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京都变更为北京未导致共同语的标准音发生重大改变
     明代前期和中期、清代前期北京语音虽然处于杂烩状态，但是北京的各种不同语音必然要逐渐混同为一。在北京语音逐渐混同为一的过程中，标准共同语和地方共同语必然被各种各样的人带进北京，共同语的权威性必然会使本来就操共同语的那部分北京人一如既往坚持说共同语，必然会使其余的北京人为了克服交际障碍、为了在某些交际场合避免语音不协调或为了装点自己的身份而选择共同语作交际工具，共同语是北京语音混同为一的目标。同时明清两代的最高统治者都把共同语作为施政的工具，北京成为共同语的使用中心；他们又都继承传统而把以洛阳话为代表的中州音作为标准音加以提倡。这些情况必然有力地促使共同语语音尤其是标准音洛阳音对北京语音产生强烈的同化影响，加快北京语音在混同为一的过程中向洛阳语音靠拢的步伐。我们推断清代后期北京语音和洛阳语音差异已经不大。从人们所熟知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北京话和洛阳话已相当近似这一事实，我们也可以推断十九世纪中后叶——清代后期——北京话和洛阳话是近似的。因此，清代后期共同语的标准音由洛阳音变更为北京音，也没有导致共同语的标准音发生重大改变（参见李新魁1980；1987b）。


本论文到此结束，河南洛阳话是古代普通话，数千年如此，没有南方蛮族半点事，我就不明白，蛮族怎么能造出这么大一个假来？
下边是注释：

注释
     〔1〕参见周祖谟1988：437；许宝华、詹伯慧1988：138；王力1980a：36；袁家骅等2001：17；钱曾怡2002：8。
     〔2〕例如，《南史 •卷四十七•胡谐之传》记载：齐高帝“以谐之家人语音不正，乃遣宫内四五人往谐之家，教子女语。二年后，帝问曰：‘卿家人语音已正未？’谐之答曰：‘宫人少，臣家人多，非唯不能得正音，遂使宫人顿成傒语。’”“正音”与方言“傒语”相对，“正音”就是共同语。《北史•卷十九•献文六王传》：“孝文引见朝臣，诏断北语，一从正音。”北魏孝文帝变法，禁止鲜卑贵族说鲜卑语，要他们说正音——汉语共同语。唐慧琳《一切经音义•第五十三卷•起世因本经卷第一》：“女革反盖乡音耳，非正音也。”宋戴埴《鼠璞•姓氏改易》：“俞，敕救反，叶音摄，今从正音。”
     〔3〕例如，英吉利民族共同语以伦敦方言作为基础方言，法兰西民族共同语以巴黎方言作为基础方言，俄罗斯民族共同语
     以莫斯科方言作为基础方言（参见岑运强2004：42），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基础方言是以北京话为代表的北方方言。      


〔4〕从古人的一些记述，我们可以知道上古时期北方地区的方言分歧相当严重。许慎《说文解字•序》说：战国时期各诸侯国“言语异声”。《礼记•王制》说：“五方之民，言语不通。”东汉时期的一些学者则在古书的注解和训诂专书中具体指出了当时北方地区一些分歧较大的方音现象。例如，“秦人‘犹’、‘摇’声（引者按：声指字的整个读音。下同）相近”（《礼记•檀弓》“咏斯犹”郑玄注）；“齐人言‘殷’声如‘衣’”（《礼记•中庸》“壹戎衣”郑玄注），言“莎”音如“献”（《礼记•郊特牲》“汁献”郑玄注）；“鲜”字齐鲁之间音近“斯”（《诗经•匏叶》“有兔斯首”郑玄笺）；兖州“殷”读如“衣”（《吕氏春秋•慎大》“夏民亲殷如夏”高诱注）；豫、司、兖、冀等州“天”读为“显”（《释名•释天》）；青州、徐州“天”读为“坦”，“风”读为“放”，（《释名•释天》）“兄”读为“荒”（《释名•释亲属》），“癣”读为“徙”（《释名•释疾病》）；兖、豫、司等州“风”读为“氾”（《释名•释天》）；陈、宋一带“桓”读为“和”（《汉书•尹赏传》“寺门桓东”如淳注）。方音差异一般是音类的差异而不仅仅是个别字音的差异，而东汉学者指出的这些方音歧异显然远远不是当时北方地区方音歧异的全部现象，联系《说文解字•序》和《礼记•王制》所指出的上古方音分歧，我们可以推断整个上古时期北方地区的方音分歧不会比今天的吴、闽、粤、赣、湘等南方方言的分歧小（似乎可以这样说，上古北方地区的方音分歧大体上就保留在今天的南方方言里）；而中古时期北方地区的方音分歧显然也要比今天大得多。

