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兵阴阳，是以左前为阳，右背为阴，“右背高”的意思，就是负阳而抱阴，左前开阔，右背高峻，其实，也还是“视生处高”的意思。但“前死后生”这句话，在理解上有点麻烦。“视生处高”，从字面上讲，本来是以脸对的方向为“生”，背对的方向为“死”，这里怎么反而说是“前死后生”呢？旧注因此有争议。李筌说，“前死，致战之地；后生，我自处”，即前有敌阻，只有死战，突破敌人，才能出去，所以叫“前死”，背有依托，无须战，所以叫“后生”。但王皙说，“凡兵皆向阳，既后背山，即前生后死。疑文误也”，他认为，原文肯定写错了，本来应该是“前生后死”。后说好像很有道理，但银雀山汉简出来后，我们发现，原文还是“前死后生”。看来，李筌的解释还是对的。李筌注，是根据《孙子》本身的解释，《九地》讲“死地”，有两条解释，一条是“疾战则存，不疾战则亡”，一条是“无所往者”。第二条解释，简本有异文，分成两句，是作“背固前敌者，死地也。无所往者，穷地也”。这一解释更清楚，“前死”就是指前有敌阻。可见“死生”是指需战不需战。前有敌人挡，不战就出不去，才叫“死”；后有依托，很安全，不需战，才叫“生”。
2. 《黄帝伐赤帝》中的刑德概念： “黄帝南伐赤帝，至于阪泉，战于反山之原，右阴，顺术，倍（背）冲，大烕有之”：这里提到黄帝在征战过程中，采用了一系列的兵阴阳策略，古人认为作战要按照阴阳原则来进行。在作战时右侧依托山陵高地，左侧面向水泽，比较有利。左前方为阳，右后侧为阴，叫做负阳抱阴。
3. 张家山《盖庐》中的兵阴阳地理应用：
“凡军之举，何处何去？”：这是关于军队行军和布阵的基本原则的提问。“军之道，冬军军于高者，夏军军于泮者，此其胜也”：指出在不同季节选择不同的地形，冬季选择高处，夏季选择低湿之地，是取得胜利的关键。 “当陵而军，命曰申固；倍（背）陵而军，命曰乘执（势）”：说明根据地形的前后位置来决定军队的布阵方式。 “前卩走而军，命曰范光；右而军，命曰大武；左暖而军，命曰清施”：进一步描述了根据四个方向来命名和决定军队的布阵方式。 “倍（背）水而军，命曰绝纪；前水而军，命曰增固。右水而军，命曰大頃；左水而军，命曰顺行”：这里讨论了水的相对位置对军队布阵的影响，背水一战被认为是绝后，而面对水流则被认为是增前固后。 “军恐疏遂，军恐进舍，有前十里，毋后十步。此军之法也”：强调了军队行进和驻扎的规则，避免过于分散和过于集中，保持适当的距离。
通过这些原文信息，我们可以看出，兵阴阳的地理学强调根据自然条件和地形来决定军队的行动和布阵，以达到最佳的战术效果。

再谈一下 天之刑德，即刑德九宫占
《帛书刑德乙本 刑德大游》
“德”开始于“甲”，“太阴”开始于“子”，“刑”则与“水”和“子”相对应。因此，可以说“刑德”的起始是在“甲子”。当“刑德”之年发生变动时，这种变动总是在冬至之后的第七天，并且与“子”、“午”、“卯”、“酉”这四个时辰有关。具体来说，“德”的变动发生在“子”或“午”时，而“刑”的变动则发生在“卯”或“酉”时。
在“刑德”的运行过程中，它们每年都会移动到自己所不能胜过的位置，并且“刑”不会进入“中宫”，而是停留在四个角落。从“甲子”开始，这个过程会沿着东南方向进行，经过二十年完成一个周期。每完成一个周期，“刑德”就会四通八达。经过六十年，这个周期会再次回到“癸亥”，然后重新开始于“甲子”。
在“刑德”的初始运行阶段，经过六年它们会与“木”相遇，然后四年后分离。分离十六年后，它们会再次与“木”相遇。同时，“太阴”也会在十六年后与“德”一同与“木”相遇。
《马王堆帛书刑德》则描述“德”与五行（土、木、金、火、水）之间的关系，以及在不同“德”的影响下进行军事或政治行动可能带来的后果。
当“德”在土时，它被称为“不明”。这时，四季仿佛被封闭，君主的命令也无法贯彻执行。如果在这个时候发动军事行动或进行政治变革，一定会遭遇失败和毁灭，即使暂时取得胜利，也会留下祸患。比如，夺取别人一亩土地，可能需要用一百里的土地来偿还；杀死别人的奴婢，可能需要用自己的嫡子来抵命。
当“德”在木时，它被称为“柖榣”。在这个时期，如果发动军事行动，会让民众感到非常劳累。君子会穿着铠甲上朝，小人则会背着孩子逃难。即使事情勉强成功，上天也会显示出不祥之兆，这就像是发射出的箭矢，先行动的一方会遭遇土地被削减、军队变弱的后果。
当“德”在金时，它被称为“清明”。这是寻求将领、修整军队的好时机。先行动的一方会获得胜利，后行动的一方则会失败。攻城略地、讨伐叛逆，将领虽然会有些忧虑，但不会有后续的祸患。
当“德”在火时，它被称为“不足”。在这个时期发动军事行动，一定会遭遇失败和羞辱。如果利用这个时期去侵扰边境、夺取土地，那么不要深入，因为深入会带来后续的祸患。
当“德”在水时，它被称为“阴铁”。在这个时期发动军事行动，行动不会直接达成目标，也就是说不会有好的结果。一定不要去迎接这种“德”，因为如果这样做，五年之内，军队一旦迎战，就会有很多士兵战死。
回到十一家注：
《准星经》曰：「岁星所在之分，不可攻；攻之反受其殃也。」《左传》昭三十二年：「夏，吴伐越，始用师于越，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吴乎？越得岁而吴伐之，必受其凶。』」
《准星经》中提到：“岁星所在的分野（即天上的某个区域与地上的某个区域相对应），不可以进行攻击；如果攻击了，反而会遭受灾祸。”这里的“岁星”指的是木星，在古代天文学中，木星每十二年绕天一周，每年行经一个特定的星次，因此被用来纪年，并且被认为与地上的吉凶祸福有关。
