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网络文本现状看，“民族主义”可快速粘合于各种涉外案例，随时随地灵活使用“绰号”进行情感叙说，正是这种“灵活性”使网络民族主义具备了民粹频向。即空心化的、打着危机旗号的变色龙”。
如广告中“眯眯眼”女孩引发形象争端，从而生产出针对白人身体特征的词汇；民族归属之争，如端午节、汉服的历史渊源言论，从而生产出针对韩国文化贫瘠特征的词汇；民族修辞之争，疫情期间西方国家重拾“东亚病夫”词汇辱华，中国网民相应地创造词汇进行“回敬”；民族情感之争，如日料店服务员着工作装(和服)上街，揭开民族记忆伤痕，从而仇恨日本的词汇开始“复苏”；民族生活之争，如商家策划圣诞节等西方节庆典、中国女孩嫁给黑人、网上炫耀外国品牌，均能激发涉外文化争端，生产对应的批判性词汇。
“国际绰号”的生产与传播伴随着仪式性重大事件或国际突发事件，也可以说，这种标签式语言正是服务于事件的舆论走向。其中一个例证就是，当国际事件与某个国家相关，该国的“绰号”在新浪微博上异常活跃，通过微博搜索功能即可发现这一规律，当中美关系线性信息链中出现了重要的节点新闻，微博中“灯塔国“漂亮国”等词汇的出现频度增加，当中印边境冲突的官方新闻出现后，微博中“阿三”的出现频度也显著增加。对比官方称呼，“绰号”明显带有非正式但不可质疑的天然正义，词汇本身就带有情绪动员、情感动员和价值评判。这就是“绰号”在民族主义表达中的“站队”，首先通过关键词的标签功能来标示立场，这种方法在网络话语博弈中可简化身份辨识程序，快速分清敌我，节约话语博弈的时间成本，以及避免在博弈中造成“误伤”。在这种结构关系中，话语博弈双方并非“我国”与“名主国”(想象敌)，而是网友分裂出自我(“爱国者”)与他者，此时，“国际绰号”成为第三方标准，在形式上扩大“爱国者”身份群体，起到动员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