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给个知县不肯当
蒋智由生于1866年，浙江诸暨人，本名国亮，去日本后才改为智由（又称知游）。
蒋智由少年贫苦，就读杭州紫阳书院期间，“擅制艺，每试必冠其曹”，有“欲救天下，起国家之衰敝”之志。1897年，蒋智由中举，山东巡抚孙宝琦荐他当山东曲阜知县，但蒋未就任。1898年，蒋智由去了天津，在晚清名臣王文韶新办的天津育才馆中任汉文教习。
在天津，蒋智由为首的几名学者组成北学馆，大量编译时务书籍，出版了《时务通考》，是近代中国第一部百科全书。
1899年7月，为避义和团，蒋智由回到上海，两年后与同乡创办《选报》，并任主笔。创刊号由蔡元培作序，蒋百里、杜亚泉等曾为其撰稿。
1902年4月，蔡元培拉蒋智由等在上海成立中国教育会。当年暑假，部分留日生欲入陆军校学习，清政府不准，日警强行将他们遣送回国。在中国教育会资助下，100余名退学学生自办爱国学社，不久又办爱国女社，蒋智由任校长。
爱国学社每周公开演说，听众甚众，成为革命党的据点。
1902年底，蒋智由东渡日本。
“观云的思想变了”
到日本后，蒋智由曾代梁启超主编《新民丛报》，发表大量政论、诗歌，还担任过《浙江潮》的编辑。蒋文风冷峻且有激情，给人又冷又热之感，吴稚晖曾说：“观云疟疾作了，益服白药（指用白话文），可愈。”
周作人晚年回忆说，在日留学时，鲁迅很少出门访友，“只有蒋观云尚未组织政闻社的时候，住在本乡的什么馆，他（指鲁迅）曾去问候他过”。
据学者布谷钩沉，鲁迅曾托蒋智由帮忙。1934年5月在鲁迅写给杨霁云的信中，提到一段往事：“那时已译过一部《北极探险记》，叙事用文言，对话用白话，托蒋观云先生绍介于商务印书馆，不料不但不收，编辑者还将我大骂一通，说是译法荒谬。后来寄来寄去，终于没有人要，而且稿子也不见了。”
据许寿裳记，一次蒋闲谈服装时，称清朝红缨帽有威仪，自己穿的西式礼帽无威仪。回去路上，鲁迅对许说：“观云的思想变了。”鲁迅给蒋起了个绰号——“无威仪”，认为他是“官迷”。
鲁迅疏远蒋智由，可能因1907年，蒋与梁启超等人成立政闻社，鼓吹保皇。
1907年7月，徐锡麟、秋瑾遇难，在东京的绍兴同乡集会，鲁迅等人主张发通电声讨清政府，蒋智由认为应与清政府讲道理，应如待宰之猪，哀鸣一番即可。
鲁迅曾很喜欢蒋智由的诗：“亭皋飞落叶，鹰隼出风尘。慷慨酬长剑，艰难付别尊。敢云吾发短，要使此心存。万古英雄事，冰霜不足论。”便仿作一首挖苦蒋，此诗已佚，仅留第三联，即“敢云猪叫响，要使狗心存”。
为什么不当北大校长
出乎意料的是，《天义》等媒体竟将秋瑾之死怪到蒋智由头上：“及蒋观云创政闻社，鼓吹立宪邪说，又引翼（指袁翼）为己党。观云素与瑾（即秋瑾）相识，瑾固多大言，尝语人曰：‘蒋观云者，吾司为东京革命机关。’蒋恐祸及己，恨瑾次骨，故与袁翼通谋，促之使告密。及东京绍兴人开同乡会，观云犹语人曰：‘为保卫地方上治安计，不得不杀瑾。’其设心之毒如此。”
蒋智由在日本居住近10年，辛亥革命后回国，一度支持革命党，但对时局失望，只好“隐于沪渎，以书史自遣，尝有句云：物踊趋前急，兵争益后多。自崖失从返，谋国得无讹。稼穑中华业，纲常万古科。不容离此道，今日泪滂沱”。