而《左传》昭公三十二年中的记载则是：“夏天，吴国攻打越国，这是吴国首次对越国动用武力。史墨说：‘用不了四十年，越国恐怕会占有吴国吧？越国正当年岁星所在（即得天时），而吴国却去攻打它，一定会遭受灾祸的。’”这里史墨根据岁星的位置来预测了吴越之间的战争结果，认为吴国在越国得天时的情况下攻打它，是不利的。
笔者备注：
分野，指将天上星空区域与地上的国、州互相对应。古人依据寿星、大火、析木、星纪、玄枵、诹訾、降娄、大梁、实沈、鹑首、鹑火、鹑尾等十二星次的位置划分地面上州、国的位置与之相对应。就天文说，称作分星；就地面说，称作分野。它之所以将天界星区与地理区域相互对应，其最初目的就是为了配合占星理论进行天象占测。
注曰：「存亡之数，不过三纪。岁星三周三十六岁，故曰『不及四十年』也。」此年岁在星纪。星纪，其分也；岁星所在，其国有福，吴先用兵，故反受其殃。哀二十二年，越灭吴，至此三十八岁也。
这段注释进一步解释了《左传》中史墨的预言，并给出了具体的年数和星象背景。
“存亡的关键，不过在于三纪之内。岁星（木星）绕天三周是三十六岁，所以说‘用不了四十年’。这一年岁星运行在星纪的位置。星纪，是对应的地上分野；岁星所在的位置，那个国家就会有福，但吴国却先对越国动用了武力，所以反而遭受了灾祸。到了哀公二十二年，越国灭掉了吴国，这时距离史墨的预言已经过去了三十八年。”
这里，“三纪”指的是三个十二年，即三十六年，与岁星绕天三周的时间相对应。史墨根据岁星的位置和运行状态，预测了吴越之间的战争结果。

李淳风曰：「天下诛秦，岁星聚于东井。秦政暴虐，失岁星仁和之理，违岁星恭肃之道，拒谏信谗，是故胡亥终于灭亡。」复曰：「岁星清明润泽，所在之国分大吉。君令合于时，则岁星光熹，年丰人安；君尚𭧂虐，令人不便，则岁星色芒角而怒，则兵起。」
李淳风（唐代著名的天文学家和易学家）说：“当天下都在讨伐秦朝的时候，岁星（木星）聚集在了东井的位置。秦朝的暴政虐待百姓，失去了岁星所代表的仁和之理，违背了岁星所象征的恭肃之道，拒绝接受劝谏而相信谗言，所以胡亥（即秦二世）最终走向了灭亡。”
他又说：“当岁星显得清明润泽时，它所在的国家分野就会大吉。如果君主的命令合乎时宜，那么岁星的光芒就会和煦，这一年就会丰收，人民也会安宁。但如果君主崇尚暴虐，让人民感到不便，那么岁星的颜色就会变得芒角突出，像是在发怒，这时就会有战争发生。”
李淳风的这番话，实际上是在借助岁星这一天文现象来阐述他的政治和哲学观点。他认为岁星的变化可以反映出一个国家的政治状况和君主的品德，而君主的品德和行为又会反过来影响岁星的光芒和颜色，进而影响国家的吉凶祸福。
由此言之，岁星所在，或有福德，或有灾祥，岂不皆本于人事乎？夫吴越之君，德均势敌。阖闾兴师，志于吞灭，非为拯民，故岁星福越而祸吴。秦之残酷，天下诛之，上合天意，故岁星祸秦而祚汉。荧惑，罚星也；
由此说来，岁星所在的位置，有时会带来福德，有时会带来灾祥，这难道不是都源于人事（即人类的作为）吗？像吴国和越国的君主，他们的德行和势力都相当。但当阖闾（吴国的君主）兴起军队，意图吞并越国时，他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拯救百姓，所以岁星给越国带来了福德，而给吴国带来了灾祸。秦朝的统治残酷无情，天下人都起来讨伐它，这合乎天意，所以岁星给秦朝带来了灾祸，而让汉朝得以兴起。至于荧惑星，它是一颗代表惩罚的星。
宋景公出一善言，荧惑退移三舎，而延二十七年。以此推之，岁为善星，不福无道；火为罚星，不罚有德。举此二者，其他可知。况所临之分，随其政化之善恶，各变其本色，芒角大小，随为祸福，各随时而占之。
宋景公曾经说出一句善言，结果荧惑星（代表惩罚的星）就退移了三舍（古代的天文单位），并且因此延长了他的寿命二十七年。由此可以推断，岁星（木星）是一颗善星，它不会给无道之人带来福气；而荧惑星则是一颗罚星，它不会惩罚有德之人。通过这两个例子，我们可以推知其他星辰的情况也是如此。
更何况，岁星和荧惑星所临的地上分野，会随着那个地方的政治教化是善是恶而改变它们本来的颜色、芒角的大小，从而带来祸福的不同。所以，我们需要根据当时的情况来占卜和判断。
淳风曰：「夫形器著于下，精象系于上。」近取之身，耳目为肝肾之用，鼻口实心腹所资，彼此影响，岂不然欤？《易》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盖本于人事而已矣。刑德向背之说，尤不足信。夫刑德天官之陈，背水陈者为绝纪，向山坂陈者为废军。武王伐纣，背济水向山坂而陈，以二万二千五百人，击纣之亿万而灭之。
淳风（李淳风）说：“具体的事物显现在我们的眼前，而其精髓和象征则与更高层次或更抽象的存在紧密相连。”就近取例来说，耳目是肝肾的功用，鼻口则是心腹所依赖的，它们之间彼此影响，难道不是这样吗？《易经》说：“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就显现出来了。”这大概就是源于人事（即人的作为和世界的运行规律）吧。至于刑德向背的说法，尤其不值得相信。
刑德是指天上的星辰运行所代表的一种吉凶祸福的象征，而关于军队陈列时面对或背离刑德方向的说法，实际上并不可靠。比如说，背水陈列会被认为是断绝后路，而向山坂陈列则会被认为是废弃军队。但是，武王伐纣的时候，他就是背对济水、面向山坂来陈列军队的，结果他以二万二千五百人击败了纣王的亿万大军，并灭亡了纣王。
今可目睹者，国家自元和已至今，三十年间，凡四伐赵宼昭义军，加以数道之衆，常号十万，围之临城县。攻其南，不拔；攻其北，不拔；攻其东，不拔；攻其西，不拔。其四度围之，通有十岁。十岁之内，东西南北，岂有刑德向背、王相吉辰哉？其不拔者，岂不曰：「城坚、池深、粮多、人一哉！」，
