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燕马具可分为三期。一期以北票房身墓地M8为代表。其主要特点是马具组合较齐全，鞍、镫、衔、辔俱有，并附当卢、穿管缀叶泡饰、圭首形饰等马饰；在质料和制作工艺上多用薄铜片锤制而成，素面无雕饰，部分鎏金，显示出较原始、朴拙的特点。本期时代大体从三世纪中叶以后至四世纪中叶以前，即慕容廆迁至棘城到慕容皝于342年迁都龙城之前。二期以朝阳县袁台子壁画墓、安阳孝民屯154号墓为代表。马具组合上与一期相比，变化很小，出现的新因素是不同式样的泡式铜铃和中原式铜铃，而穿缀于当卢和鞧带上的穿管缀叶泡饰(或称为原始銮铃)却显著减少；鞍桥多包钉鎏金铜片，镂刻花纹；马镫仍较原始，有双镫，也有单镫，有木芯包铜片的，也有包皮革、涂漆的，还出现了铜板镫，丰富了我国早期马镫的实物资料；马具做工考究，在鞍桥包片、镳、带卡、銮铃及各种垂饰上采用镂空、錾刻、模铸等多种工艺技术，精雕细刻龙、凤、鹿、龟背、忍冬、柿蒂等装饰图案，构图严谨，工艺精湛，有较高的艺术价值。此期时间约自四世纪中叶至四世纪末，即慕容皝迁都龙城之后的前燕、后燕时期。三期只有北票西官营子北燕冯素弗墓。其特点是马具以崇尚实用、供披具装铠的战马使用为主，除鞍桥、马镫、衔辔、带具等必用器具外，鞧带装饰物大大减少，反映了马具发展的总体趋势；马镫仍在木芯外包钉鎏金铜片，但形制上有所改进，镫柄明显变短，圆三角形镫环的踏脚处已下凹。此期当在四世纪末至五世纪中叶以前，即北燕前后。

集安高句丽马具可分为四期。一期以集安万宝汀242号墓为代表。其特点是各墓均无成套马具出土，马具种类较少，综合起来有鞍桥、衔、镳、带卡及桃形饰件、铜铃等；铜质马具多素面无雕饰，少数鎏金、镂空或錾刻简单的花纹；鞍桥仅在边缘包钉窄条铜片；铁衔由棍状两节组成，衔端环穿镂空的S形镳。此期时间约从三世纪末到四世纪中叶前后。二期有集安七星山96号墓和万宝汀78号墓等。其特点是马具比较齐备，除鞍、衔、带卡外，新出现了木芯外包鎏金铜片马镫；鞧带饰件比一期丰富；鞍桥包钉铜片，并在“海”部钉以素面或镂刻卷云纹铜板。二期时间从四世纪中叶前后至四世纪末。三期以集安麻线沟1号墓和禹山下41号墓为代表。其特点，铜马具多数鎏金，少数镂空或錾刻卷草花纹；马镫木芯包铁皮，柄较短；穿管缀叶铜泡饰数量已减少，形制略有变化；出土较多的铁甲片和壁画上的甲骑具装图像，反映出具装铠已在军队中较普遍地使用，铁制马具较前有所增加，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此期大体从五世纪初至五世纪中叶，即好太王时期到427年高句丽迁都平壤之后。四期马具虽然在集安、桓仁等地均有发现，但缺乏见诸报道的成组马具资料。此期马具多用铁锻制，注重实用，起装饰作用的饰件少见；马镫变化显著，逐渐接近于固定形式的短柄圆环式马镫。此期时间自五世纪中叶到六世纪末叶，大体相当于南北朝时期。