“五四运动”爆发后，北洋政府教育部主张高压，蔡元培不同意，借口“胃疴”离校，但代理校政的蒋梦麟、英文科主任胡适等均为蔡的亲信，当时北大会计课负责人是蔡的内弟，且北大学生拒绝承认新任校长胡仁源，北大教职员也声明“除蔡元培外，绝不承认第二人”。
在此局面下，北洋政府想到了蒋智由，但蔡元培早得内部消息，先致函蒋，表面上是劝他接任。蒋当然明白，他接任也干不了，遂于9月6日发表《入山明志》。
声明发表后，北大学生认定教育部有阴谋，官员们百口莫辩，只好同意以北大全体学生名义通电全国，澄清并无此事。
9月12日，在北大全体学生要求下，蔡元培抵达北京，20日到校视事，取得完胜。
渐趋保守
从1919年到1929年，在生命的最后10年，蒋智由流连于书斋，思想渐趋保守，“毁誉亦不闻问”。蒋桃李满天下，以吕美荪声名最著。吕美荪是“民国第一奇女子”吕碧城的二姐，她们的大姐吕惠如亦擅诗，并称“淮西三吕”。
章太炎晚年身体不好，写信给蒋智由说：“我已潦倒数十年，依然无恙，天公盖欲多留一人讲话耳。”蒋回信说：“非天公多留一人讲话，乃多留一人吃饭耳。”章太炎阅后，拍案叫绝。蒋好饮酒，但喜“麦酒”（即啤酒），“每入酒楼，辄饮之”。
蒋智由的儿子蒋尊簋是民国军事家，与蒋百里并称“二蒋”。蒋尊簋2岁即丧母，曾随父在日本留学。
蒋智由去世后，章太炎写了一副长挽联，其中几句颇有意思：“千古论才无准的，黄钟瓦缶，际遇为之。”
蒋智由是近代史的风云人物，他创作的新诗非常接近白话诗。著名学者杨世骥先生曾说：“就‘新诗’论‘新诗’，当以蒋观云（即蒋智由）的成绩最可惊异。”
际遇让蒋智由成为“诗界革命”的标尺，拉开白话诗的序幕。但际遇也弄人，后人几乎已忘掉这位先行者。
蒋智由生于1866年，浙江诸暨人，本名国亮，去日本后才改为智由（又称知游）。
蒋智由少年贫苦，就读杭州紫阳书院期间，“擅制艺，每试必冠其曹”，有“欲救天下，起国家之衰敝”之志。1897年，蒋智由中举，山东巡抚孙宝琦荐他当山东曲阜知县，但蒋未就任。1898年，蒋智由去了天津，在晚清名臣王文韶新办的天津育才馆中任汉文教习。
在天津，蒋智由为首的几名学者组成北学馆，大量编译时务书籍，出版了《时务通考》，是近代中国第一部百科全书。
1899年7月，为避义和团，蒋智由回到上海，两年后与同乡创办《选报》，并任主笔。创刊号由蔡元培作序，蒋百里、杜亚泉等曾为其撰稿。
1902年4月，蔡元培拉蒋智由等在上海成立中国教育会。当年暑假，部分留日生欲入陆军校学习，清政府不准，日警强行将他们遣送回国。在中国教育会资助下，100余名退学学生自办爱国学社，不久又办爱国女社，蒋智由任校长。
爱国学社每周公开演说，听众甚众，成为革命党的据点。
1902年底，蒋智由东渡日本。
“观云的思想变了”
到日本后，蒋智由曾代梁启超主编《新民丛报》，发表大量政论、诗歌，还担任过《浙江潮》的编辑。蒋文风冷峻且有激情，给人又冷又热之感，吴稚晖曾说：“观云疟疾作了，益服白药（指用白话文），可愈。”
周作人晚年回忆说，在日留学时，鲁迅很少出门访友，“只有蒋观云尚未组织政闻社的时候，住在本乡的什么馆，他（指鲁迅）曾去问候他过”。
据学者布谷钩沉，鲁迅曾托蒋智由帮忙。1934年5月在鲁迅写给杨霁云的信中，提到一段往事：“那时已译过一部《北极探险记》，叙事用文言，对话用白话，托蒋观云先生绍介于商务印书馆，不料不但不收，编辑者还将我大骂一通，说是译法荒谬。后来寄来寄去，终于没有人要，而且稿子也不见了。”