现在我们可以亲眼看到的是，从元和年间（唐宪宗 李纯在位期间 (806年-820年)至今，这三十年间，国家四次讨伐古之赵国之地的昭义军，每次都有多个方向同时攻击的军队，号称有十万大军，围攻临城县。攻打它的南面，没有攻下；攻打它的北面，也没有攻下；攻打它的东面，同样没有攻下；攻打它的西面，依然没有攻下。这四次围攻，加起来有十年的时间。在这十年之内，难道会有刑德向背、王相吉辰这样的天文星象因素在决定胜负吗？
实际上，他们之所以没有攻下临城县，难道不是因为“城墙坚固、护城河深、粮食充足、士兵和百姓团结一心”这些实际的因素吗？

笔者备注：
昭义军的由来：
昭义军是唐代管辖邢、洺、贝、磁、卫等州的军队。
唐朝时期，至德初年，设置了上党节度使。到了宝应初年，又更名为泽潞节度使。上元初年，薛嵩投降唐朝，于是在相州（今河南安阳县治）设置了昭义节度使，管辖邢、洺、贝、磁、卫等州，这些地区相当于今天的河北大名道南训以及河南河北道的西部地区。大 历年间，田承嗣非法占据了相、卫等州，从此泽潞节度使开始兼管磁、邢二州，并首次拥有了昭义之名。建中初年，昭义军的治所迁到了潞州，即今天的山西长治县。咸通以后，昭义军多次发生叛乱。中和初年，镇将孟方立自称为留后，并将治所迁到了邢州，即今天的河北省邢台县西南。后来，潞、泽二州被李克用所占，从此昭义军被分为两个镇。大顺初年，李克用又兼并了邢、洺、磁三州，但仍分立了邢洺节度使。光化初年，邢、洺、磁三州被朱全忠所占，也被称为保义军，后来又改为匡义军、安义军 ，最终改为隆德军。
复以往事验之，秦累世战胜，竟灭六国，岂天道二百年间常在乾方，福德常居鹑首？岂不曰穆公已还，卑身趋士，务耕战，明法令而致之乎？故梁惠王问尉缭子曰：「黄帝有刑德，可以百战百胜，其有之乎？」尉缭子曰：「不然。黄帝所谓刑德者，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世之所谓刑德也。」「夫举贤用能者，不时日而利；明法审令者，不卜筮而吉；贵功养劳者，不祷祠而福。」
再用过去的事情来验证这一点，秦国历代战争都取得胜利，最终灭亡了六国，难道能说天道在二百年间一直偏向乾方，福德一直驻留在鹑首星宿吗？实际上，这难道不是因为秦穆公以来，秦国君主降低身份、礼贤下士，致力于农耕和战争，明确法令并严格执行所带来的结果吗？
所以，当梁惠王问尉缭子：“黄帝有刑德之说，可以百战百胜，这是真的吗？”尉缭子回答说：“不是这样的。黄帝所说的刑德，是指用刑（即军事力量）来讨伐敌人，用德（即政治和道德力量）来守卫国家，而不是世人所说的那种刑德。”
尉缭子接着说：“那些能够选拔贤能、任用人才的人，不需要选择吉日良辰就能获得利益；那些能够明确法令、审慎发布命令的人，不需要占卜就能获得吉祥；那些能够重视功劳、优待有劳绩的人，不需要祈祷就能获得福报。”
周武王伐纣，师次于汜水共头山，风雨疾雷，鼓旗毁折，王之骖乘惶惧欲死。太公曰：「夫用兵者，顺天道未必吉，逆之未必凶。若失人事，则三军败亡。且天道鬼神，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故智者不法，愚者拘之。若乃好贤而任能，举事而得时，此则不看时日而事利，不假卜筮而事吉，不待祷祠而福从。」遂命驱之前进。
周武王在讨伐纣王的时候，军队驻扎在汜水的共头山。当时，风雨交加，电闪雷鸣，军中的鼓和旗帜都被毁坏了。武王的车右（即骖乘，坐在车右的武士）感到非常惶恐，害怕得几乎要死了。
这时，太公（即姜太公，武王的谋士）说：“用兵的人，顺应天道并不一定就能吉利，违背天道也不一定就会凶险。但如果失去了人的作为（即没有做好战争准备和策略），那么三军就会败亡。而且，天道和鬼神是看不见、听不到的，所以智者不会迷信它们，而愚者则会被它们所束缚。如果我们能够喜好贤能并任用他们，做事又能够抓住时机，那么就不需要看时日也能事情顺利，不需要占卜也能事情吉利，不需要祈祷也能福报自然来。”
于是，武王听从了太公的建议，命令军队继续前进。
周公曰：「今时逆太岁，龟灼言凶，卜筮不吉，星凶为灾，请还师。」太公怒曰：「今纣剖比干，囚箕子，以飞廉为政，伐之有何不可？桔草朽骨，安可知乎！」乃焚龟折蓍，率衆先涉，武王从之，遂灭纣。宋高祖围慕容超于广固，将攻城，诸将咸谏曰：「今往亡之日，兵家所忌。」
周公（周武王的弟弟）说：“现在这个时候是逆太岁（即与太岁星相冲），龟甲和蓍草的占卜结果都说凶，卜筮也不吉利，星象也显示有灾祸，请让我们撤军吧。”
太公（姜太公）听后非常生气，他说：“现在纣王剖开了比干的心，囚禁了箕子，让飞廉掌管政事，我们讨伐他有什么不可以的？那些龟甲和蓍草的占卜，不过是些枯草和朽骨，怎么能知道真正的情况呢！”于是，他烧毁了用于占卜的龟甲，折断了蓍草，率领军队首先渡河，武王也跟随他，最终灭亡了纣王。
另一个例子是，宋高祖在广固围攻慕容超时，准备攻城。但诸将都劝他说：“今天是往亡之日（即传统上认为不宜出行的日子），是兵家所忌讳的。”然而，宋高祖并没有因此而改变他的计划，他选择了继续攻城，并最终取得了胜利。
笔者备注：
周公旦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和教育家，被尊称为“元圣”，是儒家学派的先驱之一。他是周文王姬昌的第四个儿子，周武王姬发的弟弟。周公在西周初期的政治、军事和文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周公的功绩主要包括：
1. 摄政：在周武王去世后，由于成王年幼，周公担任了摄政王，负责国家的日常政务。
2. 平定叛乱：面对管叔、蔡叔、霍叔等人的反叛，周公率军东征，成功平定了叛乱。
3. 分封诸侯：在平定叛乱后，周公进行了

