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如英法一样,西班牙国家危机的表现形式也影响着随后的国家重建模式。在镇压了加泰罗尼亚、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的起义之后,西班牙国王优先考虑的事情是确保对于卡斯提尔君主的忠诚,因此中央集权得以强化。如同法国一样,1660年之后,西班牙君主政府和西班牙教会团结一致,强制推行公共一致性和个人一致性,但是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通过异端审判强制推行公私一致性的力度比法国更大。另外,西班牙的人口下降开始得比较早、数量比较大,这就阻碍了城市人口的增长,使地方市场萎缩,社会流动减缓,也使得贵族们能够牢固地占据自己的职位,这些都意味着,当西班牙进入17世纪晚期时,相较其北方邻居来说,西班牙的经济更为疲弱,贵族的控制能力更强。1660年之后,西班牙的经济开始复苏,西班牙紧紧地控制着它在新世界以及地中海地区的领地。但是,西班牙的政治变成了贵族之间的游戏,这种游戏比起商业冒险事业来说,更具挑战性,回报也更为丰厚。由于西班牙贵族控制了绝大部分资本,由于这些资本主要用于寻求政治优势,因此推动经济更快发展的许多机遇消失不见了。1660年之后,西班牙的人口得以恢复,但是,随后的经济增长只是经济复苏,并非经济发展。西班牙依然是一个主要的欧洲强权,但是,高度的中央集权、残酷的宗教控制,再加上贵族统治,这些都导致政治沸腾、经济疲软,最终毁灭了西班牙的霸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