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新出生的婴儿，都有无限多的可能性。萨特说，人和物的区别在于，物的本质先于存在，而人的存在先于本质，也就是，对于一个崭新的人，他能成为 什么样子，谁也说不准。他可能是一个碌碌无为的人，一个富豪，一个志愿者，一个小偷，一个反社会者，谁也说不准。当然，他出生的环境和时代往往限定了这种 可能性，但仍然没有消除这种不确定，农民的儿子可以当皇帝，印度王子也可以成为佛祖。
　　随着我们年岁的增长，剩下的日子越来 越少，这种不确定性似乎越来越微弱，摆在我们面前的道路也越发清晰了，这种清晰是一种残酷。我们很多人几乎都看到了自己三十、四十岁的样子，这样的人生还 有什么意思。如果你对量子物理有兴趣，会知道路径积分的概念：粒子有可能沿着各种不同的路径运动，在有些路径上的概率非常大，有些路径上的概率很小，有的 基本不可能。我们生活的轨迹也是类似的，比如我，我在这辈子成为英国女王的概率就基本为零。与此同时，我有相当大的概率成为一个白领。人生的乐趣不在于沿 着已知的路线往前走，英国女王小时候如果知道她将来的角色，也不会兴奋超过三天，人生的乐趣和魅力，在于操纵和改变看起来已经确定的，那种概率最大的路 线。当贝多芬说“我要扼住命运的喉咙”的时候，我相信他是在体验这种兴奋，这种出于自我意志，成于努力和克制的，对生命航向的把握。当卡夫卡说：“巴尔扎 克的手杖上写着‘我在粉碎一切障碍’，而我的手杖上写着‘一切障碍都在粉碎我’”的时候，他大概感受到了人在命运轨迹面前的无力，在卡夫卡的眼里，我们是 行进在轨道上的列车，洋流中的小船，根本无力改变什么。无论我们是否能够左右自己的命运，无可置疑的是，这样的尝试往往令人激奋和感动，就算失败了，那也 是古希腊悲剧式的壮烈，而畏缩以放弃，则会被人视作懦夫。
　　问题是，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并不是坚定的 船长，相反，我们经常出于偶然，或者甚至顺从境遇而更换我们的目的地。我在幼儿园的时候想当科学家，小学的时候想当消防队员，初中想当律师，高中的时候坚 定地认为我会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学俄语，上个学期我想当老师，现在我想成为一个金融分析师。我为自己的善变和游移，以及屈服于命运的安排感到耻辱吗？是的， 但是我更为那些逝去的梦想感到惋惜，它们在那一段时间里，决定了我是什么样的人。一个人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他对未来的期望，会影响他当下的言行举止。于 是，一个科学家、消防队员、律师和俄语翻译或者外交官相继在这个宇宙里死去了，难以置信的是，它们沿用了同一个躯壳，就像完全变态的昆虫一样，在生命的各 个阶段展现完全不同的样子。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自由意志究竟起了多大的作用呢？有多少次理想的改变，是真正出于我们自己乐意而不是被迫于一个又一个令 人失意的事件呢？我们的过去是一条既定的线，刻画在时间的背景上，在它的旁边是无数条苍白的、死去的虚线，那是一个科学家的童年、消防队员的童年、律师的 童年和翻译或者外交官的童年。
　　每过一段时间，我们都要杀死过去的自己，变成一个新的自己，这个新的自己保留着死去的那位的 很多特征，这些残留的部分时常浮现出来，让我们觉得难受，觉得为死去的自己感到愧疚，为自己谋杀的行为感到耻辱。我们不想让别人察觉到这种耻辱，于是更加 显得热爱自己现下的生活。但是每当夜深人静，回想过去，看看那些陈列的，旧日梦想的残骸，你会和我现在一样睡不着觉。最让人难以接受的是，我们之所以要杀 死过去的自己，是因为他不再适应我们当下的环境了。这究竟是自由意志的选择，还是我们为了适应环境而进化出的本能？
　　科幻小说里有这样一种机器，它能够把你在地球上分解成电磁波或者粒子束，然后以极快的速度传送到遥远的星球上，在那里再把这样的电磁波或者粒子束转化成你。我对 这种事情的感觉和TBBT里面Sheldon的反应一样：“这是在此地把你杀死，然后在彼地制造一个新的你。”问题是，除了你自己之外，还有谁会在乎呢。 如果你一直是一模一样，至少看起来如此。
　　你看到别人的时候，又如何知道，他已经死了几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