了大规模的分封，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4. 营建成周洛邑：周公在洛阳建立了新的都城，即成周洛邑，这是周朝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
5. 制定礼乐：周公是西周典章制度的主要创制者，他主张“明德慎罚”，以“礼”治国，制定了一系列的礼仪和音乐制度，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6. 致政成王：在完成摄政任务后，周公将政权交还给了成王，体现了他的忠诚和高尚品德。
周公的言论和思想主要体现在《尚书》中的多篇文章，如《大诰》、《康诰》、《多士》、《无逸》和《立政》等，这些文献记录了他的政治理念和治国方略。他的一生被《尚书大传》概括为“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乐，七年致政成王”，这七个阶段概括了他一生的政治成就。周公的治国理念和实践对后世的儒家学派有着深远的影响。

什么叫往亡之日？
《堪舆经》上说:“往就是去，亡就是没有。该日忌讳拜官上任、远行归家、出军征讨、嫁娶、寻医。”
《历例》说:“往亡，是指正月的寅日、二月的巳日、三月的申日、四月的亥日、五月的卯日、六月的午日、七月的酉日、八月的子日、九月的辰日，十月的未日、十一月的戌日、十二月的丑日。”
曹震圭说:“往亡，就是往而不返的意思。孟是初，仲是中，季是末，就是一年的开始、中间、结尾的意思。正月、二月、三月、四月是一年的开始，都是当做四个孟辰,是五行初生之地，是生气之道，去而亡;五月、六月、七月、八月是一年的中期，都当做四个仲辰，四仲是五行兴旺的辰日，是旺气之道，往而亡;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是一年之结尾，都当做四个季辰，称为四季，是五行终墓之地，是万物皆归之处往而亡。”
按:《通书》上说:“宋武帝在往亡日起兵，军官认为不行。皇帝说:我去那么对方亡。果然克敌制胜。由此说来，往亡的禁忌并不灵验。今按:阴阳之义，无非是慎微谨始，以昭钦若之忧，不必因为一件事不应验就说全都作废了，应该思考这个日神是否正确。往亡，是在寅、午、戌火月，顺行寅、卯、辰;卯、未、亥木月，顺行巳、午、未;辰、申、子水月，顺行申、酉、戌;巳、酉、丑金月，顺行亥、子、丑。火性相随于木,木性相随于火，水性相随于金，金性相随于水。木生火而火焚烧木，金生水而水沉溺金因此没有克制便萌生，不萌生没有制约那就变化，不变化，万物就不能起始。所以叫往亡，看似微小其实很深奥啊!

高祖曰：「我往彼亡，吉孰大焉！」乃命悉登，遂克广固。后魏太祖武帝讨后燕慕容麟，甲子晦日进军，太史令晁崇奏曰：「昔纣以甲子日亡。」帝曰：「周武岂不以甲子日胜乎？」崇无以对。遂战，破之。后魏太武帝征夏赫连昌于统万城，师次城下，昌鼓噪而前。会有风雨从贼后来，太史进曰：「天不助人，将士饥渴，愿且避之。」崔浩曰：「千里制胜一日，岂得变易，风道在人，岂有常也！」帝从之。昌军大败。
宋高祖刘裕说：“我去攻城，敌人就会灭亡，这比任何吉日都要吉利！”于是，他命令全军登城，最终攻克了广固。
笔者备注：

其中历史插曲：
刘裕的军队围攻广固城，四边合围。有人暗地里告诉刘裕的军队说：“如果得到张纲攻城，城市就能攻下来。”当月，张纲从长安回来，就投奔了刘裕。刘裕让张纲绕着城市大声呼喊说：“赫连勃勃大破秦军，没有救兵来援救我们了。”慕容超恼怒，用暗箭射他，张纲才退走。
当时张纲给刘裕制造冲车，用木板覆置车上，用皮革蒙上，同时设置各种巧妙的机关，城头上的火石弓箭等都不起作用；又制造飞楼、悬梯、木幔之类，从速处逼近城头。慕容超非常愤怒，把张纲的母亲悬挂起来肢解了。城里出来投降的人接连不断。刘裕从四面进攻，杀死和打伤了很多敌人，悦寿打开城门接纳刘裕的军队。慕容超和身边的数十人出城逃跑，被刘裕的军队抓住。刘裕数说慕容超不投降的罪状，慕容超神色自若，一言不发，只把母亲托付给刘敬宣而已。慕容超被押送到建康（今江苏南京），南燕就此灭亡。

另一个例子是，后魏太祖武帝讨伐后燕的慕容麟时，选择在甲子日的晦日（即月末最后一天）进军。太史令晁崇奏报说：“从前纣王就是在甲子日灭亡的。”武帝回答说：“那周武王难道不是也在甲子日取得胜利的吗？”晁崇无言以对。随后，武帝发动攻击，并成功击败了慕容麟。
再有一个例子，后魏太武帝在统万城征讨夏国的赫连昌时，军队驻扎在城下。赫连昌鼓噪着前来挑战。这时，有风雨从敌军后方吹来，太史进言说：“上天不助人，将士们又饥渴交加，希望暂时避一避。”但崔浩反驳说：“千里行军，制胜就在今日，怎么能轻易改变计划呢？风向是人为可以影响的，哪有什么固定不变的道理！”太武帝听从了崔浩的建议。结果，赫连昌的军队大败。
或曰：「如此者，隂阳向背，定不足信，孙子叙之，何也？」答曰：「夫暴君昏主，或为一宝一马，则必残人逞志，非以天道鬼神，谁能制止？」故孙子叙之，盖有深旨。寒暑时气，节制其行止也。
有人可能会问：“既然阴阳向背的说法并不可信，那么孙子为什么还会在兵法中提到它呢？”
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说：“对于那些残暴的君主和昏庸的统治者来说，他们有时为了得到一件珍宝或一匹宝马，就会不顾一切地残害百姓、肆意妄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是借助天道和鬼神的名义，谁又能有效地制止他们的恶行呢？”
所以，孙子在兵法中提到阴阳向背，实际上是有其深刻的用意的。他是想通过这种方法，借助人们对天道和鬼神的敬畏之心，来节制君主和将领的行为，防止他们因为一时的贪念或冲动而做出残害百姓、破坏国家的事情。同时，寒暑时气等自然因素也会影响军队的行动和作战计划，这也是孙子在兵法中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
