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容氏的步摇冠虽然是借鉴汉族头饰，但它又具有更多自己的特征。根据出土的实物资料，步摇冠有花蔓状和顶花状，总体上都可分为山题、干枝、步摇叶三部分。山题是冠饰的前额底座，因呈“山”字形而得名。干枝作树枝状，枝上安插步摇叶片。步摇叶片呈桃形或圆形，以干枝为依托，摇动作响，是冠顶部最生动的部分。北票房身村墓出土的步摇冠，整体造型如花树状，以金片为之，底部造型如山，中间透雕云纹，上连枝叶花饰。①北燕冯素弗墓出土的步摇冠，下部以金片作成十字形笼冠梁架，架于头上，梁架顶部置一仰钵形托座，上插六根金枝，枝上绕环，环上穿金叶。②与文献相对照，可确认它们即是当时北方流行的步摇冠。

步摇和摇叶自西域传入中国后，虽然在汉晋文献中有少量记载，但最盛却是十六国时期的慕容鲜卑。自莫护跋开始戴步摇冠，其后相沿成习，直到前燕慕容儁称帝时，“服周之冕”①，才接受了汉族帝王的服饰，但贵族仍然喜戴步摇冠。北燕灭亡后，随着鲜卑文化的消逝，北方风格的慕容氏步摇冠也在中国大地上渐成绝响。史载，在遥远的西北地区，作为慕容鲜卑的一支的吐谷浑人“首戴金花冠” ②，当是步摇冠的遗俗。包括步摇冠在内的鲜卑文化，于十六国时期向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传播。因此，当步摇冠在中国本土基本消失之后，却在朝鲜和日本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成为东亚骑马文化共有的一个特色，又持续使用了一二百年之久。
以游猎为生的鲜卑人，很早便穿皮制的靴和鞋。有长筒的为靴，无长筒的称为鞋。吉林省榆树县老河深东汉鲜卑墓葬中发现有皮靴残迹和钉于靴上的贝形铜泡及小金泡饰。

慕容鲜卑人脚上也穿用动物皮缝制的皮靴或皮鞋，贵族男女穿的鞋面或靴筒上还钉有圆形金泡作装饰，军队将士普遍穿长筒马靴。慕容皝在写给东晋大臣顾和的书信中就有“今致绣靴一量”①的句子。前燕慕容暐被苻坚吞并后，慕容永“徙于长安，家贫，夫妻常卖靴于市”②。朝阳等地发现的三燕时期慕容鲜卑墓葬，经常见有皮靴痕迹。
除了皮靴、皮鞋以外，慕容鲜卑人还应有以布、木、草、丝等为材料制作的鞋。上面提到的慕容皝赠给顾和的“绣靴”，靴子上应有用丝线等刺绣的花纹。既然有靴、鞋，脚上当然穿着袜子。缝制袜子的原料，早期用皮毛，后来使用棉布、丝线等。

古人束腰的皮带称“带鞓”。革带上有钩，称“带钩”。带上衔蹀躞之环以挂弓矢刀剑之用，称“带胯”，亦作“带銙”。带佩则是腰带上的佩饰。《楚辞·大招篇》曰：“小腰秀颈，若鲜卑只”。王逸注云：“鲜卑，衮带头也。”这种“衮带头”，就是带钩。《汉书·匈奴传上》载：汉文帝遣使赠送匈奴单于物品中有“黄金犀毗一”，颜师古注曰：“犀毗，胡带之钩也。亦曰鲜卑，亦谓师比，总一物也，语有轻重耳。”或说“鲜卑”就是胡带之带钩。《汉书·匈奴传上》注引张晏曰，“鲜卑郭洛带，瑞兽名也，东胡好服之”，是说鲜卑的祖先东胡人喜欢佩带饰有“瑞兽”花纹的皮带。在鲜卑慕容氏的服饰中，带饰颇具特色，既起到束腰的作用，又具有装饰美。蹀躞带是慕容氏常见佩饰，它分为带钩、带身、蹀躞三部分。带钩原是中原汉人使用的饰物，最早出现在春秋时期。慕容鲜卑受汉文化影响，亦使用带钩，并形成风习。考古发现的朝阳三燕时期的带钩数量较多，形式不一，但基本上为琵琶形，长七厘米左右，一端曲首，背有圆钮。多用铜制，亦有用铁等材料制作者。如朝阳袁台子东晋壁画墓和奉车都尉墓出土的琵琶形铜带钩，尾钩折曲呈鸟首状，通体鎏金。