〔5〕我们认为，整个古代的共同语和今天的共同语一样，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地域差异。在用音标准确描写现代普通话的语音系统，凭借音标和各种现代化手段直接传播、大力推广普通话的今天，方言区的人不经过专门训练就难以掌握标准的普通话，带有方言色彩的不标准的普通话——地方普通话——流行于全国各地（参见陈亚川1993）。由此可以推断：在不可能用音标把共同语的标准音系准确描述下来加以推广、共同语仅仅以口耳传习的方式辗转传播的古代，一般地说，除了以代表共同语标准音的那种方言为母语的人能说标准的共同语而外，其余的人所说的共同语必然包含着或多或少的方音成分，是形形色色的地方共同语。耿振生（1992：120—121）在根据明清时期的一些等韵图研究了这一时期的官话音系后指出：“官话到了不同的地方，会在不同程度上接近当地的方言，吸收一些当地的语音成份，这样就形成地区性的官话变体。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社会集团中，讲的不是完全一致的一种官话。”耿振生论述的虽然是明清的共同语，但明清以前共同语的情况也必然与明清相同。                           
     〔6〕《论语》是孔子的学生和再传弟子撰述的，既然撰述者知道孔子诵读《诗》、《书》是用雅言，这就说明孔子用雅言诵读《诗》、《书》是在教授学生的正式场合。
     〔7〕“正”有“合乎规范，合乎标准”义（见《汉语大字典》，参见《汉语大词典》）。
     〔8〕《诗经》中的民歌在最初创作时虽然是按照方音押韵，但在周代已被采诗者或《诗经》的编纂润饰者改为按共同语语音押韵。
     〔9〕例如，各方言区的文人都不约而同地借“女”记录rǔ,借“其jī” 记录qí，又如齐、楚、燕、韩、赵、魏这些方言区的文人都不约而同地借“胃”去记录“谓”，借“仑”去记录“论”，借“者”去记录“诸”；秦方言区的文人早期也把“胃”、“仑”、“者”分别借去记录“谓”“论”“诸”，后来才给前三个字加上“言”而使用“谓”“论”“诸”（刘又辛，方有国2000：212，216—218）。