关于鲜卑马具的起源，《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记载，早在东汉时，“言语习俗与乌桓同”的鲜卑族“男子能作弓矢、鞍勒，锻金铁为兵器”。《三国志·鲜卑传》又载，鲜卑首领“柯比能部落近塞，自袁绍据河北，中国人数归之，教做兵器铠盾，颇学文字。故其勒御部众，拟则中国。”说明鲜卑族于东汉时，在中原汉族先进文化技术的强烈影响下，已经能够制作比较完善的马具。辽西地区发现的慕容鲜卑马具，依《晋书·慕容廆载记》的记载，基本都是西晋“太康十年(289年)，慕容廆迁于徒河之青山”和“元康四年(294年)移居大棘城”之后的。在大量接纳中原流亡士庶和吸收先进的金属冶炼、加工制作技术之后，亦即从第一期马具开始，鲜卑马具就已进入了大发展时期，原来占较大比例的皮革马具逐渐被金属马具所代替。高句丽民族，据《三国志·魏书·东夷传》等史籍记载，是一个“便鞍马，善猎射”的民族，但马具的制作直到两晋之际，特别是自纥升骨城迁都丸都之后，在与慕容鲜卑前燕的频繁战争中，吸收了汉和慕容鲜卑族的先进文化和马具制作技术，才促进了马具的发展与完善，出现了能保存下来的金属马具。从上面的马具分期中可以看出，慕容鲜卑与高句丽两个民族在马具上存在着很多相同或相似的因素，但高句丽使用完备的马具的时间略晚于鲜卑，诸如马镫、鞍桥、穿孔缀叶泡饰、椭圆形镳等，应是受到慕容鲜卑强烈影响的产物，表明高句丽马具对鲜卑马具的承袭关系。而双节棍式铁衔与S形镳，在鲜卑马具里不见，是高句丽马具的特点，可能是受到匈奴等中国北方其他游牧民族影响的产物。

三燕与高句丽的文化交流，还表现在佛教的传播上。如前所述，慕容鲜卑早在三世纪中期至四世纪初，即慕容廆时期或更早些时候，就已经开始信仰佛教，其最显著的标志是慕容皝于345年在燕都龙城东面的龙山建造了龙翔佛寺。由于地理上相邻，前燕的佛教最先传播到高句丽，使他们开始接触并信仰佛教。
在高句丽统治的朝鲜半岛北部，即今朝鲜安岳发现的佟寿墓，是目前所见三燕佛教对高句丽最初的佛教信仰产生影响的最早例证。佟寿墓墓室藻井上绘有彩色莲座、莲花、舒叶等边饰花纹。著名考古专家宿白先生认为，这些纹饰“都是我国六朝以来佛教艺术的装饰课题” ①。墓主人佟寿，本是辽东平郭人，曾在前燕慕容皝时任司马，后因内讧，于晋咸康二年（336年）逃往高句丽，死于晋永和十八年（357年）。从墓室藻井装饰彩绘莲花等佛教装饰图案推测，佟寿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佟寿墓是有明确记年的前燕时期墓葬，所反映的是前燕时期的文化习俗，它必然对包括佛教信仰和埋葬习俗等方面在内的高句丽文化产生影响。

在朝鲜北部发现的比佟寿墓略晚些的是幽州刺史慕容镇墓。该墓墓室壁画上彩绘佛事供养图，墓志记载墓主人是“释迦文佛弟子慕容氏镇”，死于408年。①慕容镇先在后燕做官，后来投奔高句丽。佟寿和慕容镇二人的墓葬，是学术界公认的迄今朝鲜北部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带有佛教装饰图案的高句丽墓葬。《三国史记·高句丽本记》记载的高句丽广开土王二年（393年），即佟寿死后三十六年，慕容镇在世之时，才开始在朝鲜半岛创建佛寺。它们之间是否有着某种必然联系，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三燕佛教文化与高句丽及古代朝鲜的佛教信仰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从文献记载上看，前燕建龙翔佛寺之后，高句丽王室才开始崇信佛教，创建佛寺。《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载，前秦苻坚于建元八年（372年）夏六月，遣使者及僧人顺道送佛像及经文至高句丽，高句丽小兽林王遣使答谢，以贡方物。374年，前秦僧人阿道又来到高句丽。翌年，高句丽“始创肖门寺，以置顺道，又创伊弗兰寺，以置阿道。”此时，高句丽都于丸都城。从此以后，佛教在高句丽和朝鲜半岛广泛流行。慕容鲜卑人创建的龙翔佛寺和高句丽人建立的肖门寺、伊弗兰寺，都是文献所记东北地区最早的佛教寺院，但龙翔佛寺比后者早三十年。到了384年，胡僧自东晋入百济，佛教传入百济又晚于高句丽十余年。僧人顺道、阿道两次送经文、佛像至高句丽时，正值前秦据有辽西之时，他们当是从前秦都城长安出发，经由龙城，再到达丸都城的。因此说，在前秦统治者苻坚向高句丽传播佛教的过程中，龙城仍然起到了桥梁和纽带的作用。