后燕崔遹墓出土的铜带钩亦为琵琶形，钩首短而圆折，似禽首，背有一圆钮。②北燕冯素弗墓出土的鎏金铜带钩，存长8.5厘米，形体较大。
三、居住
早期鲜卑人与北方其他游牧民族一样，居住穹庐、毡帐。“鲜卑隔在漠北，犬羊为群，无君长之帅，庐落之民”①，“以穹庐为舍，东开向日”②，“居无常处，以穹庐为宅，皆东向”③。这些记载都证明，鲜卑人是以穹庐为居的。
穹庐，是古代游牧民族用马、牛、羊或野兽的毛擀制的毡子或布料搭建的帐蓬，顶部隆起，故称“穹庐”，又称“毡帐”。这种临时性的住处——毡帐，可以折叠，搭拆便捷，适宜游牧民族迁徙不定的草原生活。牧民帐幕聚集如村落，故称聚居之处为“帐落”。
至于鲜卑人的穹庐门向东开，史家有两种解释：一是认为与他们崇拜东方日神有关，二是认为由生存环境决定的，因为北方草原多西北风，东向开门可以避风寒。其实，这两种原因兼而有之。

随着慕容鲜卑由游牧经济转为农耕经济，生活方式由迁徙无常转入定居，其居住方式也随之发生了变化。特别是从莫护跋开始，他们积极学习中原汉族传统的建筑技术，筑城建郭，营建房屋，以适应变化了的生产生活方式，满足最基本的居住和公共活动的需要。
棘城是慕容鲜卑建造的最早的都城，城门有“朝阳门”，宫殿有“文昌殿”等。①北票大板镇金岭寺遗址，为慕容鲜卑早期城址，遗址内有高土台，发现大量砖、瓦等建筑构件。②东晋咸康七年(341年)，慕容皝使唐国内史阳裕等筑城于柳城之北名龙城。近些年来，在今朝阳老城区和北塔周围进行的考古发掘，发现了前燕、后燕、北燕时期龙城城门、宫殿等建筑址，对慕容鲜卑城市建设有了较深入的了解。
那时，人们的居住生活也发生了变化。朝阳袁台子东晋壁画墓中“主人图”形象地反映了当时的宅居环境：墓主人住的房子周围有院墙，院内有树，室内帷幕高悬，主人坐于帐下方塌之上。①北燕冯素弗墓壁画上反映冯氏所居为一座高大的门楼式建筑，两层屋檐下都有红色梁柱，柱上有栱，角檐置兽形装饰。②这些都表明，当时慕容鲜卑人特别是上层贵族的居住环境已经与汉族人一样，住着砖木结构的殿堂、房舍。

四、行具与马具
鲜卑慕容氏的交通和出行工具主要是马和车。车马是我国古代最主要的陆路交通工具，数千年来，曾在社会生活中占据过举足轻重的地位，无论是劳动生产还是战争，或者是政治活动，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与装备，其数量的多寡与质量的优劣，还经常成为衡量某一时期的社会发达与落后、国势强盛与衰弱的重要标准。
马对于鲜卑慕容氏的作用，也同其他游牧民族一样，基本上有三个：一是骑乘；二是作战；三是肉食。野马被驯化为家畜以后，人们便骑马放牧、狩猎或运输东西，成为游牧民族最重要的交通工具。一旦发生战争，男士则手持兵器，骑着骏马，驰骋疆场，杀敌立功。于是，马又成为骑兵作战用的战马。
由于马是游牧、狩猎、交通运输和战争中的重要工具，因此，马匹数量的多寡也就成为衡量一个部族势力强弱、财富多少的一个重要标尺。慕容廆与庶兄吐谷浑从其父亲那里继承的遗产就以人户、马匹为主。兄弟二人因各自所属的马群发生冲斗相伤而失和，吐谷浑一气之下西迁上陇地区，远避慕容廆，被后世称为西部鲜卑。由此事件可以看出，马在慕容氏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

早在东汉时期，以檀石槐为首领的鲜卑人的骑兵队伍就特别强大，史称“兵利马疾，过于匈奴”①。在骑马文化高度发展的东晋十六国时期，骑兵作为当时最先进的兵种经常投入到大规模战斗中，对垒厮杀，攻城略地，成为北方鲜卑、匈奴、羯、氐、羌等少数民族问鼎中原的重要战争工具。
战争的需要大大促进了骑具的发展和完善。春秋战国以前，马背上只有备骑乘的用皮革制作的称作“鞯”的座垫，而无马镫。秦代开始出现了木鞍桥，乘者坐得更安稳些，但仍然有鞍无镫。骑具的真正完备是在东晋十六国时期，当时最先进的骑兵装备则非慕容鲜卑骑兵莫属。其主要特点是完善了鞍具和辔具，发明了马镫，全套骑具基本上配备完整了。完备的骑具主要有辔、鞍、勒、镫、胸带、鞧带等。辔是驾驭牲口的嚼子和缰绳的统称，俗称辔头。勒指整套的马笼头，又称络头。衔，俗称“马嚼子”，指马嘴里咬的东西，其作用是防止咬伤自己或人畜，又可防其嘶鸣。衔两端露出嘴外的部分称“镳”，与衔相连，所以常常并称“衔镳”。套在马背上便于骑坐的东西称“鞒”或“鞍桥”，连同垫在马鞍下面的东西，统称“鞍鞯”或“鞍韂”。马镫是挂在马鞍两旁的铁或铜制的脚踏。拴在马胸部或屁股上的皮带，分别称“胸带”和“鞧带”，起固定鞍具的作用。此外，马具上还拴挂銮铃，使马奔跑时叮当作响。