〔10〕例如，借“虞”为“吾”、借“弘”为“工”大体上只出现在楚方言区的文人写成的作品里，借“庚”为“唐”、借“怳”为“广”大体上只出现在燕方言区的文人写成的作品中（刘又辛，方有国2000：204）。
     〔11〕周代假借字的判定必须以被借字和借去记录的词在今天构拟的周代音系中音同或音近为前提，而传世和出土的周代文献中的假借字基本上都已被识别（判定为假借字）。
     〔12〕造成少数假借字只出现在某一、两个方言区的文人的作品里的原因有二：一是这些假借字的一部分，它们所出现的产生于其他方言区的那些作品没有流传下来；二是这些假借字的另一部分当初就仅仅被这一、两个方言区的文人作为假借字使用（要求所有的假借字都要被所有方言区的文人使用是不符合情理和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13〕上文述及的西土之诗大体上产生于西周。西土之诗除秦风10首产生于春秋时期外，其余周南、召南、豳风、周颂63首基本上都是西周前、中期的作品，大雅和小雅105首则是西周晚期的诗（参见孙作云1966b；高亨1980）。
     〔14〕商代甲骨文中的假借字约占已识甲骨文字的70%以上（刘又辛，方有国2000：132）。
     〔15〕刘又辛，方有国（2000：182）指出：“甲骨文中绝大多数假借字都被周代承用。”
     〔16〕见刘又辛，方有国2000：178—182。由于时间和资料的限制，有多少商代假借字在商代记录什么词，在周代也还记录同样的词，我们暂时还未能用精确的统计数据来说明。
     〔17〕据王力1985：18，51—60统计。王力1985：18—73构拟的先秦音系实
     际上是春秋战国音系。因为王力用来构拟他的先秦音系的材料大多数反映的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语音：《诗经》韵语大多数产生于西周晚期至春秋中叶（参见孙作云1966b；高亨1980）；《楚辞》韵语产生于战国后期；谐声字一部分反映西周时期的语音，一部分反映春秋战国的语音。


〔20〕据喻遂生先生（1994）研究，在云南纳西族的东巴文字中，假借字本来的字音和借去记录的词声母韵母都相同的占所有假借字的88.9%。我们据此推断在商周时期，假借字本来的字音和借去记录的词声母韵母都相同的也当占90%左右。为了叙述分析的方便，我们在这里把假借字本来的字音和借去记录的词音同音近限定为声母韵母相同——分布在同一个声母韵母上。
     〔21〕如“亦（腋）”和“亦”在商周两代都是余母铎部开口三等”（参见郭锡良1997a，1997b），商人和周人都把“亦（腋）”借去记录“亦”（参见徐中舒1989）。
     〔22〕如“七（切）”和“七”在商代是清母质部开口三等（参见郭锡良1997a，1997b），商人把“七（切）”借去记录“七”（参见徐中舒1989），“七（切）”的读音在周代变成了清母质部开口四等，“七”在周代仍然是清母质部开口三等，周人仍然把“七（切）”借去记录“七”；“辟” 和“嬖”在商代是帮母锡部开口三等（参见郭锡良1997a，1997b），商人把“辟” 借去记录“嬖”（参见徐中舒1989），“嬖”在周代变成了帮母锡部开口四等，“辟”在周代仍然是帮母锡部开口三等，周人仍然把“辟”借去记录“嬖”（《荀子•儒效》：“随其长子，事其便辟。”杨倞注：“辟读为嬖”）。
     〔23〕如“之（前往）”和“之（代词）”在商代是端母之部开口三等（参见郭锡良1997a，1997b），在周代变成了章母之部开口三等，商人和周人都把“之（前往）”借去记录“之（代词）”。


回复：111楼
第一楼有个链接，那里有全文。我白天发有几段发不上去，百度说有非法词汇，其实什么也没有。所以有几段我没有发完。你要全文，可以到我第一楼的链接里的网页去复制。