周瑜为孙权数曹公四败，一曰：「今盛寒，马无稾草，驱中国士衆，逺涉江湖，不习水土，必生疾病，此用兵之忌也。」寒暑同归于天时，故联以叙之也。
周瑜为孙权列举了曹操的四个败因，其中之一就是：“现在正值严寒，马匹缺乏蒿草等饲料，驱使中原的士兵远道跋涉江湖，他们不习惯这里的水土，必然会生病，这是用兵的大忌。”
寒暑都属于天时的范畴，对战争有着重要影响。因此，在讨论战争策略时，需要将它们联系起来考虑。周瑜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指出了曹操在严寒天气下远征的不利条件，从而得出了曹操必败的结论。这也进一步说明了，在战争中，除了人的智慧和策略外，还需要考虑天时、地利等自然因素。
◯孟氏曰：兵者，法天运也。隂阳者，刚柔盈缩也。用隂，则沉虚固静；用阳，则轻捷猛厉。后则用隂，先则用阳。隂无蔽也，阳无察也。隂阳之象无定形，故兵法天。天有寒暑，兵有生杀；天则应杀而制物，兵则应机而制形。故曰「天」也。
孟氏说：用兵，是效法天的运行的。阴阳，就是刚柔、盈缩（即盛衰）。运用阴的方面，就要深沉、虚静、稳固；运用阳的方面，就要轻快、敏捷、猛烈。后发制人就运用阴，先发制人就运用阳。运用阴，不要被敌人所蒙蔽；运用阳，不要被敌人所察觉。阴阳之象没有固定的形态，所以兵法效法天。天有寒暑，兵有生杀；天顺应时令而制约万物，兵顺应机变而制约形势。所以说兵法效法“天”。
◯贾林曰：读「时制」为「时气」，谓从其善时，占其气候之利也。◯杜佑曰：谓顺天行诛，因隂阳四时刚柔之制。◯梅尧臣曰：兵必参天道，顺气候，以时制之，所谓制也。《司马法》曰：「冬夏不兴师，所以兼爱民也。」
贾林说：将“时制”读作“时气”，意味着要善于利用时机，占据气候的有利条件。杜佑说：“时制”是指顺应天道的运行规律进行征伐，依据阴阳四时和刚柔的变化来制定军事策略。梅尧臣说：用兵必须参考天道，顺应气候的变化，根据时机来制定策略，这就是所谓的“制”。他还引用了《司马法》中的话：“冬夏不兴师，所以兼爱民也。”来说明在不适宜的气候条件下不应该发动战争，这也是为了爱护民众。
◯王晳曰：谓隂阳，总天道、五行、四时、风云、气象也，善消息之，以助军胜。然非异人特授其诀，则未由也。若黄石授书张良，乃《太公兵法》是也。意者岂天机神密，非常人所得知那？其诸十数家纷纭，抑未足以取审矣。寒暑，若吴起云：「疾风、大寒、盛夏、炎热」之类。时制，因时利害而制宜也。范蠡曰：「天时不作，弗为人客」是也。
王晳说：阴阳，总的来说就是天道、五行、四时、风云、气象等自然因素。善于观察和利用这些自然因素的变化，可以帮助军队取得胜利。然而，这并不是普通人能够轻易掌握的诀窍，除非有特别的人传授。就像黄石公传授《太公兵法》给张良一样，这其中的奥秘可能是天机神密，不是普通人所能轻易知晓的。至于那些纷纭复杂的十数家兵法，可能还不足以让人完全明白其中的真谛。
寒暑，就像吴起所说的“疾风、大寒、盛夏、炎热”等极端天气条件。时制，则是根据时势的利害来制定适宜的策略。范蠡说的“天时不利，就不宜出兵”就是这个意思。
◯张预曰：夫隂阳者，非孤虚向背之谓也。盖兵自有隂阳耳。范蠡曰：「后则用隂，先则用阳；尽敌阳节，盈吾隂节而夺之。」又云：「设右为牝，益左为牡，

早晏以顺天道。」李卫公解曰：「左右者，人之隂阳；早晏者，天之隂阳；竒正者，天人相变之隂阳。」此皆言兵自有隂阳、刚柔之用，非天官日时之隂阳也。今观尉缭子《天官》之篇，则义最明矣。
张预说：阴阳，并不是指孤虚向背等迷信说法。实际上，阴阳是兵法中自有的概念。范蠡曾说：“后发制人就用阴，先发制人就用阳；让敌人用尽阳刚之气，在我方阴柔之气充盈时夺取胜利。”他又说：“布阵时设右方为阴柔，加强左方为阳刚，早晚行动要顺应天道。”李卫公解释说：“左右，代表人的阴阳；早晚，代表天的阴阳；奇正，代表天和人相互变化的阴阳。”这些都是说兵法中自有阴阳、刚柔的运用，并不是指天官日时等迷信说法中的阴阳。现在看尉缭子的《天官》篇，其中的意义就非常明确了。
《太白隂经》亦有《天无隂阳》之篇，皆著为卷首，欲以决世人之惑也。太公曰：「圣人欲止后世之乱，故作为谲书，以寄胜于天道，无益于兵也。」是亦然矣。
唐太宗亦曰：「凶器无甚于兵。行兵苟便于人事，岂以避忌为疑也。」寒暑者，谓冬夏兴师也。汉征匈奴，士多堕指。马援征蛮，卒多疫死。皆冬夏兴师故也。时制者，谓顺天时而制征讨也。《太白隂经》言，天时者，乃水旱、蝗雹、荒乱之天时，非孤虚向背之天时也。
《太白阴经》中也有《天无阴阳》的篇章，这些都被放在卷首，目的是想要解决世人的疑惑。太公（姜太公）曾说：“圣人想要制止后世的战乱，所以创作了兵书，把胜利寄托在天道上，但实际上这对用兵并无益处。”唐太宗也说：“兵器中没有比军队更凶险的了。如果用兵只是为了方便人事，怎么会因为避忌而犹豫呢？”
寒暑，指的是在冬季和夏季兴师动众。汉朝征讨匈奴时，很多士兵的手指都冻掉了；马援征讨蛮族时，很多士兵因为疫病而死。这都是因为在冬季和夏季兴师动众的原因。
时制，指的是顺应天时来制定征讨的计划。《太白阴经》中说的天时，是指水旱、蝗虫、冰雹、荒乱等自然现象的天时，而不是指孤虚向背等迷信说法中的天时。

地者，逺近、险易、广狭、死生也。曹操曰：言以九地形势不同，因时制利也。论在《九地篇》中。◯李筌曰：得形势之地，有死生之势。◯梅尧臣曰：知形势之利害。◯张预曰：凡用兵，贵先知地形。知逺近，则能为迂直之计；知险易，则能审步骑之利；知广狭，则能度衆寡之用；知死生，则能识战散之势也。
孙子说：地利，指的是征战路途的远近、地势的险峻或平易、战地的广狭、是死地还是生地等地理条件。