鲜卑与乌丸的埋葬习俗一样，要将“亡者所乘马”①及其它用品一并烧以送之，埋入墓中。因此，以朝阳为中心的前燕、后燕、北燕时期的墓葬出土了许多马具，为我们认识鲜卑慕容氏马具的发展变化情况提供了直观的实物资料。迄今发现的最早的马具实物是北票房身村北沟八号墓，鞍、镫、衔、辔俱有，并附当卢和穿管缀叶泡饰、圭首形饰等，工艺朴拙，显示出较原始的特点，其时代约在慕容廆迁至棘城到慕容皝迁都龙城之前。②朝阳袁台子壁画墓出土的马具有鞍桥、马镫、衔镳和各类鞧带铃、銮铃、垂饰、带卡等。③安阳孝民屯晋墓出土的马具有鞍具、辔具及前后鞧銮饰等，反映了前燕慕容氏骑兵纵横中原时期的马具情况。④袁台子和孝民屯出土的马具，采用镂空、錾刻等工艺，精雕细刻，装饰龙、凤、鹿、龟背、忍冬、柿蒂等纹饰，有较高的艺术和审美价值。所以，专家评价这两处的马具价值时说：“公元四世纪初是其发展的关键时期，安阳孝民屯晋墓和朝阳袁台子晋墓出土的成套马具，恰好为我们提供了马具发展的关键时期的典型实物标本。”⑤晚期，马具向实用、便捷和功能性发展。如北燕冯素弗墓中的马具仅有马镫、衔、卡、环等，鞧带饰物大大减少。

前燕后燕北燕时期，慕容鲜卑骑兵不仅马具齐全，而且还有甲骑具装，即人头上戴着铁头盔，身上披着铁铠甲，马身上也披着马铠。辽宁朝阳十二台砖厂墓地出土一套甲骑具装，能复原的有铁兜鍪、颈甲、马胄及铜鎏金鞍桥、马镫、当卢、镳、銮铃、带扣等①。北票喇嘛洞墓地出土了铁兜鍪、铁马胄及甲衣的铁甲片，时代早到两晋之际。
衡量骑马术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是马镫，而它又是马具中最晚出现的装置。中国最早的马镫雏形是在长沙西晋永宁二年(302年)墓出土的陶俑上见到的。①但这只是单镫，呈三角形，悬在马鞍左侧，只能供骑者上下马时蹬踏，骑上马后就不使用了。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骑乘用马镫实物，是在公元三世纪中叶至五世纪初的慕容鲜卑墓中发现的。辽宁北票房身村北沟墓地发现一付马镫，镫体为木芯外包铜片，长柄，椭圆形镫环。②朝阳姚金沟墓出土的马镫，亦为双镫，木芯外包皮革。③朝阳十二台砖厂墓地出土的单镫，铜板制成，表面鎏金。④河南安阳孝民屯晋墓出土的单镫，亦为鎏金铜质，镫柄较长，镫体呈扁圆形。⑤这几处出土马镫的墓葬，其时代都比较早，大体在 三世纪中叶至四世纪中叶，即前燕前后。时代稍晚的是辽宁北票发现的北燕冯素弗墓的一付木芯包鎏金铜片马镫，时间是415年，亦属慕容鲜卑文化。⑥比慕容鲜卑马镫稍晚的是在吉林集安高句丽墓发现的木芯外包钉铜片马镫。

辽西地区慕容鲜卑墓中发现的马镫实物，时代早，数量多，形制原始，基本上反映出马镫由最初的单镫到较完备的双镫，由较原始的皮革或木质马镫到比较成熟的铜、铁铸制马镫的发展过程，表明马镫应是由慕容鲜卑民族为适应游牧骑马和骑兵作战的需要而首先创制的。马镫的产生和使用，标志着骑乘用马具的完备，使得骑兵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因而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在日常生活中，马镫使没有经过正规训练的人，甚至妇女都可以稳稳的骑在马上，骑马的姿势也更加潇洒大方。
慕容鲜卑人创制的马镫，影响极其深远。马镫一经发明，很快就在公元五、六世纪由中国向东传到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又跨越欧亚大陆向西传到土耳其及古罗马帝国，最后传播到欧洲大陆，让欧洲人踩着中国人的马镫进入了骑士时代。因此，许多中外学者称慕容鲜卑人发明的马镫，是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对世界的一项伟大贡献。