〔25〕参见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雅”字条；孙作云1966a；王力1980a：36；李维琦1980。
     〔26〕《国语•周语上》记载祭公谋父谏周穆王说：“昔我先王世后稷（世世代代作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弃稷不务，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史记•周本纪》亦有类似的记载：“周后稷，名弃，……好耕农。……帝尧闻之，举弃为农师，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封弃于邰，号曰后稷，别姓姬氏。后稷之兴，在陶唐、虞、夏之际，皆有令德。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刘立。”从《史记》“后稷之兴，在陶唐、虞、夏之际，皆有令德”之语，可知司马迁所说的后稷不是指一个人（一个人不可能处于唐尧、虞舜、夏禹三代），而不窋之孙公刘至周武王之曾祖古公亶父凡十代（参见范文澜1964：126—127），由此可知作为不窋之父的后稷已处于夏朝末期。《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记载刘敬说汉高祖曰：“周之先自后稷尧封之邰，积德累善十有余世，公刘避桀居豳。”刘敬的说法和《国语》、《史记》的记载是相吻合的。
     〔27〕仅武王、周公和成王就先后建置七十一国（郭沫若1976：223）。
     〔28〕除了镐京的西周贵族和官吏们在庄重正式场合说共同语而外，为了克服言语交际障碍，天下各地的人来到镐京，都必须操共同语，而镐京人同外地人说话也必须操共同语。
     〔29〕我们这样推断的根据是：北宋王朝迁都临安（杭州），临安成了共同语的使用中心，共同语语音同化临安方音，一百来年后就使临安方音消融在共同语语音之中。明人郎瑛（1487—1566，明中叶人）《七修类稿》卷二十六谈及杭州语音时说：“城中语音好于他郡，盖初皆汴人，扈宋南渡，遂家焉。故至今与汴音颇相似。”明陈全之（生活于万历、天启年间，明后期人）《蓬窗日录》卷一也说：“杭州类汴人种族，自南渡时至者，故多汴音。凤山门尤逼真，宋宫殿在也。”郎、陈二人皆说明代杭州的语音与汴京（开封）的语音——共同语语音（详3.1.1）——相似，可见二人所言并非虚语。然而郎说杭州当初皆汴人，陈说杭州人都是汴人后代，则有失实之处。杭州在隋唐时就是州的治所所在地，宋王朝迁都于此前此地已有大量人口居住。十分明显，明代中后期杭州语音与共同语语音相似，是南宋时期共同语语音同化临安方音的结果。然而元明时期杭州已不是共同语的使用中心，元明时期的杭州话不是向共同语靠拢，而是受周围的吴语同化向吴语靠拢（今天的杭州话早已成为吴语）。可是明代后期的杭州话还与共同语相似，这说明共同语对杭州话的同化在南宋中后期就已完成，即宋王朝迁都临安后一百来年临安方音就消融在共同语语音之中。


〔30〕这一点可以由北宋王朝迁都临安（杭州），临安方音被共同语语音同化（见注 ）来加以证明。
     〔31〕我们之所以要把共同语标准音转变为洛阳音的时代认定为东汉中期而不认定为东汉后期或曹魏或西晋,这是因为，我们根据北宋王朝迁都临安后一百来年就使临安方音消融在共同语语音之中，推断某个王朝定都某地之后，经过一百来年该地的方音就会被共同语语音完全同化，在没有特殊条件起作用的情况下，此时共同语的标准音就会转移到该地的新语音（参见1.2及注 ），而东汉定都洛阳后没有把共同语标准音转移的时间推迟到东汉后期或曹魏或西晋的特殊条件，因此我们只能把共同语标准音转变为洛阳音的时代认定为东汉中期。    
     〔32〕参见《辞海》“长安”条和“洛阳”条。
     〔33〕如前所述，西周迁都洛阳使大量人口从镐京（长安）涌入洛阳，而东汉末年董卓胁迫天子迁都长安，又“徙洛阳人数百万口于长安”（见《后汉书•董卓传》）。
     〔34〕《切韵》音系的语音基础是南北朝后期的共同语标准音即洛阳音；《切韵》可能包含有方音成分，但其分韵主要是依据当时的共同语标准音，不是依据吴音（详邵荣芬1997）。《切韵》音系之所以和晚唐的洛阳语音差异较大而被李涪错误地认为是吴音，主要是因为共同语标准音即洛阳音从南北朝后期发展到晚唐，已有较大的变化。仅就韵母而言，南北朝时期共同语有一百三十二个韵母，隋至初唐只有一百一十一个韵母，晚唐时期韵母减少为八十一个（据王力1985：114—133，175—214，235—256统计。王力的隋至中唐音系当为隋至初唐音系）。