曹操说：这句话是说，因为九地的形势各不相同，所以要根据时机和地形来制定有利的策略。这个观点在《九地篇》中有详细的论述。
李筌说：占据有利的地形，就能掌握战场上的生死之势。梅尧臣说：了解地形的形势，就能知道其利弊。张预说：凡是用兵，最重要的是先了解地形。知道路途的远近，就能制定出迂回或直接进攻的计策；了解地势的险峻或平易，就能审时度势，充分利用步兵或骑兵的优势；知道战地的广阔或狭窄，就能估算出兵力的多少和使用的效果；了解战地的生死之势，就能识别出战斗或撤退的时机和态势。
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曹操曰：将宜五德备也。◯李筌曰：此五者，为将之德，故「师」有「丈人」之称也。◯杜牧曰：先王之道，以仁为首；兵家者流，用智为先。盖智者，能机权、识变通也；信者，使人不惑于刑赏也；仁者，爱人悯物，知勤劳也；勇者，决胜乘势，不逡巡也；严者，以威刑肃三军也。楚申包胥使于越，越王勾践将伐吴，问战焉，「夫战，智为始，仁次之，勇次之。不智，则不能知民之极，无以诠度天下之衆寡；不仁，则不能与三军共饥劳之殃；不勇，则不能断疑以发大计也。
孙子说：作为将领，必须具备智谋、诚信、仁爱、勇猛、严明这五种品质。
曹操说：将领应该具备这五种品德。李筌说：这五种品质，是作为将领的德行，所以“军队”有“丈人”这样的尊称（备注：《易·师》：“贞，丈人，吉。” 孔颖达 疏：“丈人，谓严庄尊重之人。”）。
杜牧说：先王之道，以仁爱为首要；而兵家这一流派，则把智谋放在首位。大概是因为智者能够灵活机变，识人明通，懂得变通；信者则能使人对刑罚和奖赏不产生疑惑；仁者爱人怜物，深知勤劳之苦；勇者则能在战斗中决胜千里，抓住战机，不犹豫不决；严者则以威严的刑罚来整肃全军。
楚国的申包胥出使到越国时，越王勾践正筹备攻打吴国，便向他请教战争的策略。申包胥深思熟虑后回答：“说起战争，首重智谋，其次是仁爱，再次是勇猛。若缺乏智慧，就无法深入了解民众的极限，也无法准确衡量天下兵力的对比；若缺乏仁爱，就无法与全军将士共同承受饥饿与劳苦的困境，无法凝聚军心；若缺乏勇猛，就无法在关键时刻果断决策，发动重大的军事行动。因此，智、仁、勇三者，缺一不可。”
笔者备注：
申包胥（生卒年不详），一说芈姓，一说姜姓，申氏，名包胥。又称申鲍胥、王孙包胥、棼冒勃苏。中国春秋时期楚国大臣。
申包胥少时与伍子胥为好友。楚平王七年（前522年），楚平王听信谗言杀害伍子胥父兄，伍子胥出逃时对申包胥发誓要覆灭楚国，申包胥随即许下兴楚誓言。楚昭王十年（前506年），伍子胥带吴军攻打楚国，攻入楚都郢，楚昭王出逃到随国。伍子胥掘楚平王墓鞭尸。申包胥逃到山里，派人责备伍子胥。为复国，申包胥来到秦国请求帮助，一开始不被答应，申包胥便在秦城墙外哭了七天七夜，滴水不进，终于感动了秦国君臣，史称“哭秦庭”。秦哀公亲赋《无衣》，发战车五百乘，遣大夫子满、子虎救楚。吴国因受秦楚夹击，加之国内内乱而退兵。楚昭王复国后要封赏申包胥，他坚持不受，逃赏隐居。约楚惠王十年（前479年），越吴笠泽之战前夕，申包胥出使越国，与越王勾践商讨伐吴之术。
◯贾林曰：专任智则贼，偏施仁则懦，固守信则愚，恃勇力则暴，令过严则残。五者兼备，各适其用，则可为将帅。◯梅尧臣曰：智能发谋，信能赏罚，仁能附衆，勇能果断，严能立威。◯王晳曰：智者，先见而不惑，能谋虑，通权变也；信者，号令一也；仁者，惠抚恻隐，得人心也；勇者，徇义不惧，能果毅也；严者，以威严肃衆心也。五者相须，阙一不可。故曹公曰：「将宜五德备也。」
贾林说：如果专任智谋就可能变得狡诈，偏施仁爱就可能变得懦弱，固守信义就可能变得愚钝，恃勇力就可能变得暴躁，命令过于严厉就可能变得残忍。这五种品质必须兼备，并且各自适应其用途，才能成为优秀的将帅。梅尧臣说：智慧能够发谋略，诚信能够赏罚分明，仁爱能够团结民众，勇猛能够果断行事，威严能够树立威信。王晳说：智者，有先见之明而不迷惑，能够谋划策略，通晓权变；信者，号令一致，言出必行；仁者，惠爱抚恤，有同情心，能赢得人心；勇者，循义而行，不惧困难，能够果断坚毅；严者，以威严整肃军心，使众人敬畏。这五种品质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所以曹操说：“将领应该具备这五种品德。”
◯何氏曰：非智不可以料敌应机，非信不可以训人率下，非仁不可以附衆抚士，非勇不可以决谋合战，非严不可以服强齐衆。全此五才，将之体也。◯张预曰：智不可乱，信不

可欺，仁不可暴，勇不可惧，严不可犯。五德皆备，然后可以为大将。
何氏说：没有智慧就不能料敌制胜、应对各种机变；没有诚信就不能训练士兵、统率部下；没有仁爱就不能团结民众、安抚士卒；没有勇猛就不能决断谋略、指挥战斗；没有威严就不能制服强敌、整肃军队。具备这五种才能，是将帅应有的品质。张预说：智慧要稳定不乱，诚信要坚定不移，仁爱要温和不暴虐，勇猛要无所畏惧，威严要不可侵犯。这五种品德都具备了，然后才能成为大将。
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曹操曰：部曲、旛帜、金鼓之制也。官者，百官之分也。道者，粮路也。主者，主军费用也。◯李筌曰：曲，部曲也。制，节度也。官，爵赏也。道，路也。主，掌也。用者，军资用也。皆师之常法，而将所治也。
孙子说：法，指的是军队的组织编制制度、军官的职责范围规定、军需物资的供应管理制度等。
笔者备注：
春秋早期军事制度特点：国君作为一国军队的最高统帅，在出征时也常作为军事统帅参加。军队中的各级官员大多由国君任命，通常由公室贵族充任。军事指挥权的下移：早期西周时期，遵循“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原则，周天子直接控制的军队包括宗周六师和成周八师。按照《周礼·夏官》的规定，周天子拥有六军，大国诸侯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体现了等级分明的军事制度。
