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对吕布的德行究竟该如何评说？上边我们列举了吕布的一些事,说明吕布某些场合也有仁有义,但还不足以说明吕布的大节。大节是“轻于去就”,先叛丁原,再叛董卓。可是按情理说,吕布叛杀了仗义执言的丁原,确是有罪于天下;但后助王允谋杀了董卓,应该是有助于天下。曹操后来围吕布于下邳时,曾对吕布说：“夫术有以逆大罪,而公有讨卓之功。”可见人们对吕布的讨卓之功是心中有数的。诛董卓是大快人心的事,无论吕布的主观动因是什么,客观上总是干了一件有利于社稷苍生的事。让人费解的是,对有讨卓之功的吕布,当时“诸候多不能相容。”在诸候们看来,吕布两次背主,是“轻于去就”的小人,十足的不忠不义。
问题是,在《三国演义》中,有叛降行为的人,远不止是吕布一人。许攸、张、高览背叛了袁绍;孟达背叛了刘璋;姜维背叛了曹魏;张辽、徐晃投降了曹操,甚至刘备也算做过曹操的部将,终而叛之。略举一二,可见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许多人都有过叛降行为。对《三国演义》中那许多人的叛降行为都不予追究,为什么偏偏对吕布的背主行为揪住不放呢?甚至连对他的背叛丁原和背叛董卓都不能“区别对待”呢?这就值得探讨了。
在中国封建时代,忠义是全社会共同维护的道德信条,是“天理”,犹如西方人康德所言的“绝对命令”,《三国》中的不少人物更是在这方面做得够“榜样”,甚至在双方激烈的交战中,也不忘处处以忠义为尺度评价人事。魏延杀韩玄、献长沙,有功于刘备,诸葛亮却要杀魏延,说是：“食其禄而杀其主,是不忠也;居其土而献其地,是不义也。”五十七回,黄奎和马腾密谋反操。黄奎的妻弟苗泽为能得到黄奎的侍妾李春香,竟向曹操告密,使曹操得以谈笑间就扑灭了这次叛乱。事后,曹操却不仅没有奖赏苗泽,反而说苗泽为了一妇人,害了自己姐夫一家,是“不义之人”,竟把苗泽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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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看来,在《三国》的世界里,叛降并非不可,但须“有道”。如主人大恶大暴,昏暗无能,则可叛之;如旧主人已死或与旧主人恩断义绝,则可降新主,而且只能叛降一次(下边还要谈到这个问题),虽然有“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之说,但《三国》中的多数人物遇到此类“道德选择”的问题时,彷徨、犹豫、抉择得非常艰难,如黄忠,韩玄曾要杀他,在“恰欲举刀”的最后一刻,被魏延所救,可他还要挡魏延。城破,关羽请他相见,他托病不出。后刘备亲自前往家中相请方才出降。关羽在“土山”被围,山穷水尽了,仍然是“约三章”后才“降汉不降曹”。
《三国》中的诸候们之所以多不容吕布,就是因为吕布与一般的叛降者不同,天理一般的忠义观念对吕布形不成束缚,他在“道德选择”面前,毫不犯难,轻松自如、天马行空一般。杀丁原、诛董卓是何等地决绝!下邳城破被俘,以降将身份意欲和曹操横扫天下,毫不难为情。忠义对他尚形不成约束,还能有什么东西对他是不可逾越的道德“他律”呢?吕布的最高人生信条是：“大丈夫生居天地间,岂能郁郁久居人下。”因此在政治生活中,必然是“事丁原而杀丁原,事董卓而杀董卓”。吕布的这种一叛再叛的行为,是《三国》全书极力否定的,是和封建时代的提倡的天理格格不入的。他自然也就难容于诸候了。
吕布的不忠不义的叛降行为,被人们义愤填膺地骂了几百年,以致于对他的“好处”都视而不见了。但骂吕布的人们似乎没想过,假如吕布不是反覆无常,而始终对董卓忠心不二,董卓怎么败亡？如何解民倒悬呢？吕布的反覆无常客观上是有利于社会进步的。
其实,对《三国》中的叛降行为,总体上不仅不应看作是十恶不赦的,反而应该给予一定的肯定。其道理用不着寻经据曲地找理论根据,小说本身表现得很明白:
没有许攸、张、高览等人的叛袁降操,曹操就很难取得官渡之战的胜利;
