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我们利用有关的文献材料，考证和揭示西周共同语就是周人从商代继承下来的共同语，西周共同语的标准音就是西周定都镐京后镐京的周人所操的同化了原先的镐京方音的共同语语音，亦即西周定都镐京若干年后的镐京语音。
     前文已经指出西周共同语在周代叫做雅言。“雅”字从隹（短尾鸟）牙声， 本义为“乌鸦”，按“雅”的本义讲解，“雅言”讲不通，“雅”当借为“夏”，“雅言”即“夏言”。以下是“雅”借为“夏”的证据：《荀子•儒效》：“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积靡使然也。”《荀子•荣辱》：“譬之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是非知能材性然也，是注错习俗之节异也。”又，《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公子夏”，《左传•襄公二十八年》作“公子雅”。此外，《诗经》中的“雅诗”本当作“夏诗”，“大雅”本当作“大夏”，也可证“雅言”本当作“夏言”。《墨子•天志下》：“于先王之书，大夏之道之然：‘帝谓文王，予怀明德……顺帝之则。’”孙诒让间诂于“大夏之道之然”后引俞樾曰：“‘大夏’即‘大雅’也。‘雅’、‘夏’古字通。……下文所引‘帝谓文王’六句正‘大雅•皇矣’篇文。”“雅言”之“雅”借为“夏”，“雅言”即“夏言”，这已成为很多学者的共识。


西周前期，周人以夏人的后裔自居，自称为“有夏”和“夏”。例如，《尚书•立政》篇中周公对成王说：“乃伻（抨，使）我有夏式（代）商受命。”王世舜注：“有夏，非指夏朝，而是周的旧称。”《尚书•君奭》篇周公对召公奭说：“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尚书•康诰》记载周公对康叔说：“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用肇造我区夏。”王世舜译“肇造我区夏”为“缔造了我们小小的周国。”周人之所以以夏人的后裔自居，是因为周人的祖先在定都豳地而立国之前，世世代代作夏王朝的后稷（农官）。 周人既自称为“有夏”和“夏”，由此可知作为西周共同语的夏言就是周人所操的语言。产生于西周京都的周人的诗歌大雅（参见孙作云1966a）在周代又被称为“大夏”，“夏诗”即周人的诗歌，是“夏言”就是周人所操的语言的有力证据。

然而“夏言”并非周人原本所操的镐京方言，而是周人从商代继承下来的共同语。商代共同语既然是流行于整个商朝统治区域的语言，殷墟语音既然是商代共同语的标准音，那么作为商朝方国之一的周国的上层分子在灭商以前一般就已经掌握了共同语，即他们能操不标准的殷墟话。周人攻入商人的本土而灭商——在这个过程中还联合了众多的方国的兵力（见《史记•周本纪》）——占领商人所统治的整个地域，这必然促使更多的周人为克服和其他方国的人以及殷商之人的言语交际障碍而学习和使用共同语，这些周人也能操不标准的殷墟话。上述情况为周人灭商以后继承商代共同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周人灭商后，在统治整个天下的过程中，为了消除言语交际的障碍，对商代共同语必定是继承而不是抛弃，抛弃则无法顺利实施他们的统治，他们必定要把商代共同语作为施政的工具。西周初年周天子大规模地把本来居住在镐京一带的自己的子弟、族人和功臣分封到天下各地去建立诸侯国， 而那些周军中的一般军官和有功士卒则被派到各地去作地方官吏，这些周人既自称为“有夏”和“夏”，他们为施政方便所操的带有镐京方音色彩的共同语，自然就被天下人称作了“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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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定都镐京导致共同语语音同化镐京方音，使新的镐京语音成为共同语的新标准音，和东汉定都洛阳导致共同语语音同化洛阳方音，使新的洛阳语音成为共同语的新标准音十分相似（参见第二节），和明清定都北京导致共同语语音同化北京音，使新的北京音成为共同语的新标准音惊人地相似（参见3.3），因而西周时期的这种情况不是我们的杜撰，而是历史的真实。
     以上分析可以明显地看出，京都由殷墟变更为镐京虽然使共同语的标准音由殷墟语音变更为镐京语音，但是共同语的标准音并没有因此而发生大的改变。