春秋时期的军事变革：随着周王室的衰微和诸侯力量的增强，周天子无法控制诸侯，强大的诸侯开始“挟天子以令诸侯”。军事指挥权逐渐从周天子转移到诸侯手中，即“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中原各国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实际上已经下降到了地方“霸主”的手中。
卿大夫势力的增大：卿大夫逐渐控制国家的军事领导权，出现了“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再变为“礼乐征伐自大夫出”的现象。强大起来的士大夫甚至“诛公族，分其邑”，让自己的子嗣成为大夫。
春秋晚期的军事组织变化：形成了左右各国政局的强卿大宗，如齐国的田氏、鲁国三桓、晋国六卿、郑国七穆、宋国戴氏等。这些强卿大宗在军事和政治上都有重要影响，体现了军事制度与社会政治结构变化的相互作用。
军事制度与社会转型的关联：春秋时期是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军事制度的变化反映了从封建礼制向更加集中的权力结构的转变。战争频繁，礼崩乐坏。
曹操说：“法，包括部队的编制、旗帜、金鼓等指挥信号的规定。官，指的是各级军官的职责划分。道，指的是粮食等军需物资的运输路线。主，指的是主持、管理军队的费用开支。”
李筌说：“曲，指的是部队的编制。制，指的是节制调度。官，指的是爵位和奖赏制度。道，指的是道路，即军需物资的运输路线。主，指的是掌管、管理。用，指的是军队的物资费用。这些都是军队常规的法制，也是将领需要治理和掌握的内容。”
◯杜牧曰：曲者，部曲队伍有分画也。制者，金鼓旌旗有节制也。官者，偏裨校列，各有官司也。道者，营陈开阖，各有道径也。主者，管库厮养，职守主张其事也。用者，车马器械，三军须用之物也。荀卿曰：「械用有数。」夫兵者，以食为本，须先计粮道，然后兴师。
杜牧解释说：曲，指的是军队的编制和队伍，它们之间有明确的划分和组织。制，指的是金鼓旌旗等指挥信号，它们的使用需要有节制和规律。官，指的是各级军官，从偏将到校尉，他们各自有明确的职责和权力。道，指的是军队的营阵和行军路线，它们的开合和转移都需要有明确的道路和路径。主，指的是管理军队物资和事务的人员，他们负责掌管仓库、马匹、装备等，并主持相关事务。用，指的是军队所需的车辆、马匹、器械等物资，这些都是三军必需的物品。荀子曾说：“军械物资的使用要有一定的数量限制。”战争，以粮食为根本，因此必须先计算好粮草的运输路线，然后才能出兵。
◯梅尧臣曰：曲制，部曲队伍分画必有制也。官道，裨校首长统率必有道也。主用，主军之资粮百物必有用度也。◯王晳曰：曲者，卒伍之属。制者，节制其行列进退也。官者，群吏偏裨也。道者，军行及所舎也。主者，主守其事。用者，凡军之用，谓辎重粮积之属。◯张预曰：曲，部曲也；制，节制也。官，谓分偏裨之任；道，谓利粮饷之路。主者，职掌军资之人；用者，计度费用之物。六者，用兵之要，宜处置有其法。

梅尧臣说：曲制，指的是军队的编制和队伍，它们之间必须有明确的划分和组织制度。官道，指的是各级军官，特别是偏将和校尉等首长，他们统率部队必须有明确的方法和原则。主用，指的是主持军队资粮和各种物资的管理，必须有一定的用度和规划。
王晳说：曲，指的是士兵的编制和队伍。制，指的是节制军队的行列进退，确保有序的指挥和控制。官，指的是各级军官，包括群吏和偏将等。道，指的是军队的行军路线和驻扎地点，必须合理选择。主，指的是主持和负责特定事务的人员。用，指的是军队所需的各种物资，包括辎重、粮草等。
张预说：曲，指的是军队的编制和部队。制，指的是节制和调度，确保军队的有序行动。官，指的是分配偏将和校尉等军官的职责。道，指的是确保粮饷运输畅通的路线。主，指的是负责掌管军队物资的人员。用，指的是计算和规划军队的费用和物资。这六个方面，是用兵的重要要素，应该按照一定的方法进行组织和管理。
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张预曰：已上五事，人人同闻；但深晓变极之理则胜，不然则败。
“以上这五个方面，将领们没有谁没听说过，但了解并深入掌握它们的人就能获胜，不了解或者掌握不深入的人就不能获胜。” 张预说：“以上所提到的五个方面，每个人都听说过；但只有深入理解和运用这些原理，才能在战争中取得胜利，否则就会失败。”
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曹操曰：同闻五者，将知其变极，即胜也。索其情者，胜负之情。◯杜牧曰：谓上五事，将欲闻知，校量计算彼我之优劣，然后搜索其情状，乃能必胜，不尔则败。◯贾林曰：《书》云：「非知之艰，行之惟艰。」◯王晳曰：当尽知也。言虽周知五事，待七计以尽其情也。◯张预曰：上已陈五事，自此而下，方考校彼我之得失，探索胜负之情状也。
