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使用的语言会塑造我们的思维方式吗？我们仅仅是用语言来表达思想，还是语言的结构（在我们毫不知情或未经我们允许的情况下）塑造了我们想要表达的思想呢？
光看“蛋头先生坐头……”这句儿歌就能说明各种语言之间会有多大程度的差别。在英语中，我们需要用动词的不同形式表示不同的时态，所以“坐”用的是“sat”而不是“sit”，而在印度尼西亚语中，你不需要（事实上，你也不可以）通过动词变形来表现时态。
在俄语中，不仅有时态的变化，还要有性别的变化——如果是蛋头夫人坐在那里的话。此外，你还需要考虑“坐”这个动作是否已经完成。如果我们的蛋形主人公整段时间都如他所愿安坐在上，而不是从上摔了下来，那麼我们就需要使用另外一种动词形式。
在土耳其语里，你需要通过动词来表现你如何获得了这一信息。例如，如果你是亲眼看到这个胖子坐在上，你会使用动词的某种形式，但如果你只是读到或者听说此事，那麼你需要使用不同的动词形式。
英国人、印度尼西亚人、俄国人和土耳其人会用不同的方式关注、理解和回忆自己的经历，仅仅是因为他们使用的语言不同吗？
在心智研究领域的所有重大分歧都同这些问题有关，这些问题对政治、法律和宗教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然而直到最近，人们对这些问题的实证研究都是少之又少。很长时间以来，语言可能塑造思维的观点客气点是被说成站不住脚的，更多时候则被认为是疯狂而且错误的。现在，一系列新的认知学研究表明，事实上，语言的确会对我们如何认识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
关於语言是否决定思维方式的思考可以追溯到几百年以前。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宣称，“学会了第二种语言，就拥有了第二个灵魂。”但是，这个观点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的语言学理论大行其道时就不再受科学家认可了。乔姆斯基博士认为，人类所有的语言本质上是采用了一种通用的语法，各种语言之间其实并没有显著的差别。其理论认为，既然语言之间没什麼差别，研究语言差异会否导致思维方式差异是没有意义的。
对语言共性的研究发现了一些有趣的信息，但是数十年来，没有任何一种所谓的共性经得住推敲。相反，随著语言学家对世界上各种语言研究的不断深入（全世界大约共有7,000种语言，得到分析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无数预料之外的差异显现了出来。
当然，不能仅仅因为人们使用的语言不同就推断他们的思维方式也不同。过去十年来，认知科学家们不仅已经开始研究人们如何讲话，也开始研究人们如何思考，探索我们对空间，时间以及因果关系等基本概念的理解是否可以由语言来构建。
以澳大利亚偏远的土著部落Pormpuraaw为例，当地土语中不使用“左”和“右”这样的表述。不论他们谈论什麼都是以绝对的基本方向（即东西南北）来表达，这意味著他们会说出这样的话，“你西南方的腿上有一只蚂蚁。” Pormpuraaw部落的人在打招呼时会问，“你要去哪儿？”一种符合现实的回答可能是，“我要去南-西南方向一个很远的地方。你呢？”如果辨不清方向的话口那麼你简直连个招呼都没办法打。
世界上大约有三分之一的语言（在各种各样的环境中使用）依靠绝对的方向来表述空间。经过这种长期的语言训练后，讲这些语言的人在辨别方向方面表现优异，即便在陌生的地方也可以知道自己所处的方位。他们表现出了科学家们原本认为超出人类能力的方向辨别本领。这是一个重大的差异，一种藉由语言训练得的完全不同的空间定义方式。
人们看待空间方式的差异并不仅限於此。人们依靠自己的空间知识构筑了其它许多更加复杂抽象的表徵，包括时间、数字、音调、血缘关系、道德和情感。如果Pormpuraawa部落的人对空间有不同的认识，麼他们对其他事情的看法也会不同吗？比如说时间。
为了寻找答案，我和同事艾丽丝•盖比(Alice Gaby)去了澳大利亚，拿给Pormpuraawa人几组表现时间发展的照片（例如，一个在不同年龄阶段的人，一条渐渐长大的鳄鱼，或者一根正在被吃掉的香蕉）。他们要做的就是把一堆无序的照片按照时间顺序整理好放在地上。每个参加测试的人都要进行两次测试，每次面朝不同的方向。我们曾对讲英语和希伯来语的人做过同样的测试，结果讲英语的人会按时间顺序把照片从左往右摆好，而讲希伯来语的人则会从右往左摆（因为希伯来语的书写方式是从右往左）。
