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之晦涩难懂，不仅现代人这么认为，古人也有此感觉，针对“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这句话，唐朝白居易就曾写了一首打油诗调侃老子：“言者不知知者默，此语吾闻于老君；若道老君是知者，缘何自著五千文。”既然知者不言，老子为何著五千文，岂非自相矛盾？诸多此类还有很多。因此，现代人读不懂《道德经》，也没什么丢脸的，毕竟古代顶尖学者也很迷惑；相反，如果有大师高调宣称已经读懂《道德经》，几乎可以肯定是在忽悠。
古代顶尖学者之所以也读不通《道德经》，不是学识与智慧不够，而是因为《道德经》不少地方已被篡改过了，变得面目全非，局部与整体本意无法统一。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初汉墓中，考古专家出土28种帛书，大约共计12万字，包括《周易》、《导引图》、《五十二病方》、《道德经》等。其中，相比于传世本《道德经》，帛书版《道德经》五千余字，大约300多句话，被改动的大约有700处，造成不少句子牵强附会、难以理解或根本错误，这种情况下没有谁还能真正读懂《道德经》。
那么，究竟是谁、出于什么目的篡改了《道德经》呢？通过两版《道德经》中的一个字的变化，可以确定是儒家别有用心，篡改了《道德经》，使其思想变得更符合儒家要求。
通过对比帛书本与传世本，《道德经》被改动之处大致可以归类为三种，即避讳而改、精简而改与别有用心的篡改。
《道德经·五十六章》中的“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其实本来叫“知者弗言，言者弗知”，之所以从“弗”改为“不”，是为了避讳汉昭帝刘弗陵。但如此改动之后，意思却出现天翻地覆的变化，虽然“弗”有“不”之意，但“弗”之本义是矫正，缠束一物使之矫正不弯，因此“弗言”本意不是不说，而是不轻易说出口，“道”之本义无法用语言说清楚，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道德经》第一句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而帛书版是“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名，可名也，非恒名也。”这一句话既涉及到了精简文字，将“也”字去掉了，又涉及到避讳，将“恒”字改为“常”字。“恒”是用无断绝，“常”可中断接续，两字意思大相径庭。
除此之外，还有将刘邦之“邦”改为“国”、刘启之“启”改为“开”等，因避讳帝名改动了100多处，对老子思想的传承无疑是一场灾难。
第二类属于精简文字的改动，这些改动看似无关大局，但实则也改变了老子思想的本义。
帛书本《道篇》第一句是“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名，可名也，非恒名也。”与我们熟知的“道可道，非常道”相比，语气与意思明显略有区别。
帛书本中是“有，无之相生；难，易之相成；长，短之相形；高，下之相盈；音，声之相和；先，后之相随，恒也。”古人将“之”字去掉，变成了“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去掉一个语气助词“之”字，看似无关紧要，但传世本就变成了阴阳相生相克的论调，有无相生、长短相形等，彼此相生相克。而加了“之”字时，就成了有无的先后问题，“有”由“无”而生，无为有之根本的哲学方法论，这一思想也与后文能够呼应。
古人作书，每一个字往往都别有深意，春秋时代更是如此，这些语气助词看似可以精简，实则却可能改变本意，让后人无法体会到老子的真正思想。
第三类属于别有用心的篡改，为了某种政治目的或学说目的。其中，改“今”为“古”，证实儒家果然篡改了道德经。
对比两版道德经，被特意篡改之处很多，比如“水善利万物而有争”被改为“水善利万物而不争”，“五色使人目明”改为“五色使人目盲”，“玄之有玄”改为“玄之又玄”，“以顺众父”改为“以阅众甫”，“大器免成”（不需要干预，顺其自然成才）改为“大器晚成”……类似篡改之处还有很多，笔者就不一一列举。这些改动很难肯定说是儒家所为，而以下这个字的改动，可以肯定是儒家所为。
传世《道德经》第十四章最后一句说：“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帛书本却是：“执今之道，以御今之有。以知古始，是谓道纪。”意思很简单，即以古时的圣贤之道（帛书本：以今天的圣贤之道）来治理国家，这就是所说的以道治国。
一个是“执古之道”，一个是“执今之道”，而“今”与“古”文字差别很大，必然不会是无心之改，那么古人为何特意将“今”改为了“古”？原因非常简单，就是儒家为了让《道德经》符合自身学说，于是别有用心地进行了篡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