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症吗

认知决定情绪，情绪决定行为，这件事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对这件事的看法具有相当大的主观因素，这就会导致你的情绪发生变化，也会导致你的行为发生变化。所谓的正念就是活在当下高度聚焦，你会发现很多人要么活在对过去的悔恨当中，这种人偏抑郁，要么活在对未来的担忧之中，这种人偏焦虑。从来没有活在当下过。抑郁症的思维逻辑后悔自责悔不当初指向过去，如果怎么怎么样、要是怎么怎么样、想当初怎么怎么样。今天是昨天的明天，也是明天的昨天，如果你不认真过好每一天，那么你这一生都是痛苦焦虑抑郁。

能有效对抗抑郁症的药物主要作用于脑中两个调节性递质系统，一个是血清素系统，另一个是去甲肾上腺素系统。关于血清素的证据非常清晰，它与人类情绪状态强相关：高浓度的血清素与幸福感相关，低浓度则与抑郁症症状相关。实际上，自杀者的血清素浓度往往极低。 最有效的抗抑郁药是选择性血清素重摄取抑制剂。神经环路中的分子传输系统会移除突触间隙中由突触前神经元释放的血清素，这些药物则通过对这个系统进行抑制来提高血清素的浓度。基于这一发现，研究者提出了一个假说，认为抑郁症反映了脑中可利用的血清素，或去甲肾上腺素，或两者兼而有之的减少。 尽管这一假说解释了患者对抗抑郁药的反应的某些方面，但它无法解释一些重要现象。特别是它无法解释，为什么抗抑郁药只需要数小时就能抑制神经元中血清素的重摄取，却需要至少三个星期来改善抑郁症的症状。如果抗抑郁药确实通过抑制重摄取发挥了它们全部的作用，从而促进了突触中血清素的累积，那么如何解释这一反应的延迟？或许增加的血清素至少需要三个星期才能影响贯穿全脑的关键神经通路—让大脑“学习”如何重新变得快乐。此外，现在我们知道，抗抑郁药在血清素的重摄取和累积之外，还影响其他过程。 耶鲁的罗纳德·杜曼和哥大的雷内·昂的研究指出了一条关于抑郁症的重要线索。他们发现抗抑郁药还增强了海马体中称作齿状回的一小块区域产生新神经细胞的能力。虽然绝大部分神经细胞不会分化，但这一小群干细胞确实分化并形成了不同的神经细胞。在两到三个星期的时间里—正是抗抑郁药发挥作用所需的时间—这些细胞中的一小部分融入了齿状回的神经网络。这些干细胞的功能尚不清楚。为了探索这一问题，昂采用辐射手段破坏了经由应激造模的抑郁症模型小鼠的齿状回。他发现抗抑郁药再也不能逆转缺乏这种干细胞的小鼠的抑郁样行为。 这些引人注目的新发现提出了一个可能性，即抗抑郁药部分是通过刺激海马体中神经元的生成来发挥作用的。这一想法与抑郁症常常严重损害记忆的发现相一致。或许抑郁症对大脑的损害能够通过重塑海马体生成新神经细胞的能力来对抗。一个非凡的想法！这一想法将在接下来数十年里对新一代精神病研究者的想象力和技能提出挑战

运用脑成像技术来评估不同形式的心理疗法的结果，这个想法不是白日做梦，强迫症的研究已经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这种障碍一直以来被认为是基底节紊乱的反映，基底节是位于大脑深处的一组结构，在调节行为方面扮演关键角色。基底节的其中一个结构，称作尾状核，是来自大脑皮层及其他脑区的信息的主要接收者。脑成像研究发现强迫症与尾状核的代谢增强相关。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小路易斯·R.巴克斯特和他的同事已经发现强迫症能够通过认知行为疗法逆转。它还能通过药物抑制血清素的重摄取而得到逆转。药物和心理疗法逆转的都是尾状核增强的代谢。 抑郁症患者的脑成像研究通常揭示出前额叶皮层背侧的活动降低而腹侧的活动增加。研究者又一次地发现，心理疗法和药物都能逆转这些异常情况。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精神分析学家亚伦·贝克，贝克受到现代认知心理学的影响，他发现一个患者的主要认知风格—这个人知觉、表征和思考这个世界的方式—是抑郁症、焦虑障碍和强迫症等障碍中的关键元素。通过强调认知风格和自我功能，贝克延续了由海因茨·哈特曼、恩斯特·克里斯和鲁道夫·鲁文斯坦开创的思路。 贝克对有意识思维过程在心理障碍中的角色的强调是新颖的。传统上，精神分析学家被教导心理问题来自无意识冲突。比如，20世纪50年代后期，当贝克开始他的研究时，抑郁症还普遍被视为“向内投射的愤怒”。弗洛伊德认为抑郁症患者对他们所爱的某个人感到敌意和愤怒。由于患者不能处理其对某个重要他人的负面感受，他们会压抑这些感受并无意识地引导这些感受来对抗自己。这种自我导向的愤怒和敌意导致了低自尊和无价值感。 贝克通过比较抑郁症患者和非抑郁症患者的梦来检验弗洛伊德的观点。他发现抑郁症患者和其他患者相比，展现出的敌意更少而不是更多。在实施这一研究和仔细聆听他的患者的过程中，贝克发现抑郁症患者不是表现出敌意，而是在他们思考人生的方式上表现出系统性的消极偏见。他们几乎都对自己有着不切实际的高度期望，对任何失望都强烈地反应过度，一有可能就贬低自己，并且对未来感到悲观。贝克认识到这一扭曲的思维模式不仅是一个症状、一种内心深处冲突的反映，而且是抑郁障碍实际发展和持续背后的关键推手。贝克得出一个激进的观点，通过确定和处理这些消极信念、思维过程和行为，我们应该能够帮助患者重拾健康积极的信念。而且，我们能够独立于它们背后的人格因素和无意识冲突来做到这一点。 为了从临床上检验这个观点，贝克向患者展示那些他们自己对抗、挑战和修正其消极观念的经历、行动和成果。他发现他们常常以惊人的速度好转，很少几个疗程之后，他们的感受和机能都有了很大的改善。这一积极结果使得贝克开发了一个针对抑郁症的系统性短程心理疗法，不关注患者的无意识冲突，而是关注他或她的有意识认知风格和扭曲的思维方式。 贝克和他的同事开始进行对照临床试验，以评估这种治疗模式较之于安慰剂和抗抑郁药物治疗的效力。他们发现在轻度和中度抑郁症患者中，认知行为疗法通常和抗抑郁药治疗一样有效；有些研究中，它在防止复发方面还要更胜一筹。在后续的对照临床试验中，认知行为疗法被成功地扩展到了对各种焦虑障碍，特别是对恐慌发作、创伤后应激障碍、社交恐惧症、进食障碍和强迫症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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