光看“蛋头先生坐头……”这句儿歌就能说明各种语言之间会有多大程度的差别。在英语中，我们需要用动词的不同形式表示不同的时态，所以“坐”用的是“sat”而不是“sit”，而在印度尼西亚语中，你不需要（事实上，你也不可以）通过动词变形来表现时态。
在俄语中，不仅有时态的变化，还要有性别的变化——如果是蛋头夫人坐在那里的话。此外，你还需要考虑“坐”这个动作是否已经完成。如果我们的蛋形主人公整段时间都如他所愿安坐在上，而不是从上摔了下来，那麼我们就需要使用另外一种动词形式。
在土耳其语里，你需要通过动词来表现你如何获得了这一信息。例如，如果你是亲眼看到这个胖子坐在上，你会使用动词的某种形式，但如果你只是读到或者听说此事，那麼你需要使用不同的动词形式。
英国人、印度尼西亚人、俄国人和土耳其人会用不同的方式关注、理解和回忆自己的经历，仅仅是因为他们使用的语言不同吗？
在心智研究领域的所有重大分歧都同这些问题有关，这些问题对政治、法律和宗教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然而直到最近，人们对这些问题的实证研究都是少之又少。很长时间以来，语言可能塑造思维的观点客气点是被说成站不住脚的，更多时候则被认为是疯狂而且错误的。现在，一系列新的认知学研究表明，事实上，语言的确会对我们如何认识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
关於语言是否决定思维方式的思考可以追溯到几百年以前。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宣称，“学会了第二种语言，就拥有了第二个灵魂。”但是，这个观点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的语言学理论大行其道时就不再受科学家认可了。乔姆斯基博士认为，人类所有的语言本质上是采用了一种通用的语法，各种语言之间其实并没有显著的差别。其理论认为，既然语言之间没什麼差别，研究语言差异会否导致思维方式差异是没有意义的。
对语言共性的研究发现了一些有趣的信息，但是数十年来，没有任何一种所谓的共性经得住推敲。相反，随著语言学家对世界上各种语言研究的不断深入（全世界大约共有7,000种语言，得到分析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无数预料之外的差异显现了出来。
当然，不能仅仅因为人们使用的语言不同就推断他们的思维方式也不同。过去十年来，认知科学家们不仅已经开始研究人们如何讲话，也开始研究人们如何思考，探索我们对空间，时间以及因果关系等基本概念的理解是否可以由语言来构建。
以澳大利亚偏远的土著部落Pormpuraaw为例，当地土语中不使用“左”和“右”这样的表述。不论他们谈论什麼都是以绝对的基本方向（即东西南北）来表达，这意味著他们会说出这样的话，“你西南方的腿上有一只蚂蚁。” Pormpuraaw部落的人在打招呼时会问，“你要去哪儿？”一种符合现实的回答可能是，“我要去南-西南方向一个很远的地方。你呢？”如果辨不清方向的话口那麼你简直连个招呼都没办法打。
世界上大约有三分之一的语言（在各种各样的环境中使用）依靠绝对的方向来表述空间。经过这种长期的语言训练后，讲这些语言的人在辨别方向方面表现优异，即便在陌生的地方也可以知道自己所处的方位。他们表现出了科学家们原本认为超出人类能力的方向辨别本领。这是一个重大的差异，一种藉由语言训练得的完全不同的空间定义方式。
人们看待空间方式的差异并不仅限於此。人们依靠自己的空间知识构筑了其它许多更加复杂抽象的表徵，包括时间、数字、音调、血缘关系、道德和情感。如果Pormpuraawa部落的人对空间有不同的认识，麼他们对其他事情的看法也会不同吗？比如说时间。
为了寻找答案，我和同事艾丽丝•盖比(Alice Gaby)去了澳大利亚，拿给Pormpuraawa人几组表现时间发展的照片（例如，一个在不同年龄阶段的人，一条渐渐长大的鳄鱼，或者一根正在被吃掉的香蕉）。他们要做的就是把一堆无序的照片按照时间顺序整理好放在地上。每个参加测试的人都要进行两次测试，每次面朝不同的方向。我们曾对讲英语和希伯来语的人做过同样的测试，结果讲英语的人会按时间顺序把照片从左往右摆好，而讲希伯来语的人则会从右往左摆（因为希伯来语的书写方式是从右往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