孙子说：“所以，要通过计谋来比较敌我双方的实力和情况，以探究战争胜负的可能性。” 曹操说：“同样知道这五个方面，但能深入理解其变化并运用到极致的将领，就能取得胜利。探究战争胜负的可能性，就是要了解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和战争的可能结果。” 杜牧进一步说：“对于前面提到的五个方面，将领不仅要听说知道，还要通过比较和计算来评估敌我双方的优劣。然后，要深入搜索和了解敌我双方的各种情况和状态，这样才能确保胜利，否则就会失败。” 贾林引用《尚书》中的话说：“了解知识并不难，难的是将知识付诸实践。” 王晳说：“将领应该全面了解这五个方面。虽然已经普遍了解了这五个方面的原则，但还需要通过‘七计’来更深入地了解和判断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 张预说：“上面已经陈述了五个方面的重要原则。接下来，我们要通过比较和考察来评估敌我双方的得失，并深入探索战争胜负的各种情况和可能性。”

曰：主孰有道？曹操曰：道德智能。◯李筌曰：孰，实也。有道之主，必有智能之将。范增辞楚，陈平归汉，即其义也。◯杜牧曰：孰，谁也。言我与敌人之主：谁能逺佞亲贤，任人不疑也。◯杜佑曰：主，君也；道，道德也。必先考校两国之君，谁知谁否也。若荀息料虞公贪而好宝，宫之竒懦而不能强谏是也。◯梅尧臣曰：谁能得人心也。
孙子说：“要问哪一方的君主更有道？” 曹操说：“这里的‘道’指的是道德、智慧和才能。” 李筌说：“‘孰’是实的意思。有道的君主，必然会有智慧才能的将领辅佐。范增离开楚国，陈平归附汉朝，就是这个道理。” 杜牧说：“‘孰’是谁的意思。这是说，比较敌我双方的君主，看谁能远离奸邪，亲近贤能，并且用人不疑。” 杜佑解释说：“‘主’是君主的意思，‘道’是道德的意思。在战争中，必须首先考察比较两国君主的行为，看看谁更有道德，谁更没有道德。比如荀息料定虞公贪婪且喜爱宝物，而宫之奇懦弱不能强行谏阻，就是考察君主之道的例子。” 梅尧臣说：“这是要问哪一方的君主更能得人心。”
◯王晳曰：若韩信言项王匹夫之勇、妇人之仁，名虽为霸，实失天下心；谓汉王入武关，秋毫无所害，除秦苛法，秦民亡不欲大王王秦者是也。◯何氏曰：《书》曰：「抚我则后，虐我则雠。」抚虐之政，孰有之也。◯张预曰：先校二国之君，谁有恩信之道，即上所谓「令民与上同意」者之道也。若淮隂料项王仁勇过高祖，而不赏有功，为妇人之仁，亦是也。
王晳说：“就像韩信所说的，项羽只有匹夫之勇和妇人之仁，虽然他名义上是霸主，但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天下人的心。而汉王刘邦进入武关时，对百姓秋毫无犯，废除了秦朝的苛法，因此秦朝的百姓都希望刘邦能在秦地称王。这就是君主之道的体现。”
何氏引用《尚书》中的话说：“如果君主抚爱我，我就把他当作君主；如果君主虐待我，我就把他当作仇敌。”这是说，要比较敌我双方的君主，看谁更能实行抚爱百姓的政策。
张预说：“首先要比较两国君主，看谁有恩信之道，这就是前面所说的‘让民众与君主同心同意’的道理。就像淮阴侯韩信料定项羽虽然仁勇过人，但因为他不奖赏有功之人，只是妇人之仁，所以最终会失败。”
将孰有能？杜牧曰：将孰有能者，上所谓「智、信、仁、勇、严」也。◯梅尧臣同杜牧注。◯王晳曰：若汉王问魏大将柏直，曰：「是口尚乳臭，不能当韩信。」之类是也。◯张预曰：察彼我之将，谁有智、信、仁、勇、严之能。若汉高祖料魏将柏直不能当韩信之类也。
孙子说：“哪一方的将领更有才能呢？”杜牧解释说：“这里所说的‘将领更有才能’，就是指前面提到的‘智、信、仁、勇、严’五种品质。”梅尧臣也赞同杜牧的注解。
王晳举例说明：“就像汉王刘邦询问大将魏豹关于柏直的情况，魏豹回答说：‘柏直乳臭未干，不能抵挡韩信。’这就是在比较将领的才能。”
张预解释说：“要考察敌我双方的将领，看谁具备智、信、仁、勇、严这五种才能。就像汉高祖刘邦料定魏将柏直不能抵挡韩信一样。”
笔者备注：
汉二年（前205年）秋八月，汉王刘邦到达荥阳，对郦食其说：“请以善言劝说魏王豹，要是劝说成功，就封先生为魏地万户侯。”郦食其衔命前往，魏王豹拒不听从。刘邦任命韩信为左丞相，与曹参、灌婴一起讨伐魏豹。郦食其回报。
刘邦问道：“魏国的大将是谁？”
郦食其答：“柏直。”
刘邦说：“这人乳臭未干，不是韩信的对手。骑将是谁？”
郦食其答：“冯敬。”
刘邦说：“这是秦将冯无择的儿子，虽有才能，但不是灌婴对手。步卒将是谁？”
郦食其答：“项它。”
刘邦说：“也不是曹参对手。我不必担忧了。”
韩信也询问郦食其说：“魏王没能任用周叔做大将吗？”郦食其回答说：“大将是柏直。”韩信说：“一个浑小子而已！”于是进军攻打魏国。
九月，韩信等人俘虏了魏王豹，押解到荥阳。平定了魏国一带，将其地设置为河东郡、太原郡、上党郡。韩信派使向刘邦请兵三万人，愿意往北去平定燕国、赵国，再往东攻打齐国，接着往南断绝楚国的粮道。刘邦答应了韩信的需求。
天地孰得？曹操、李筌并曰：天时、地利。◯杜牧曰：天者，上所谓「隂阳、寒暑、时制」也；地者，上所谓「逺近、险易、广狭、死生」也。◯杜佑曰：视两军所据，知谁得天时、地利。◯梅尧臣曰：稽合天时，审察地利。◯王晳同杜牧注。◯张预曰：观两军所举，谁得天时、地利。若魏武帝盛冬伐吴，慕容超不据大岘，则失天时、地利者也。
孙子说：“哪一方更得天时、地利呢？”曹操和李筌都认为，这里所说的“天地”，指的是天时和地利。
杜牧说：“天时，就是前面所说的‘阴阳、寒暑、时制’等自然因素；地利，就是前面所说的‘远近、险易、广狭、死生’等地理条件。”
杜佑说：“要观察两军所占据的地理位置，看谁更得天时、地利的优势。”
梅尧臣说：“要仔细考察天时，审慎分析地利。”
王晳的注解与杜牧相同。
张预说：“要观察两军的行动，看谁更得天时、地利的优势。比如魏武帝曹操在严冬时节伐吴，而慕容超没有占据大岘

下面的详文，详见国内首发宋本孙子十一家注全部的白话文，包含所有注解者的白话文，去微信公众号搜索 孙武兵法八十二篇 公众号，或者去喜马拉雅搜索 拆书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