二、前燕后燕北燕与新罗、百济的文化交流
新罗居民来自中原、高句丽、百济、倭国及诸伽耶和北方的靺鞨，民族结构复杂。新罗建国后，长期与中原政权保持联系，四世纪时，曾遣使者贡方物，同时遣王子、王族入质于高句丽、百济、倭国。百济建国后即与汉政权通好，后来受到魏、晋、北朝及南朝各代中原王朝的册封，与中原政权的联系亦非常密切。新罗和百济都努力学习和引进汉文化，同时又在中原文化向日本传入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前燕、后燕、北燕与新罗、百济两国的联系，仅《晋书》有一条记载：东晋永和元年（345年），记室参军封裕向慕容皝上书说：“殿下以英圣之资，克广先业，南摧强赵，东灭句丽，开境三千，户增十万……句丽、百济及宇文、段部之人，皆兵势所徙，非如中国慕义而至，咸有思归之心。今户垂十万，狭凑都城，恐方将为国家深害，宜分其兄弟宗属，徙于西境诸城，抚之以恩，检之以法，使不得散在居人，知国之虚实。”①大意是，慕容皝灭亡高句丽之后，将高句丽、百济及宇文、段部共约十万户迁徙到前燕都城龙城居住，他们都是强兵掳掠而来的，咸有思归之心，因此，封裕建议把他们迁徙到西境各城，以免给国家带来后患。当时，慕容皝胸怀进军中原大志，才与东邻高句丽发生战争，欲将其征服，以解除后患之忧。而百济与前燕之间隔有高句丽，似乎并未发生直接联系，因此，受“兵势所徙”而迁至龙城的百济人，或许是居于高句丽国内者，或越过高句丽，直接从百济掳掠而来，难以推知。总之，纵观当时的历史，前燕、后燕、北燕与新罗、百济之间似无直接的文化交流，其对新罗、百济的文化影响，主要是通过高句丽这个途径进行的。

