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郭德纲很像孙悟空,卑微草根,横空出世,一身武艺,藐视规则。自打从同行不齿的“石头缝儿”里蹦出来以后,把个相声界乃至娱乐界搅得天翻地覆人人瞠目;而他自己则在德云社这座花果山和各种媒体间往来驰骋,逍遥非常。真是把那些靠说颂德式相声的同行们恨得牙根儿痒痒,若没有他,很多老百姓恐怕还真的以为听相声就是为了受教育呢。
十几年前,郭德纲穷困潦倒,承包小茶馆儿,靠最原始的“撂地摊”式的相声表演模式聊以糊口;朋友弃、老婆离,强撑着欢笑同一帮老哥们站在冰天雪地里,打着板儿唱着曲儿往茶馆里请人。那时的他一无所有,心里的唯一依托就是对相声的热爱和对自己吃这碗饭的自信。最困难的时候,满台演员对着一个观众说相声,还直讨好人家:“你要是上厕所就举举手,我们停下来等你!”据他自己后来在访谈中说,若不是后来成为他妻子的王慧从家里偷拿了父母两万块钱周济他,那日子真就过不下去了。
与郭德纲的相声功力和天赋相比,中国相声界很多人是不适合吃这碗饭的。那些名气很大的,包括姜昆、唐杰忠,李增瑞、王谦祥,笑林、李国盛等等很多人,都极其缺乏幽默感,听他们说相声不但笑不出来,反倒有一种纳粹逼犹太囚犯跳舞的感觉,怪可怜的。当然这种状况不能完全怪他们,过去计划经济的时候,很多人选择职业由不得自己,都是组织安排。组织上若是瞎了眼,那被组织的就得一辈子摸黑。
我常常觉得郭德纲应该感谢那些吃了上顿没下顿的苦难日子,那种境况练就了他扎实、实用的相声功力。挂牌卖票,愿者上钩,说得好人家下次还来;说得不好就是一锤子买卖,再想拉人家进茶馆消费,万难!可以说郭德纲的本事是在这种状态下硬逼出来的;什么段子好,什么段子差,什么包袱响,什么包袱破;老百姓愿听什么,他心里最清楚。
在郭德纲近似要饭的日子里,那些有头有脸的同行们都在电视上、广播上满脸开花地说社会主义新面貌;没有人瞧得起这个靠说传统相声“我是你爸爸”为生的“下等人”。等到有了网络,广大人民群众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自己喜爱的节目时,郭德纲就像被人刨出来的兵马俑一样,威风凛凛,光芒四射。
郭德纲有一种“疯狗”一样的绝地反击的应激本能,一张利嘴对那些向他投掷石头、抢他骨头的人毫不留情。这是常年艰苦奋斗、遭人白眼、受人挤兑的恶劣环境造成的。
先是一个自称是他师傅的姓杨的天津人站出来,“血泪控诉”郭德纲的忘恩负义。局外人看,实在想象不出这位杨姓师傅是怎么教郭德纲学艺的,因为差距太大,说了一辈子相声的这位杨师傅大多数人们一辈子都没见过,而郭德纲三十出头已经家喻户晓了。要是这样的师徒关系属实,那简直是一只鼹鼠培养了一头大象。
杨师傅是天津某某曲艺团的团长,开新闻发布会就为了告诉大家郭德纲道德败坏,不仅富裕了不认师傅,而且在天津跟师傅手底下上班的时候,经常多开发票报销公帐。其实这位杨师傅说话不厚道,试想一下,但凡他姓郭的在你手底下还能勉强度日,何至于一个人跑到举目无亲的北京来讨生活?你对人家无恩,人家凭什么回报你?!结果郭德纲发挥了“疯狗”的基本功,一口咬向这位杨团长的要害:我虚开发票?你他娘的还跟团里那些骚娘们搞破鞋呢,有多少公帐都进了这些娘们的裤裆了?!言之凿凿,有理有据;杨团长顿时哑口无言。是啊,郭德纲也可能搞过破鞋,但你杨团长没看见啊;相反你杨团长搞破鞋却仗着势力不避讳徒弟,这哪里还有一点儿做师傅的资格和德行?!那一刻相信杨团长肯定后悔自己不该坏郭德纲的名声,结果自己的名声臭得更快。
自打那会儿起,围绕郭德纲的各种负面中伤就没消停过。据说姜昆也针对德云社发表过痛心疾首的反低俗呼吁;若此事是真的,那就太奇怪了;二人转就是通过姜昆对赵本山的发掘走向全国的,满口脏话装瘸子装傻子都不嫌低俗,何以嫌长袍大褂说相声开几句并不过分的玩笑低俗呢?结果是被郭德纲率领的德云社弟子一通大骂,不了了之。