二   西周至南北朝京都多次变更未导致共同语的标准音变更和发生重大改变
     西周迁都洛阳而进入东周，但是东周时期共同语的标准音仍然是镐京语音而不是洛阳方音。迁都洛阳后，最高统治者用来作施政工具的无疑是原先就已使用若干代人的共同语语音——镐京音，而绝不会是洛阳方音。迁都洛阳必然导致大量人口从镐京涌入洛阳。这些人口必然把共同语标准音——镐京音带入洛阳。东周初年洛阳成了共同语的使用中心。洛阳方音必然被共同语语音同化。 按照一般规律，在洛阳方音被共同语语音同化后，共同语的标准音应该转变为洛阳语音。可是西周迁都洛阳后情况特殊，由于迁都后东周王朝迅速衰落，洛阳作为东周京都的权威地位延续的时间很短，在共同语语音同化了洛阳方音时，洛阳作为东周京都的权威地位已经消失或基本上消失了，它不可能促成共同语使用者对标准音的心理认同从镐京语音转移到洛阳语音（此时的洛阳语音与镐京语音有差异）。镐京语音显然既是西周共同语的标准音，也是春秋战国时期共同语的标准音。
     秦王朝定都于长安附近的咸阳，西汉则定都长安，因此镐京语音——秦和西汉时期的长安音——无疑也是秦代和西汉共同语的标准音。
     东汉、曹魏、西晋和北魏定都于洛阳，政治中心的转移导致共同语的标准音在东汉（25—220）中期由长安语音转变为被长安语音同化但与之有差异的洛阳音，洛阳音是东汉中后期和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共同语的标准音。精于审音辨韵的南北朝后期的杰出学者颜之推在《颜氏家训•音辞篇》里说：“至于魏世，此事（按：指用反切注音）大行。………自兹厥后，音韵锋出，各有土风，递相非笑，指马之谕，未知孰是。共以帝王都邑，参校方俗，考核古今，为之折中。搉而量之，独金陵与洛下耳。”颜之推在这里明确指出金陵语音和洛阳语音分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文人编写韵书所依据的语音标准。编写韵书的语音标准和共同语的语音标准是一致的。根据颜之推的论述，参照西晋王朝由洛阳迁都金陵这一历史事实，我们可以推知以下两点：（1）东汉中期共同语的标准音从长安语音转变成了洛阳语音。 （2）西晋王朝由洛阳迁都金陵把洛阳语音带到了金陵，颜之推所说的金陵语音不是指金陵土话，而是指南下士族们带到金陵去的洛阳音，只不过这洛阳音略有变化而已，（陈寅恪1949；邵荣芬1997；李新魁1980；1987b）因此洛阳语音既是东汉中后期、曹魏和西晋时期共同语的标准音，从大体上看也是东晋和南北朝时期南部和北部中国共同语的标准音。


洛阳语音是东汉中后期和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共同语的标准音，这是不容置疑的。我们将在3.1证明：隋唐时期共同语的标准音是洛阳音。这就决定着东汉中后期至南北朝末期共同语的标准音只能是洛阳音。否则，未定都于洛阳的隋唐两代以洛阳音为标准音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经过几百年之后，东汉定都洛阳，使洛阳又一次成为共同语的使用中心，洛阳语音又一次接受共同语语音的强烈同化。到东汉中期洛阳语音取代长安音而成为共同语的标准语音时，洛阳音和长安音——镐京音的后裔——当更加近似。从以上所述可知：东汉中期共同语的标准音由长安音转变为洛阳音，这标准音不会发生大的改变。

北宋王朝迁都临安（杭州），但南宋时期共同语的标准音仍然是洛阳音。南宋陆游在《老学庵笔记》卷六中批评各地方音不合规范后说：“中原惟洛阳得天地之中，语音最正。”陆游是浙江山阴人，他出生于北宋灭亡之际——出生后洛阳即陷落，因此他不可能在洛阳生活而对洛阳语音有感情，他对洛阳语音的推崇反映出以洛阳音为标准音是南宋时期人们的共识。