慕容鲜卑的行具除了马之外，还有车、船等。
乌桓和鲜卑用车的历史可上溯到秦汉时期，后汉时可能都已广泛地用车辆运输。东汉顺帝建康元年(114年)，中郎将马寔击南匈奴的一支，马寔遣刺客杀其首领吾斯后，“乌桓七十万余，皆诣寔降，车重牛羊不可胜数。”①这里虽然说的是乌桓人,但与乌桓同俗的鲜卑人亦当如此。慕容鲜卑进入中原地区之后，车的运用更为普遍。慕容垂遣子慕容宝攻拓跋氏，“宝至幽州，其所乘车轴无故自折。”②慕容垂伐北魏时，也是“乘马舆而进”③。很明显，说明他们都大量地使用马车，乘车奔赴前线。车既是他们的战争工具，也是运输工具。
慕容氏使用舟船同用车一样，历史也比较早。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的习性使他们日常生活中离不开舟船，但早期的船可能是简单的木船。慕容氏迁居辽西以后，大、小凌河和辽河支流等水系水源较丰富，舟船既是他们的水上交通工具，也是从事渔业捕捞的辅助工具。慕容氏在与前秦、东晋、高句丽及拓跋氏的频繁战争中，也包括水战，昔日作为交通工具的舟船则发展为战船。据史料记载，战船有皮革船、木船等。355年，慕容儁遣慕容恪攻东晋北境边将段龛，“恪分遣轻军先至河上，具舟楫以观龛志趣。”

又《晋书·慕容垂载记》记载，慕容垂与翟钊对阵于黄河黎阳津，“遂徙营就西津，为牛皮船百余艘，载疑兵列杖，溯流而上。”②慕容德自邺城徙于滑台途中，“遇风，船没”③。这些说明，慕容鲜卑人在水上打仗和行军、运输时都使用了船只。
慕容鲜卑的海上交通也相当发达。东晋建武初（317年），慕容廆“遣其长史王济浮海劝进”①，通过海路与江左的东晋政权建立联系，进行交往。此后双方使臣通过海路乘船往还，相当频繁，“贡篚相寻，连舟载路”②。

第二节 婚姻习俗
一、鲜卑早期婚姻习俗
有关鲜卑早期婚姻习俗的文献资料很少。《魏书》记载，鲜卑的“言语、习俗与乌丸同。……常以季春大会作乐水上。嫁女娶妇，髡头饮宴。”①《后汉书》记载，鲜卑的“言语习俗与乌桓同。唯婚姻先髡头，以季春月大会饶乐水上，饮讌毕，然后配合。”②鲜卑既然与乌桓的言语、习俗相同，那么，乌桓婚姻习俗资料则可作重要参考。《魏书》记载，乌桓人“嫁娶，皆先私通，略将女去，或半岁百日，然后遣媒人送马、牛、羊以为聘娶之礼。婿随妻归，见妻家无尊卑，旦起皆拜，而不自拜其父母。为妻家仆役二年，妻家乃厚遣送女，居处财物，一出妻家。故其俗从妇人计，至战斗时，乃自决之。……父兄死，妻后母、执嫂；若无执嫂者，则己子以亲之，次妻伯叔焉。死则归其故夫。”

以上“作乐水”、“饶乐水”，即今西拉木伦河。鲜卑人平时按家族或氏族分散各地游猎，很少有机会聚到一起，于是约定每年三月在西拉木伦河共同聚会，以便为青年男女提供自由择偶的机会。宴饮之后，男女双方即可自由结合。但婚姻之前，男子必须“先髡头”，以表示该男子已经成年，可以婚配了。在嫁娶之前，将女子掠入男家，“先私通”，以检验男女双方的身体是否健康，过了三个月或半年以后，男方才遣媒人送马牛羊等聘礼。男子要随妻子到妻家劳动二年，然后带着妻家陪送的财物，将新娘接回自家。女方父母不愿意无偿地把女儿嫁给别人，要求男方以聘礼和劳务的形式给予经济补偿。实行劳务婚还能检验青年男子的劳动能力。这些都是母权制的残余，因为在母系社会里，夫从妻居，住在妻的氏族内，要为妻家服役，而在“从妇居”向“从夫居”转变的过程中，夫随妻处，就是为弥补妻方的损失。男子在妻家服役期间，每天早晨起来，见到妻家的人，不论尊卑，都进行揖拜，这也是母权高于一切的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