛《香祖笔记》卷12 云：“颍滨《栖贤寺记》造语奇特，虽唐作者如刘梦得、柳子厚妙于语言，亦不能过之。”并引其中“入栖贤谷”一段文字而后云：“予游庐山，至此，然后知其形容之妙，如丹青画图，后人不能及也。”苏辙之文，本来不是以“奇”见称的。《黄楼赋》“稍自振厉”，即被疑为苏轼所作，则此文之“造语奇特”，也就自然为人所称了。      苏辙还有一篇《东轩记》，造语虽不甚奇，却是写得更加“如其为人”      的文章。其文有云：余既以罪谪监筠州盐酒税，未至，大雨，筠水泛溢，蔑南市，登北岸，败刺史府门。盐酒税治舍俯江之漘，水患尤甚。既至，弊不可处，乃告于郡，假部使者府以居。郡怜其无归也，许之。岁十二月，乃克支其欹斜，补其圮缺，辟听事堂之东为轩，种杉二本，竹百个，以为宴休之所。然盐酒税旧以三吏共事，余至，其二人者适皆罢去，事委于一。昼则坐市区鬻盐、沽酒、税豚鱼，与市人争寻尺以自效；莫归筋力疲废，辄昏然就睡，不知夜之既旦。旦则复出营职，终不能安于所谓东轩者。每旦莫出入其傍，顾之，未尝不哑然自笑也。这一篇“记”也是写得有些特色的。作“东轩”以为“宴休之所”，却不得一日“安于其中”，而日日忙于“坐市区鬻盐、沽酒、税豚鱼”，此情此景，是和历来文人雅士作轩亭以自适者大异其趣的。文章最后还说：希望有那么① 朱熹：《朱子语类》卷139《论文上》。 

     一天，“世或哀而怜之，使得归伏田里”，“然后追求颜氏之乐，怀思东轩，优游以忘其老”。宦情淡薄，文章亦自澹泊。这样的笔墨，也是“如其为人”的。      苏辙为文的特点，苏轼曾有评论，他在《答张文潜书》里说：“子由之文实胜仆，而世俗不知，乃以为不如。其为人，深不愿人知之。其文如其为人。故汪洋澹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作《黄楼赋》，乃稍自振厉，若欲以警发愦愦者。而或者便谓仆代作，此尤可笑。”茅坤在《苏文定公文钞引》中也有评论，他说：“苏文定公之文，其镵削之思或不如父，雄杰之气或不如兄；然而冲和澹泊，遒逸疏宕，大者万言，小者千余言，..西汉以来别调也。”茅坤所言，承袭苏轼之说，而更为客观。至于苏辙自己则说：“子瞻之文奇，吾文但稳耳。”①从二人相异之点看来，自然不错；但苏辙只言其异，未言所同。从其相同之点看来，茅坤所论，是比较全面的。      苏辙之诗苏辙之诗，无甚可称者，但有些作品，冲淡质朴，也有特色。例如《次韵子瞻闻不赴商幕》三首之一云：怪我辞官免入商，才疏深畏忝周行。学从社稷非源本，近读诗书识短长。东舍久居如旧宅，春蔬新种似吾乡。闭门已学龟头缩，避谤仍兼雉尾藏。      嘉佑六年（1061），苏辙与兄轼同试制科，他在《制科策》中对于宫廷奢靡、吏治败坏等等现象，直言不讳，因而不得高第，除为商州军事推官。苏辙辞不赴任。嘉佑七年十月，苏轼作《病中闻子由得告不赴商州》诗三首，于是辙乃有此次韵之作。      辞官不赴，自谓“才疏”，自是有激之言。“闭门”、“避谤”，亦皆有为而发。这是早年的作品，写得洒脱自然，颇见个性特点。      又如《游西湖》云：闭门不出十年久，湖上重游一梦回。行过闾阎争问讯，忽逢鱼鸟亦惊猜。可怜举目非吾党，谁与开樽共一杯？归去无言掩屏卧，古人时向梦中来。      这是苏辙晚年的作品，时当新党蔡京等人执政，元佑党人累遭迫害，苏辙筑室于许州，闭门不出，与早年之“闭门”遥相对应。从他一生的经历看来，始终皆以直言而不见容。故以“闭门”始，以“闭门”终。这样的作品，亦颇见性情。

好喜欢三苏，八大家啊

太长了啊，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