没有张松、法正、严颜等人的背叛刘璋,刘备将不知如何取得西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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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在《三国演义》中,有叛降行为的人,远不止是吕布一人。许攸、张、高览背叛了袁绍;孟达背叛了刘璋;姜维背叛了曹魏;张辽、徐晃投降了曹操,甚至刘备也算做过曹操的部将,终而叛之。略举一二,可见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许多人都有过叛降行为。对《三国演义》中那许多人的叛降行为都不予追究,为什么偏偏对吕布的背主行为揪住不放呢?甚至连对他的背叛丁原和背叛董卓都不能“区别对待”呢?这就值得探讨了。
在中国封建时代,忠义是全社会共同维护的道德信条,是“天理”,犹如西方人康德所言的“绝对命令”,《三国》中的不少人物更是在这方面做得够“榜样”,甚至在双方激烈的交战中,也不忘处处以忠义为尺度评价人事。魏延杀韩玄、献长沙,有功于刘备,诸葛亮却要杀魏延,说是：“食其禄而杀其主,是不忠也;居其土而献其地,是不义也。”五十七回,黄奎和马腾密谋反操。黄奎的妻弟苗泽为能得到黄奎的侍妾李春香,竟向曹操告密,使曹操得以谈笑间就扑灭了这次叛乱。事后,曹操却不仅没有奖赏苗泽,反而说苗泽为了一妇人,害了自己姐夫一家,是“不义之人”,竟把苗泽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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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看来,在《三国》的世界里,叛降并非不可,但须“有道”。如主人大恶大暴,昏暗无能,则可叛之;如旧主人已死或与旧主人恩断义绝,则可降新主,而且只能叛降一次(下边还要谈到这个问题),虽然有“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之说,但《三国》中的多数人物遇到此类“道德选择”的问题时,彷徨、犹豫、抉择得非常艰难,如黄忠,韩玄曾要杀他,在“恰欲举刀”的最后一刻,被魏延所救,可他还要挡魏延。城破,关羽请他相见,他托病不出。后刘备亲自前往家中相请方才出降。关羽在“土山”被围,山穷水尽了,仍然是“约三章”后才“降汉不降曹”。
《三国》中的诸候们之所以多不容吕布,就是因为吕布与一般的叛降者不同,天理一般的忠义观念对吕布形不成束缚,他在“道德选择”面前,毫不犯难,轻松自如、天马行空一般。杀丁原、诛董卓是何等地决绝!下邳城破被俘,以降将身份意欲和曹操横扫天下,毫不难为情。忠义对他尚形不成约束,还能有什么东西对他是不可逾越的道德“他律”呢?吕布的最高人生信条是：“大丈夫生居天地间,岂能郁郁久居人下。”因此在政治生活中,必然是“事丁原而杀丁原,事董卓而杀董卓”。吕布的这种一叛再叛的行为,是《三国》全书极力否定的,是和封建时代的提倡的天理格格不入的。他自然也就难容于诸候了。
吕布的不忠不义的叛降行为,被人们义愤填膺地骂了几百年,以致于对他的“好处”都视而不见了。但骂吕布的人们似乎没想过,假如吕布不是反覆无常,而始终对董卓忠心不二,董卓怎么败亡？如何解民倒悬呢？吕布的反覆无常客观上是有利于社会进步的。
其实,对《三国》中的叛降行为,总体上不仅不应看作是十恶不赦的,反而应该给予一定的肯定。其道理用不着寻经据曲地找理论根据,小说本身表现得很明白:
没有许攸、张、高览等人的叛袁降操,曹操就很难取得官渡之战的胜利;
没有张松、法正、严颜等人的背叛刘璋,刘备将不知如何取得西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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