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扁鹊创立“四诊”法进行辩病、治病以来，直到东汉末年《伤寒杂病论》的问世，这一时期几乎是经方的空白阶段，而当时的大医，也只能多凭“四诊”的望、闻、问、切来诊断病机，随证治之。
也许是随着诊治经验的不断积累，有效方药慢慢被有心人整理收集，成为定方，到《伤寒杂病论》则发展为高峰，更是被历代流传，渐渐被推崇为亘古不变的经方。
那么经方好不好呢？当然好！
然而经方在哪里呢？
笔者认为，经方好在方效而药简上。方效说明经方的组方原理都是紧扣病证、病理，组方方向都是直指病根，靶向非常准确，绝对不会有一点偏离。而只所以能达到这一点，首先是要建立在辩证准确的基础上，其次是对病理的娴熟掌握，第三来自于对药性、药理的准确把握。而只有达到以上三点，才能做到“药简”，即不需要、不对症的药一味不用，而对症的药则一味不少。
正因为经方的神奇功效，让后世医家莫不顶礼膜拜，一头钻入经方的小池塘而乐不思蜀。
由于沉浸在这个“小池塘”时间太长了，便容易形成一种惰性和固化思维，即遇到病人，莫不是第一个拿经方对应的症状去与病人症状作比较，有相似性的，便直接用此经方来治，当然大多疗效很好；遇到没有相似性的，而感觉病理有那么点相似的，也试着用此经方，如有效果，莫不有创新、发现新大陆般的欣喜。
长此以往，医者渐成经方的搬运工，而渐渐远离的，则是对“四诊”继承与挖掘的忽视，对病理辩证与分析的松懈，对组方原理理解与变通的生疏。
因为经方，让我们对整个中医麻痹了
面对病人时，我们诊治正常的程序应该是这样的：一是通过“四诊”寻找病造。如是头疼还是腰疼等。二是分析引起病造的原因，即找病根。如病造在头，病根并一定在头，也许在肝，也许在肾。三是寻找有没有针对性的经方，如果没有可根据经方的组方原理，自己另拟新方。
其实如果“四诊”精熟，病根、病造会同时诊断出来的。如切脉双尺迟弱，必是肾阳虚，这即是病根；由此运用医理分析，肾阳虚，则肾阳蒸发肾阴无力，阴寒之气必下沉，病人必会有腿寒、腿水肿、腿无力、腰重、腰凉、嗜睡、畏寒，女则月经迟而有血块，男则性功能下降等等症状。这时便可以随便说几个症状与病人验证，验证正确了，则说明诊断、分析无误，这时即可选桂附地黄丸或金匮肾气丸等经方来治疗，如对此经方不熟悉，也完全可以选用附子、肉桂、益智、干姜等之类中药，自己进行组方，只要辩证方向对了，用药便不会有大偏差。
可惜，如果“四诊”不精，医理不熟，面对病人时，极易被病人所述迷惑，以其所述之症，来套经方之症。病人症状一说出，我们根本还没来得及根据自己的诊断去辩证分析，而首先在心里问自己的却是：哪个经方是治疗这类症状的呢？而对病机的辩证与分析一下子就转移到对经方的寻找与比较上去了。长此以往，“四诊”就会疏远，辩证就会流于形式。
也就是说，此时的医者，只有经方，没有自我了。
遥想医圣仲景当年，苦心沥胆，编纂《伤寒杂病论》，留下百余首理法精绝、巧夺天工的经方。谁曾想后世却由此习惯了这条屡用屡验的鱼网后，反而忘记怎么结网了。
也许是随着诊治经验的不断积累，有效方药慢慢被有心人整理收集，成为定方，到《伤寒杂病论》则发展为高峰，更是被历代流传，渐渐被推崇为亘古不变的经方。
那么经方好不好呢？当然好！
然而经方在哪里呢？
笔者认为，经方好在方效而药简上。方效说明经方的组方原理都是紧扣病证、病理，组方方向都是直指病根，靶向非常准确，绝对不会有一点偏离。而只所以能达到这一点，首先是要建立在辩证准确的基础上，其次是对病理的娴熟掌握，第三来自于对药性、药理的准确把握。而只有达到以上三点，才能做到“药简”，即不需要、不对症的药一味不用，而对症的药则一味不少。
正因为经方的神奇功效，让后世医家莫不顶礼膜拜，一头钻入经方的小池塘而乐不思蜀。
由于沉浸在这个“小池塘”时间太长了，便容易形成一种惰性和固化思维，即遇到病人，莫不是第一个拿经方对应的症状去与病人症状作比较，有相似性的，便直接用此经方来治，当然大多疗效很好；遇到没有相似性的，而感觉病理有那么点相似的，也试着用此经方，如有效果，莫不有创新、发现新大陆般的欣喜。
长此以往，医者渐成经方的搬运工，而渐渐远离的，则是对“四诊”继承与挖掘的忽视，对病理辩证与分析的松懈，对组方原理理解与变通的生疏。
因为经方，让我们对整个中医麻痹了
面对病人时，我们诊治正常的程序应该是这样的：一是通过“四诊”寻找病造。如是头疼还是腰疼等。二是分析引起病造的原因，即找病根。如病造在头，病根并一定在头，也许在肝，也许在肾。三是寻找有没有针对性的经方，如果没有可根据经方的组方原理，自己另拟新方。
其实如果“四诊”精熟，病根、病造会同时诊断出来的。如切脉双尺迟弱，必是肾阳虚，这即是病根；由此运用医理分析，肾阳虚，则肾阳蒸发肾阴无力，阴寒之气必下沉，病人必会有腿寒、腿水肿、腿无力、腰重、腰凉、嗜睡、畏寒，女则月经迟而有血块，男则性功能下降等等症状。这时便可以随便说几个症状与病人验证，验证正确了，则说明诊断、分析无误，这时即可选桂附地黄丸或金匮肾气丸等经方来治疗，如对此经方不熟悉，也完全可以选用附子、肉桂、益智、干姜等之类中药，自己进行组方，只要辩证方向对了，用药便不会有大偏差。
可惜，如果“四诊”不精，医理不熟，面对病人时，极易被病人所述迷惑，以其所述之症，来套经方之症。病人症状一说出，我们根本还没来得及根据自己的诊断去辩证分析，而首先在心里问自己的却是：哪个经方是治疗这类症状的呢？而对病机的辩证与分析一下子就转移到对经方的寻找与比较上去了。长此以往，“四诊”就会疏远，辩证就会流于形式。
也就是说，此时的医者，只有经方，没有自我了。
遥想医圣仲景当年，苦心沥胆，编纂《伤寒杂病论》，留下百余首理法精绝、巧夺天工的经方。谁曾想后世却由此习惯了这条屡用屡验的鱼网后，反而忘记怎么结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