〔40〕“鸟”在今吴方言的大多数方言点声母尚念[t](钱乃荣1992：236)。由此可知“鸟”在清代吴方言中读为“貂”之上声信然。而“鸟”在由中州音发展演变而成的今普通话（参见后文）中声母念[n]。由此可知“鸟”在清代中州音中读为泥母。而“娆”在古代是日母字。泥母与日母相近，吴语区的人“鸟”读为“娆”的确是在模仿中州音的读法。
     [41] 如此说来，《音韵阐微》所代表的语音也就是以洛阳话为代表的中原雅音。《音韵阐微》的韵部依“平水韵”分为一百零六韵，声母采用《切韵》音系的三十六字母，而“平水韵”的韵部是合并了北宋《集韵》的那些反映北宋标准共同语语音（洛阳音）的实际变化的同用韵部而形成的，《集韵》的前身是《广韵》和《切韵》，《切韵》音系的语音基础是洛阳音（参见邵荣芬1997），因此《音韵阐微》所代表的语音大体上是宋代的洛阳话。《音韵阐微》所代表的语音在清代原本是书面共同语标准音（参见李新魁1983：227，238—240），由于书面共同语语音是文人们自幼诵读古书所用的语音，因而它自然也是文人们在庄重正式场合所操的共同语口语音，所以清代统治者可以把《音韵阐微》所代表的书面共同语标准音作为口语共同语的标准音来推广和提倡。   
     莎氏之所以不从地域上来说明正音，是因为他的说话对象是正音学习者，在正音学习者不能到正音发源地去实地学习正音的情况下，抽象地指明何地语音为正音，对于正音学习者没有什么实际用处，因而只有指明正音的书面标准，这样才能满足正音学习者的实际需要。


[42]周德清在《中原音韵•正语作词起例》中说：“唯我圣朝，兴自北方，五十余年，言语之间，必以中原之音为正。”周氏在该书的自序中又说：“欲作乐府，必正言语。欲正言语，必宗中原之音。”由此可知：《中原音韵》的编纂是以中原之音亦即共同语标准音为准绳。
     [43]《音韵阐微》代表清代的书面语中州音。参见注[41]。
     [44]例如，耿振生先生（1992：120）认为，“历史上的官话没有形成一个规范的标准音系，……处于自然状态下的共同语，不经过人为的干预，还不可能自发地成为一套为全社会公认的明确的规范，也就是说不存在‘唯一正确’的标准音系统。”而张玉来先生（2005）则根据明代前期朝鲜学者的译音材料所记录的朝鲜学者在当时的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地区听闻到的几种官话音系互有分歧，朝鲜人在当时的北京没有找到无分歧的汉语口语音系（其主要原因是当时的北京语音处于八方杂烩的状态。详3.2），认定明代官话没有标准音系。
     [45]在京都变更未导致共同语标准音转移的情况下，不同时代的共同语标准音系显然是前后相继的。在京都变更导致共同语标准音从殷墟语音转变为镐京音、从长安音转变为洛阳音、从洛阳音转变为北京音的情况下，我们说共同语标准音系前后相继，是指在殷墟语音和镐京音相近似、长安音和洛阳音相近似、洛阳音和北京音相近似的条件下，殷墟语丅音作为标准音，其发展演变的趋势可以通过新标准音镐京音延续下去；长安音作为标准音，其发展演变的趋势可以通过新标准音洛阳音延续下去；洛阳音作为标准音，其发展演变的趋势可以通过新标准音北京音延续下去；因而从语音发展演变的角度看，共同语标准音系是前后承接的。下文说各地区历代的地方共同语音系也都是前后相继的，道理同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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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镇豪    1994    《夏商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蛮子们脑子装满了百越文化，在现在的汉文化氛围里用不上，攻击汉文化，却没有汉文化的一般常识，脑中的汉文化空空如也。所以他们只有满嘴喷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