很多曲艺界的同行们见不得这种靠网络扬名的草根大腕儿,他们依旧认为要想成名就需要按部就班地拉关系,拍马屁,找靠山;反正除了职业本领可以忽略,其他心眼儿一个都不能少。谁都想不到网络的强大,几乎是一夜之间郭德纲就成了人们心目中的无冕之王。接下来的日子里,随着郭德纲名气的增大,他与各方敌对势力,尤其是同行间的妒忌展开“撕咬”。郭德纲越战越勇,咬得那些人无力还嘴不说,嬉笑怒骂还都进了段子,在剧场表演相声夹枪带棒,极尽损人挖苦之能事,观众听得也是情绪癫狂,为他骂人把手都拍肿了,脸都笑抽筋了。这一切简直要把那些他的敌对势力气疯了。
从心理学角度讲,郭德纲这种“疯狗”情结是一种“弱势”表现;是跑不掉、躲不了、被人逼到墙角了的鱼死网破的拼命。那些靠阴谋起家的当权派们是不需要这样急赤白脸的,因为他们有更高级、更堂皇的手段对付他们的敌人;他们的自信表现为一种“文明”,他们打狗拿的不是打狗棒,他们拿的是“文明杖”;他们在公众的眼里看上去不是打狗的,而更像是与狗谈判的,或是来讨论收养条件的。只有郭德纲这条“疯狗”能认清他们的本意,不愿听他们摆布,所以郭德纲与他们势不两立。
外观看起来是郭德纲的出现砸了那些同行们混饭的饭碗,实际上郭德纲吃的和他们吃的实在是两碗饭。郭德纲挣得是观众自愿掏的钱,那些人挣得是上司赏赐下来的钱。所谓主流媒体会永远拒绝郭德纲这种异类,而广大群众则坚决与他们喜欢的郭德纲站在一起。大概这种情况只有在中国才会形成势不两立的矛盾;文艺领域的当权者们不见得就一定愿意听他们推崇的作品,敌对的同行们回家关起门来恐怕也要跟人家郭德纲那里偷包袱;但他们放不下虚伪的面孔,他们必须也只能靠压制别人来突出自己,他们没有才华,他们的全部灵感和激情早就被体制阉割了,他们是文艺圈里的“太监”。
郭德纲一介草根,无依无靠;他的全部根基都是观众对他的追捧,而他的观众与他的身份相似,也都是生活中的普通平民。他们通过郭德纲的相声宣泄情绪,通过他的讽刺减轻对社会腐败现象的憎恨,通过他的自嘲平衡生活里所遭受的不公,通过他的玩笑释放工作的压力。
郭德纲很像孙悟空,卑微草根,横空出世,一身武艺,藐视规则。自打从同行不齿的“石头缝儿”里蹦出来以后,把个相声界乃至娱乐界搅得天翻地覆人人瞠目;而他自己则在德云社这座花果山和各种媒体间往来驰骋,逍遥非常。真是把那些靠说颂德式相声的同行们恨得牙根儿痒痒,若没有他,很多老百姓恐怕还真的以为听相声就是为了受教育呢。
十几年前,郭德纲穷困潦倒,承包小茶馆儿,靠最原始的“撂地摊”式的相声表演模式聊以糊口;朋友弃、老婆离,强撑着欢笑同一帮老哥们站在冰天雪地里,打着板儿唱着曲儿往茶馆里请人。那时的他一无所有,心里的唯一依托就是对相声的热爱和对自己吃这碗饭的自信。最困难的时候,满台演员对着一个观众说相声,还直讨好人家:“你要是上厕所就举举手,我们停下来等你!”据他自己后来在访谈中说,若不是后来成为他妻子的王慧从家里偷拿了父母两万块钱周济他,那日子真就过不下去了。
与郭德纲的相声功力和天赋相比,中国相声界很多人是不适合吃这碗饭的。那些名气很大的,包括姜昆、唐杰忠,李增瑞、王谦祥,笑林、李国盛等等很多人,都极其缺乏幽默感,听他们说相声不但笑不出来,反倒有一种纳粹逼犹太囚犯跳舞的感觉,怪可怜的。当然这种状况不能完全怪他们,过去计划经济的时候,很多人选择职业由不得自己,都是组织安排。组织上若是瞎了眼,那被组织的就得一辈子摸黑。
我常常觉得郭德纲应该感谢那些吃了上顿没下顿的苦难日子,那种境况练就了他扎实、实用的相声功力。挂牌卖票,愿者上钩,说得好人家下次还来;说得不好就是一锤子买卖,再想拉人家进茶馆消费,万难!可以说郭德纲的本事是在这种状态下硬逼出来的;什么段子好,什么段子差,什么包袱响,什么包袱破;老百姓愿听什么,他心里最清楚。
在郭德纲近似要饭的日子里,那些有头有脸的同行们都在电视上、广播上满脸开花地说社会主义新面貌;没有人瞧得起这个靠说传统相声“我是你爸爸”为生的“下等人”。等到有了网络,广大人民群众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自己喜爱的节目时,郭德纲就像被人刨出来的兵马俑一样,威风凛凛,光芒四射。
