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主要是社会的不认同感，不包容以及自己的自卑感，
而且越是这样，
就越容易反复，
关键是自己要有良好的心态。

别人如果知道你有患病史，
基本上就告别普通人的行列了，
艾滋病和玻璃也差不多，
我觉得美国那种戒酒会很好，
可以把同病相连的人团结在一起，
一起聊聊自己的患病史，
这样更容易获得理解甚至是帮助。

回复：18楼
我非常赞成你的想法。

我的QQ号是：1379904268。请大家要求添加好友时注明是病友或是家属。

louzhu的思路使我守义匪浅，Thanks!

流氓练巫术，谁都挡不住
                 ——传奇女子 我的鼠


（0发）彪剑风自魔力出
               ——传奇男人 屠龙开天

说得好

    第二个压力是：病后遗留的症状。
    
     幻听（包括幻嗅、幻视等幻觉），在一些病人是很顽固的，又很容易再次引发疾病爆发。焦虑、忧郁、多疑、失眠或嗜睡都是病后遗留症状，不能轻视，它们很有可能使病人再次病情爆发，或久而久之转成抑郁症等其他疾病，更加严重的是导致精神、智力的衰退。以上这些症状如果严重，必须及时就医。之所以有些病人的遗留症状相当严重，其大部分原因就是第一次发病时失去了医治的最佳时间，或治疗不得当。我们不能再犯第二次、第三次错误，这种病及时就医、及时用药很重要。
     很多病人、很多家属、家长对“再犯病”的问题都相当重视，而恰恰又深受其害。大家对这种病发作的征兆往往掌握不好，因为它不像发烧和血压高那样有仪表仪器直接告诉我们数据。其实，它是有很多迹象的，我们必须对这些迹象认真总结和加以掌控，并具备有效的措施，以避免精神崩溃的悲剧发生。以上谈到的症状种种，就是发病的迹象。
    
     但是这些症状的程度究竟怎样，是不是构成爆发的危险，是不是就是已经爆发，我们自己（包括家属）要有很好的认识，因为情况都是因人而异，因时而异的。有这样的事情（不是很少见），因病人的一次通常的闹脾气，家人就把他送进医院，反而给病人额外的刺激。可是相反，明明是病人的状况已经不好了，家属还抱有不用医治的希望而耽误了治疗的最佳时机，这种事更是屡见不鲜。
     我们前面谈过，精神病人和其他人没有天壤之别。无论焦虑、忧郁等症状突然加重必定有因，无论这个诱因在旁人看来轻重与否也是存在的，诱因给病人带来压力的程度和事情的严重性不成正比，不是我们判断是否构成犯病的依据，而病人的压力过大本身才是值得关注的事。首先考虑到的是最近药量、药类有无变化；其次是我们是否有摆脱焦虑等症状的能力；还有就是这种加重的症状持续的时间是否过长；再有对于诱因是否能淡忘和淡忘的程度。
     病后遗留症状的问题，间接的就是预防发作的问题。    
     很多人是这样的：既不是发病期和也不是即将发病，但以上的症状几乎经常伴随。比如多疑，就是很多病人始终伴随的症状。许多病人明明知道是自己疑心的毛病，不是外部事物给了自己过多的刺激，也依然难以自控因多疑产生的坏情绪。所谓“摆脱不了”是很多人的苦恼，其实这就是这种病的表现之一。我认为（相信很多人不同意）是可以通过自我锻炼来改善的，这一点我本人是有体会的。
     有个网友（不知是什么身份）说“你们这些人就是和别人接触、交往有问题”，且不说他说这话的用心，我们接受他的客观评价，我们在交往中的确存在着很多问题，其中，由于心重和疑心带来的交往障碍所占比重相当大。想单凭一句两句话就能解决是不可能的。
        
     病后症状持续或很多因病症状伴随，有一个明显的问题就是——药。我怀疑很多病人不是因为治疗不及时而遗留症状严重，是因为用药的药种和药量有问题。首先，我发现医生之间治疗方案的差异很大（我们不探讨技术和责任心），那么在差异之间必然有是否更适合我们本人的病情的问题，我们是不是应该在状态不好的前提下，不怕麻烦的多一些对医生、医院的选择；其次，在维持期的各个阶段病后状况也是不一样的，我们应该认真总结哪些药种、药量在何种状态下的应用，有在负责任的医生的指导下是最好的，但是，是在医生指导的基础上，自己总结出调理药种、药量的经验是最最好的。所谓“久病成医”这句话依然适合我们这样的病人。


     第三个是：生活保障。
    
     保障主要是衣食无忧、情感无缺。我们的交往能力和交往的条件比一般人有差距后，直接影响到生活的保障，这也是给疾病痊愈带来弊端的重大问题。在吧上看文章和帖子，很多病人把生活保障受到了威胁当做眼下最苦恼的事。
     第一次发病以生活保障的问题为诱因的人很少，可之后的病情反复而因其为诱因的就相当多见了，可见这给我们病后的现实状况带来了很大的问题。
     多年前，听一个加拿大大夫讲过，发达国家用建设精神病人社区的方法来解决病人生活的基本问题，至今我还把他讲的这件事当成一个美妙的梦想。他讲，在社区里，为病人提供居住、生活、工作、医治和交往的基本保障，大多数病人可以最终摆脱药物。我始终将他讲的事情当成童话故事广为传颂，我觉得简直应该给那个起初提出这个方案的人诺贝尔奖。
     讲到“生活保障”的问题，我觉得没有什么办法再比以上说的西方的做法更好的了。我们的病人，一大部分在家中同拮据、孤独、被冷落做着斗争，挣扎在病情复发的临界线上；一大部分或混同在普通人流中，做着精神病患者的“隐身在线”，或朝不保夕地被市面上的老板们踢来踹去，过着苦不堪言的“地下工作者”的生活，久违了的医院大门成为了临时的、更惨的是最终的庇护所。
     我们对于精神病人的司法鉴定往往是为了维护社会其他人不受干扰而进行的，而为维护精神病人利益的司法鉴定有几何？到底有多少病人能“隐身在线”地、永远能过着普通人生活的？到底有多少病人基本没有这个能力？多少病人没有长期能力？没有能力的、长期能力的怎么办？谁来鉴定这些？鉴定之后谁来解决这些？答案要是我自己在这里写下去是何其苍白，何其无力，可事实上又有多少病人，多少家庭，多少泪流满面的母亲在眼巴巴地凝望着这个——生活保障的问题。
     所以我希望，这是我们这个特殊的群体、特殊的家属们一同探讨的问题，不是我一个人讲故事的问题。
     如果有一天我们仅仅看到一条“国家准备为精神病人的生活保障问题立法”的消息，将会让不知多少病人和病人的母亲们仰面大哭的。

我是D

张孜阳

丹纳 《艺术哲学》——赫美斯神在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