据许寿裳记，一次蒋闲谈服装时，称清朝红缨帽有威仪，自己穿的西式礼帽无威仪。回去路上，鲁迅对许说：“观云的思想变了。”鲁迅给蒋起了个绰号——“无威仪”，认为他是“官迷”。
鲁迅疏远蒋智由，可能因1907年，蒋与梁启超等人成立政闻社，鼓吹保皇。
1907年7月，徐锡麟、秋瑾遇难，在东京的绍兴同乡集会，鲁迅等人主张发通电声讨清政府，蒋智由认为应与清政府讲道理，应如待宰之猪，哀鸣一番即可。
鲁迅曾很喜欢蒋智由的诗：“亭皋飞落叶，鹰隼出风尘。慷慨酬长剑，艰难付别尊。敢云吾发短，要使此心存。万古英雄事，冰霜不足论。”便仿作一首挖苦蒋，此诗已佚，仅留第三联，即“敢云猪叫响，要使狗心存”。
为什么不当北大校长
出乎意料的是，《天义》等媒体竟将秋瑾之死怪到蒋智由头上：“及蒋观云创政闻社，鼓吹立宪邪说，又引翼（指袁翼）为己党。观云素与瑾（即秋瑾）相识，瑾固多大言，尝语人曰：‘蒋观云者，吾司为东京革命机关。’蒋恐祸及己，恨瑾次骨，故与袁翼通谋，促之使告密。及东京绍兴人开同乡会，观云犹语人曰：‘为保卫地方上治安计，不得不杀瑾。’其设心之毒如此。”
蒋智由在日本居住近10年，辛亥革命后回国，一度支持革命党，但对时局失望，只好“隐于沪渎，以书史自遣，尝有句云：物踊趋前急，兵争益后多。自崖失从返，谋国得无讹。稼穑中华业，纲常万古科。不容离此道，今日泪滂沱”。
“五四运动”爆发后，北洋政府教育部主张高压，蔡元培不同意，借口“胃疴”离校，但代理校政的蒋梦麟、英文科主任胡适等均为蔡的亲信，当时北大会计课负责人是蔡的内弟，且北大学生拒绝承认新任校长胡仁源，北大教职员也声明“除蔡元培外，绝不承认第二人”。
在此局面下，北洋政府想到了蒋智由，但蔡元培早得内部消息，先致函蒋，表面上是劝他接任。蒋当然明白，他接任也干不了，遂于9月6日发表《入山明志》。
声明发表后，北大学生认定教育部有阴谋，官员们百口莫辩，只好同意以北大全体学生名义通电全国，澄清并无此事。
9月12日，在北大全体学生要求下，蔡元培抵达北京，20日到校视事，取得完胜。
渐趋保守
从1919年到1929年，在生命的最后10年，蒋智由流连于书斋，思想渐趋保守，“毁誉亦不闻问”。蒋桃李满天下，以吕美荪声名最著。吕美荪是“民国第一奇女子”吕碧城的二姐，她们的大姐吕惠如亦擅诗，并称“淮西三吕”。
章太炎晚年身体不好，写信给蒋智由说：“我已潦倒数十年，依然无恙，天公盖欲多留一人讲话耳。”蒋回信说：“非天公多留一人讲话，乃多留一人吃饭耳。”章太炎阅后，拍案叫绝。蒋好饮酒，但喜“麦酒”（即啤酒），“每入酒楼，辄饮之”。
蒋智由的儿子蒋尊簋是民国军事家，与蒋百里并称“二蒋”。蒋尊簋2岁即丧母，曾随父在日本留学。
蒋智由去世后，章太炎写了一副长挽联，其中几句颇有意思：“千古论才无准的，黄钟瓦缶，际遇为之。”
蒋智由是近代史的风云人物，他创作的新诗非常接近白话诗。著名学者杨世骥先生曾说：“就‘新诗’论‘新诗’，当以蒋观云（即蒋智由）的成绩最可惊异。”
际遇让蒋智由成为“诗界革命”的标尺，拉开白话诗的序幕。但际遇也弄人，后人几乎已忘掉这位先行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