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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1月，我第一次在北京参加了国家公务员考试。当时的我刚刚研究生毕业，一心想留北京，考公是最佳选择。当时我的同门师哥师姐都考公了，为了增加自己上岸的概率，他们纷纷加入公考巡考大军，也就是一群考生每年在国家和省市公务员招录考试点四处奔波参加考试，不达目的，巡考不止。我的第一次国考更像是游玩。没有焦虑，没有破釜沉舟的勇气。现在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是，那年冬天北京很冷，我的两个同学的考点被分配到了怀柔、昌平的郊区，而我很幸运地被分配到了北京市中心的考点，不用那么早起。长达三个小时的考试，是一次脑力和体力的极限挑战。我放弃了《行政职业能力测验》里数量关系的部分，费时费力，得到的答案还不一定准，不如直接蒙个答案，还能节省时间多琢磨别的题。在此后的公务员考试中，我也一直采取这样的策略：不在数量关系上花费太多时间，保证自己擅长的部分能尽量全对。数学一直是我的短板，到高考我的数学都很少及格。中间备考的几次，我也尝试练习突破自己的局限，后来发现这就是给自己找罪受。在北京找工作并不顺利，毕业后我在广州一家传媒公司落了脚。这份工作不忙也不闲，但考公仿佛成了一种习惯，每到国考和省考报考的日子，我都会打开来看看，考不考另说，先报要紧。每次报考岗位的时候，我会优先考虑和自己本专业相关、限制条件比较多的岗位，这样竞争的人就会少点。在Excel表格上勾勾选选，具体岗位就出来了。这些年，我能明显地感觉到，报名人数越来越多，但上考场的人是越来越少了。有好几年，我都在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院考点考试。前些年我所在的考场基本是座无虚席，这几年一个教室至少有四分之一的空位。
但这并不意味着考公就变得简单了。从以往录取的榜单中可以看出，前几名之间咬得很紧，都是零点几分的差距。2019年到2021年，单位把我借调到某政府机关。那是我毕业后和政府机关打交道最长的一段时间，也让我充分了解体制内的生活。在政府办公大楼里，仿佛空气中都蕴含着对和谐共处的珍视。基于共同职业身份的优雅与体面，人们似乎有着一种默契，主动寻求共识，刻意回避潜在差异与摩擦。这里的福利待遇也很不错。虽然是编外人员，但他们还是给我办了一张饭卡，快餐和自助餐都是几块钱。如果没有急活，这边都会要求正常上下班。处里有位同事怀孕了，产假连同育儿假总共休息了一年，领导们也不着急，“在外面哪个单位休产假可以休到一年还没有被开除？”疫情时期有一次我打车去上班，司机看到目的地是政府大楼，羡慕地说：“啧啧，还是你们这个工作好，（收入）旱涝保收，我们就不行了。”司机不知道的是，我是编外人员。处室领导倒是希望我考到编内来。有一次处里有选调生名额，处长希望我去试一试，但他忘记我早就不是应届毕业生了。
我的前男友也在体制内，由于是特殊工种，他的福利比普通公务员多了一层。每次我陪他去医院看病的时候，他都会掏出一个小本本，请医护人员直接在上面记账。前男友毕业那年报考了广东省公务员和深圳市公务员考试，还拿到了华为公司的offer。最后他放弃了华为月薪一万多的工作，成功替补了广东省公务员岗位。按他的话来说，“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眼望不到头的生活才是煎熬的生活。”他的潜台词是，对于普通人来说，公务员是一条非常不错的路。有一次，我向他抱怨自己的工作有点辛苦，要轮班，有时加班到深夜，他回一句：“谁叫你考不上公务员”。我竟然觉得他说得有点对。但我也不止一次听到体制内朋友的抱怨。我的另一位同窗好友毕业后成功通过选拔，成为南京市某局一名公务员，周围同学都觉得他前途无量。可好景不长，我收到了他的来电，他说他再也受不了了：完不成的工作任务，不断变化的政策，隔一段时间就要被领导约谈，这些烦恼有时候连家人也没法倾诉。那段时间，他和我们班里的好几个同学都煲电话粥，一打就是两个小时。后面我才知道，那段时间他已经重度抑郁，再后来他辞职了。因此考公对于我来说，更像是一份额外的加分项。很多人觉得公务员稳定、待遇好，对体制外的人不公平，但这份光鲜背后所隐藏的付出、纠结与抉择，却是外界难以完全洞悉。考公不易，上岸的幸运儿更是凤毛麟角。努力了就一定能上岸吗？上岸了就一定开心吗？在这场机遇与努力并重的考试当中，一个小小的变量就能影响很多事。不过对我这个十年的“考公淡人”来说，从此不再有机会上考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