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李先生提出的这个观点作尽可能详尽的论证。此外，古代文献中关于魏晋南北朝和唐宋时期共同语的标准音是洛阳音的记载不多，而关于元明清时期共同语的标准音是洛阳音的记载则相当丰赡，我们充分论证了元明清时期是以洛阳音作标准音，就可以以此为基础，从逻辑上推定魏晋南北朝和唐宋时期共同语的标准音是洛阳音（详第二节和3.1.2）。

回复：43楼
你自己看看你的发言，通篇就是满嘴排泄物。你们为什么不敢理性的讨论？难道你以为你们满嘴喷粪就等于你胜利了？
我对你们这种没有任何技术含量的骂仗没有兴趣，这说明你们还没有接触到人类的最基本文明。古越族文化让你们的嘴巴都变成马桶了。和你们同为中国人，真是杯具。

学者的研究都是排泄物，只有你们这些文盲的可笑言论才是真理，你们什么时候出现的返祖现象？

猴们不要捣乱了,这论文很长的,还没发完,猴们仔细读了:
继续:
元代孔齐在《至正直记•卷一•中原雅音》中说：“北方声音端正，谓之‘中原雅音’，今汴、洛、中山等处是也。”孔齐的话表明，在元代，洛阳、汴京以及中山等地的语音被人们称为‘中原雅音’，被认为是语音之端正者，即共同语的标准音。宋元时期中山府的辖境相当于今河北省定县、唐县、新乐、完县、望都、曲阳、无极等县地（京广铁路石家庄至保定段的两侧地区。参见《辞海》），这个地区和汴、洛地区不接壤，属于海河流域，已不在中原的范围之内（参见3.1.1），其语音之所以被称为中原雅音，不是以地域命名，而是因为它和汴、洛语音相似（似乎大量移民把汴、洛语音带到了那里）。尽管孔齐把仅仅和洛阳语音相似、远离洛阳的区区中山之地的语音都算作共同语标准音，可是他却没有把当时的京都北京的语音包括在标准音的范围之内，这说明当时的北京语音完全不具备共同语标准音的资格，元代共同语的标准音是以洛阳话为代表的中原雅音。

指出元代是以洛阳话为代表的中原雅音作为共同语标准音的元朝人不仅仅是孔齐，范德机和周德清也持同样的观点。范德机在《木天禁语》中说：“马御史云：……四方偏气之语，不相通晓，互相憎恶。惟中原汉音四方可以通行，四方之人皆喜于习说。盖中原天地之中，得气之正。”周德清在《中原音韵•正语作词起例》中说：“唯我圣朝，兴自北方，五十余年，言语之间，必以中原之音为正。”周氏在该书的自序中又说：“欲作乐府，必正言语。欲正言语，必宗中原之音。”《木天禁语》中的“中原汉音”和周德清所说的“中原之音”只能理解为以洛阳话为代表的“中原雅音”，而绝非象某些学者阐释“中原之音”那样，是指当时的北京语音。古代汉族的地域观念不会把北京包括在中原之内。 在古代汉人那里，狭义的中原就是指今河南省一带，广义的中原仅仅指黄河中下游地区或黄河流域（参见《辞海》、《辞源》和《汉语大词典》“中原”条）。而北京属于海河流域，不属于黄河流域。既然《木天禁语》说“中原汉音四方可以通行，四方之人皆喜于习说”，可见“中原汉音”是一种基本上没有内部分歧的语音，即汉语通行区域内某一范围较小的地域的语音，因而“中原汉音”之“中原”就是指河南省内的洛阳一带，“中原汉音”和“中原之音”就是指洛阳或洛阳一带的语音。《木天禁语》说中原居天地之中，而晚唐李涪、宋代寇准和陆游、清代朴隐子和潘耒则说洛阳居天地之中（朴、潘之说详后），明代吕坤在《交泰韵》的同一段话中既说“中原当南北之间”，又说“河洛（洛阳）不南不北，当天地之中”（详后），还有清代朴隐子在《诗词通韵•序》中把和“中原”同义的“中州”作为“洛阳”的等义词来使用（详后），这些都是“中原汉音”、“中原之音”的“中原”是指洛阳一带而不是指北京，“中原汉音”和“中原之音”是指洛阳或洛阳一带的语音而不是指北京语音的有力证据。古代汉族活动的地域范围决定着在他们心目中居天地之中的“中原”只能是洛阳一带，而不可能是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