新罗和百济三国时代马具，资料比较丰富，有庆州天马冢、饰履冢、金铃冢、银铃冢、金冠冢、梁山金鸟冢、夫妇冢、庆州皇南里109号墓和皇吾里14号墓等。①其时间自四世纪中叶至六世纪。其基本特征概括如下：
大部分马具成套出土，鞍、镫、衔、镳俱全，并配有马具饰件。鞍桥包边用鎏金铜片或铁片，有的精雕细刻龙、凤、忍冬等纹饰。马镫有木芯外包铜皮或铁皮的，也有铸铁镫。马衔有拧绳状和棍状两种，镳作圆板式或环式，也有S状。马饰有不同式样的缀管叶铜泡饰及长条形、鱼尾形饰件。还有圆形和钟形铎铃。综观这些马具，早晚差别十分明显，大体以五世纪中叶前后为界，早期马具多为铜质，流行包铜皮马鞍、木芯马镫、缀管叶泡饰等，晚期多为铁马具，如形态较前进步的铁镫，此外还出现了鱼尾形饰件。
朝鲜半岛三国时代马具，北半部的高句丽马具是集安高句丽马具的延续和发展，而南半部的新罗和百济，则主要是受高句丽以及辽西慕容鲜卑的强烈影响，如马衔既有拧绳状也有双节棍式，镳的形式也有多种，鲜卑的圭首形垂饰在集安高句丽墓不见，类似饰件却在朝鲜半岛存在，后来和椭圆形饰件结合，形成一种新的具有朝鲜特点的鱼尾形垂饰。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朝鲜半岛三国时代的文化，还受到了中国中原地区特别是南朝文化的直接或间接的强烈影响，这已为大量的考古资料所证实。
第二节 前燕后燕北燕与日本的文化交流
日本由列岛组成，与中国、朝鲜隔海相邻。日本经历了新石器时代①、弥生时代②，从三世纪末开始，进入古坟时代③。
日本与中国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弥生时代的文化是在绳纹文化的基础上，通过海上交通，与大陆中国和朝鲜半岛进行交往而产生的。最早用文字记载日本的是中国的《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汉书·地理志》最早记载了古代日本及其地理位置：“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这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倭人”的名称，国则称“倭国”。东汉建武中元二年（57年），东汉光武帝曾赐给倭“奴”国使臣“汉倭奴国王”金印。魏景初二年（238年），魏封卑弥呼为“亲魏倭王”，并授予金印、紫绶等物。
在古坟时代，日本与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经常来往，从中国大陆或直接、间接地从朝鲜半岛的新罗、百济、高句丽诸国得到各种匠人，学得各种技艺，传入中国文字、经书、礼乐、佛教经传，从而加速了日本社会进化的过程。比如，四世纪初以来，高句丽曾向倭赠送物品，新罗与倭有通婚关系。四世纪末五世纪初，高句丽广开土王侵伐百济、新罗，倭也于此时多次侵新罗。倭又侵燕带方郡，燕王高云与高句丽修好，协力退倭。十六国时期，倭王讚遣使于晋。晋灭后，倭多次遣使于南朝宋，宋封倭王为安东将军、倭国王。

鲜卑与日本的关系由来已久。《后汉书》与《三国志》注引王沈《魏书》都记载，早在东汉桓帝时期，鲜卑首领檀石槐东击倭人国，徙千余家置乌侯①秦水②上，令捕鱼以助粮食。“倭人”，或作“汗人”、“汙人”。 王沈卒于晋泰始二年(266年)，绝大部分时间生活在曹魏时期，说明魏时辽西乌侯秦水尚有倭人居住。檀石槐分鲜卑为中、东、西三部，慕容部居中部，乌侯秦水恰在其分域之内。
又，北魏时郦道元作《水经注》卷十四《大辽水》条载：“辽水右会白狼水，……白狼水又东北经昌黎县故城西，高平川水注之，水出西北平川，东流经倭城北，盖倭也人从之。”末六字不可解，明人朱谓有脱。王国维认为，“也”字当为“地”字，从(從)字当为“徙”字，皆传抄中致误，六字当为“盖倭地人徙之”。①句遂可通，十分精辟。白狼水即今大凌河。此居住倭人之倭城，据《水经注》的记载推测，其地当在燕都龙城西境，即今朝阳市西约五十多公里的喀左县北公营子一带。此倭城所居的倭人，是否为檀石槐东击倭人国时所徙千余家的后裔，还是慕容鲜卑征掠朝鲜半岛的战争中掳掠来的，虽然已不可知，但足以说明，无论是檀石槐时期，还是慕容廆或慕容皝时期，鲜卑人都与日本有过接触或来往。