郭德纲有一种“疯狗”一样的绝地反击的应激本能,一张利嘴对那些向他投掷石头、抢他骨头的人毫不留情。这是常年艰苦奋斗、遭人白眼、受人挤兑的恶劣环境造成的。
先是一个自称是他师傅的姓杨的天津人站出来,“血泪控诉”郭德纲的忘恩负义。局外人看,实在想象不出这位杨姓师傅是怎么教郭德纲学艺的,因为差距太大,说了一辈子相声的这位杨师傅大多数人们一辈子都没见过,而郭德纲三十出头已经家喻户晓了。要是这样的师徒关系属实,那简直是一只鼹鼠培养了一头大象。
杨师傅是天津某某曲艺团的团长,开新闻发布会就为了告诉大家郭德纲道德败坏,不仅富裕了不认师傅,而且在天津跟师傅手底下上班的时候,经常多开发票报销公帐。其实这位杨师傅说话不厚道,试想一下,但凡他姓郭的在你手底下还能勉强度日,何至于一个人跑到举目无亲的北京来讨生活?你对人家无恩,人家凭什么回报你?!结果郭德纲发挥了“疯狗”的基本功,一口咬向这位杨团长的要害:我虚开发票?你他娘的还跟团里那些骚娘们搞破鞋呢,有多少公帐都进了这些娘们的裤裆了?!言之凿凿,有理有据;杨团长顿时哑口无言。是啊,郭德纲也可能搞过破鞋,但你杨团长没看见啊;相反你杨团长搞破鞋却仗着势力不避讳徒弟,这哪里还有一点儿做师傅的资格和德行?!那一刻相信杨团长肯定后悔自己不该坏郭德纲的名声,结果自己的名声臭得更快。
自打那会儿起,围绕郭德纲的各种负面中伤就没消停过。据说姜昆也针对德云社发表过痛心疾首的反低俗呼吁;若此事是真的,那就太奇怪了;二人转就是通过姜昆对赵本山的发掘走向全国的,满口脏话装瘸子装傻子都不嫌低俗,何以嫌长袍大褂说相声开几句并不过分的玩笑低俗呢?结果是被郭德纲率领的德云社弟子一通大骂,不了了之。
很多曲艺界的同行们见不得这种靠网络扬名的草根大腕儿,他们依旧认为要想成名就需要按部就班地拉关系,拍马屁,找靠山;反正除了职业本领可以忽略,其他心眼儿一个都不能少。谁都想不到网络的强大,几乎是一夜之间郭德纲就成了人们心目中的无冕之王。接下来的日子里,随着郭德纲名气的增大,他与各方敌对势力,尤其是同行间的妒忌展开“撕咬”。郭德纲越战越勇,咬得那些人无力还嘴不说,嬉笑怒骂还都进了段子,在剧场表演相声夹枪带棒,极尽损人挖苦之能事,观众听得也是情绪癫狂,为他骂人把手都拍肿了,脸都笑抽筋了。这一切简直要把那些他的敌对势力气疯了。
从心理学角度讲,郭德纲这种“疯狗”情结是一种“弱势”表现;是跑不掉、躲不了、被人逼到墙角了的鱼死网破的拼命。那些靠阴谋起家的当权派们是不需要这样急赤白脸的,因为他们有更高级、更堂皇的手段对付他们的敌人;他们的自信表现为一种“文明”,他们打狗拿的不是打狗棒,他们拿的是“文明杖”;他们在公众的眼里看上去不是打狗的,而更像是与狗谈判的,或是来讨论收养条件的。只有郭德纲这条“疯狗”能认清他们的本意,不愿听他们摆布,所以郭德纲与他们势不两立。
外观看起来是郭德纲的出现砸了那些同行们混饭的饭碗,实际上郭德纲吃的和他们吃的实在是两碗饭。郭德纲挣得是观众自愿掏的钱,那些人挣得是上司赏赐下来的钱。所谓主流媒体会永远拒绝郭德纲这种异类,而广大群众则坚决与他们喜欢的郭德纲站在一起。大概这种情况只有在中国才会形成势不两立的矛盾;文艺领域的当权者们不见得就一定愿意听他们推崇的作品,敌对的同行们回家关起门来恐怕也要跟人家郭德纲那里偷包袱;但他们放不下虚伪的面孔,他们必须也只能靠压制别人来突出自己,他们没有才华,他们的全部灵感和激情早就被体制阉割了,他们是文艺圈里的“太监”。
郭德纲一介草根,无依无靠;他的全部根基都是观众对他的追捧,而他的观众与他的身份相似,也都是生活中的普通平民。他们通过郭德纲的相声宣泄情绪,通过他的讽刺减轻对社会腐败现象的憎恨,通过他的自嘲平衡生活里所遭受的不公,通过他的玩笑释放工作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