日本古坟时代的墓葬非常之多，从中既可看到古坟时代日本经济、文化、政治面貌的一斑，还可了解日本与大陆中国及慕容鲜卑和朝鲜半岛的文化影响关系。如，比较著名的和歌山县大谷古坟，随葬品中出现马甲和镳、鞍、镫等马具。位于奈良县橿原市的新泽千冢，可能是古坟时代当地统治集团首领们的墓地，以古坟又多又密而名“千冢”。其建造时间大约在古坟时代中期。墓中随葬品有刀、镜、陶器和武器、甲胄、马具、金步摇叶片等。位于奈良县生驹郡斑鸠町的藤之木古坟，墓内主要出土遗物有两组鎏金铜马具和鎏金铁马具，保存良好，制作精美。概况起来，日本古坟时代马具，可分为三期。
一期：又分为北九州和畿内地区两个组。A组：有北九州地区福冈县老司古坟3号石室和池之上6号坟出土的马具。时代在四世纪末至五世纪前叶。其特点是：马具种类少，仅有实用的鞍桥、铁衔、镳、带扣等；衔由两节组成，拧绳状，有环相联，衔端环内穿U形镳。B组：畿内地区，有滋贺县新开1号坟、大阪府七观古坟、誉田丸山古坟等。时间约从五世纪初前后至五世纪中叶以前。此组发现了木芯包铁皮马镫和透雕龙纹鞍具，少量穿管缀叶泡饰、三环铃、马铎、节约等。衔由两节铁棍组成，衔端穿带孔椭圆形铜板式镳，还有透雕龙纹或双叶纹S形镳辔。

二期：分布地域比较广泛，墓葬资料亦较丰富。如：冈山县筑山古坟、京都府谷冢古坟、大阪府长持山古坟、新泽千冢、山梨县茶冢古坟、东京都龟冢古坟等。时间自五世纪中叶至五世纪末。到五世纪中叶，马具中增加了新的因素——剑菱形杏叶，它与S形镳辔组合，成为五世纪马具的主流。仍存在铜或铁制椭圆形板式镳。五世纪中流行的木芯铁皮马镫，形态上已有所改进，后来便出现了铁制轮镫。
三期：分布范围广，资料多，如奈良县三里古坟、东大寺山6号坟等。奈良藤之木古坟出土的马具，尤其引人注目。①本期特点有：剑菱形杏叶与S形、椭圆形镳辔仍然盛行；出现的新因素是棘叶形和钟形杏叶；木芯包铁皮镫和铁镫同时并存；工艺水平较前大大提高，许多器物如鞍桥、杏叶等，采用镂空、錾刻、剔雕等工艺装饰龙、凤、狮、象及龟甲纹、忍冬花纹等图案，华丽精致，如藤之木古坟鞍桥前后轮。此期约当六世纪。五世纪马具的主要特征到六世纪前半便已大部分消失，逐渐演变为六世纪中叶以后广泛流行的新形式的马具。

从上述马具分期看，日本古坟时期出土数以千计的马具，其形制演变的脉络清晰可寻。分入一期A组的北九州地区马具，包括鞍桥、拧绳状衔及镳等，虽然朝鲜半岛也存在，还应从辽西鲜卑那里追溯谱系，其他如马镫、椭圆形镳以及剑菱形杏叶等，都是如此。如大阪誉田丸山古坟的龙纹鎏金铜鞍板饰，与朝阳、北票鲜卑墓出土的同类物几乎完全一样，很可能产于辽西，而后传入日本。新泽千冢126号古坟出土的总数达三百八十二个的金步摇叶片，与朝鲜半岛三国时代庆州之金冠冢、金铃冢、天马冢、梁山夫妇冢、公州之武宁王陵出土物有显著的共同点；而出土于墓主人头顶部的镂孔方形步摇冠金饰片，与北票房身2号墓出土的透雕方形金饰形制相同；出土的青铜熨斗与北票西官营子北燕冯素弗墓的青铜熨斗相似。在九州北部的福冈市老司古坟和福冈县甘木市池之上6号坟出土的镳和衔，时代为四世纪后半叶。在滋贺县新开1号坟，也出土有类似冯素弗墓那样形制的马镫和类似安阳孝民屯晋墓、朝阳袁台子晋墓那样的圆板式镳。上述马具资料表明，日本马具发轫于大和国家侵略朝鲜半岛之后的四世纪末叶，五世纪中叶以前，日本的马具都是输入品，自五世纪后半叶起，日本开始自己制作马具。

在骑马文化所包涵的众多文化遗物中，除了大量的马具、兵器之外，在服饰方面的一种引人注目的饰品，就是金质的步摇叶片。步摇和摇叶自西域传入中国后，在慕容鲜卑贵族中最盛行，并成为其代表性的文化特征之一。步摇饰品经过鲜卑慕容部传到朝鲜半岛和日本，成为鲜卑、朝鲜三国和日本古坟期贵族中一种明显的共同特色的贵重服饰品。
由于鲜卑文化的强大有力，有关步摇和摇叶的装饰很快便向朝鲜半岛和日本传播开来。但是，朝鲜半岛和日本步摇的兴盛，主要始于五世纪中叶，也就是冯氏北燕灭亡之后。首先是在朝鲜的三国。高句丽时期的武士冠上出现了摇叶。在韩国的梁山金鸟冢、银铃冢的耳饰上，皇南大冢的冠的垂饰上，都有工致的叶形摇叶缀饰。庆州天马冢出土的金冠，釜山福泉洞古坟出土的鎏金铜冠，传高灵出土的金冠，在其高高的枝干上都缀有不同数量的圆形摇叶。枝干由斜上形状演变为方折的“出”字形或别的一些形状。在皇南大冢、天马冢的翼形冠上，还都饰有山形珰，并附有密密的摇叶。而在日本，在茨城县三昧冢，群马县金冠冢，奈良县藤之木古坟都出土了装饰复杂的带有摇叶的步摇冠，上有马形、鸟形等小饰，在奈良县新泽千冢126号古坟中，更出土了除中国外，仅见的一枚方形龙纹步摇金珰。此外，在服饰、鞋履、马具上也都在用步摇叶片加以装饰。在辽西龙城一带渐渐荒寞无闻，繁荣一时的慕容鲜卑文化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逝之后，步摇饰品反而在朝鲜半岛和日本得到了进一步的、突出的发展，使用的时间又持续了一二百年之久，成为当时东亚骑马文化共有的一个特色。

总之，以马具出现年代来看，以慕容鲜卑为最早，高句丽次之，朝鲜半岛南部诸国再次，日本最晚。虽然慕容鲜卑和高句丽开始使用马具的年代最早，但慕容鲜卑马具的种类和完备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高句丽马具，在四世纪的东亚地区居于领先地位，其他东亚诸国的马具皆与慕容鲜卑马具有着亲缘关系，是在慕容鲜卑马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在东亚地区马具的交流中，高句丽曾发挥了重要作用。它在与慕容鲜卑的前燕、后燕争夺辽东的斗争中，吸收了对方马具的特点，并加以改进，从而创造出自己的马具，在它南下征伐的过程中，又给予了朝鲜半岛南部诸国以强烈的影响。新罗、百济、伽耶在与高句丽的战争中，吸收了高句丽马具的特点，又根据自身的需要，进行了某些改良，从而制造出各具特色的马具。在他们与倭国的频繁交往中，又将马具传到倭国。马具等文物所反映的三至六世纪东亚诸国的交流，均在客观上促进了各国之间的文化传播与发展。

第三节 前燕后燕北燕与西域的文化交流
“西域”一词最早见于司马迁的《史记》，当时指甘肃阳关、玉门关以西地区的总称。后来，“西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是指阳关、玉门关以西、葱岭以东、天山之南北的广大地区；“广义”是指除狭义以外的、包括亚洲中部、西部、印度半岛、欧洲东部和非洲北部在内。
据史籍记载，汉代时，“西域”曾先后存在有四十多个国家，其中位于今新疆地区的有乌孙、龟兹、焉耆、于阗、楼兰、小宛、疏勒、莎车、卑陆、且弥、车师等三十六国，还有位于中亚及阿富汗、印度等国境内的大宛、安息、大月氏、康居、浩罕、坎巨提、吉宾、乌弋山离等十几个国家。四世纪时，西域形成了鄯善、车师等几个大国并起的局面。五至六世纪，高昌国相继打败西域各国，建立了一个地跨新疆大部的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