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商品之乡义乌的权力有多大?浙江省的政府部门在给地级市发通知时,11个地级市的后面总是再加上一个县级市义乌的名字。数百项经济和社会行政审批的项目,已经下放或者委托给义乌,绝大多数已不需要再通过行政管辖他们的金华市。
与其他地方略有不同的是,浙江从1953年开始就一直是财政省直管县。如今他们推行的,则是经济和社会职能方面的放权。而放权力度最大的正是义乌。义乌也被称为“中国权力最大县”。
县级政府权力扩大的同时,也必然会带来市、县之间的一些博弈。
义乌的一位公务员认为,浙江的扩权强县改革已经到了一个瓶颈。“该放的权都已经放了,以后怎么办?再改就涉及太多地方了。”
他跟记者探讨时提出一个问题:如果行政省管县,到底是地级市降一级,还是县(市)升一级?
事实上,浙江在义乌试点上也颇为谨慎。
本报记者倪志刚
浙江义乌、杭州报道
“能放的权都已经放了,用一句俗话说就是,‘改革将进入深水区’。”7月12日,浙江义乌市委宣传部一位官员幽默地说。
摆在他桌子上的一份文件可以看出义乌在浙江地位的特殊性:一份省政府下放给各地级市的文件中,11个地级市后面,再加了一个义乌市。
“这就是浙江的‘11+1’模式,省级计划中将义乌与地级市并列。”
A
“脚大鞋子小”
关于义乌扩权的背景,记者在多个文本中发现这样的词语:“脚大鞋子小”,“馒头比蒸笼大”。
这是形容义乌的发展太快,而相应的管理体制已经束缚了义乌的发展。
据义乌市外侨办主任冯美兰介绍,义乌常驻外商就有一万多名,原来来华签证必须去金华市、杭州市办,来来往往很花费时间。
另一名曾经担任义乌工业开发区常务副主任的官员金开新介绍说,按照规划,作为县级市的义乌开发区的道路只能做到15米宽,而跟义乌对接的省级道路是50米宽。除此之外,用电指标、用地指标、信贷指标都无法跟上义乌的经济发展形势。
当地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告诉记者,由于义乌国内、国外的客流量都非常大,因此一直想建个机场,但报告打上去,被一直压着不批,因为不符合县级市的规划。最后在一位省领导的干预下,义乌机场才被批建。义乌的国际展览中心也遭遇同样的麻烦。
中国的轻工小商品有很大一部分都是从义乌销往国外的,比如海关,每年都有40万个集装箱出口,但却只有一个海关办事处。如果有了地级市这个权限,那么设立海关就比较顺利了。还有,进出口检验检疫、外汇管理等机构的设置都与义乌的经济发展不配套。
再比如金融,义乌去年金融机构存款余额达到了586.2亿元,但按照扩权前的金融制度,义乌不能设立银行分行。很多商业银行要先在金华设立金华支行才能踏进义乌金融界,这个“拦路虎”总让银行老总们对进驻义乌面有难色,而且这也不方便义乌企业的融资。
这样类似的麻烦,在经济发达的浙江随处可见。高度发达的民营经济和县域经济,使得浙江一些县或者镇的经济甚至远远超出一个市的经济总量。
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浙江很早就启动了强县扩权的改革。
不过,与当下很多省市从财政支付转移省管县开始不同,在财政体制上,浙江自1953年以来就一直有省管县的传统,市级财政不与所辖县产生结算关系。这一财权处理的历史传统,为浙江推行包括财权、事权、人权在内的省管县改革奠定了基石。
与其他地方略有不同的是,浙江从1953年开始就一直是财政省直管县。如今他们推行的,则是经济和社会职能方面的放权。而放权力度最大的正是义乌。义乌也被称为“中国权力最大县”。
县级政府权力扩大的同时,也必然会带来市、县之间的一些博弈。
义乌的一位公务员认为,浙江的扩权强县改革已经到了一个瓶颈。“该放的权都已经放了,以后怎么办?再改就涉及太多地方了。”
他跟记者探讨时提出一个问题:如果行政省管县,到底是地级市降一级,还是县(市)升一级?
事实上,浙江在义乌试点上也颇为谨慎。
本报记者倪志刚
浙江义乌、杭州报道
“能放的权都已经放了,用一句俗话说就是,‘改革将进入深水区’。”7月12日,浙江义乌市委宣传部一位官员幽默地说。
摆在他桌子上的一份文件可以看出义乌在浙江地位的特殊性:一份省政府下放给各地级市的文件中,11个地级市后面,再加了一个义乌市。
“这就是浙江的‘11+1’模式,省级计划中将义乌与地级市并列。”
A
“脚大鞋子小”
关于义乌扩权的背景,记者在多个文本中发现这样的词语:“脚大鞋子小”,“馒头比蒸笼大”。
这是形容义乌的发展太快,而相应的管理体制已经束缚了义乌的发展。
据义乌市外侨办主任冯美兰介绍,义乌常驻外商就有一万多名,原来来华签证必须去金华市、杭州市办,来来往往很花费时间。
另一名曾经担任义乌工业开发区常务副主任的官员金开新介绍说,按照规划,作为县级市的义乌开发区的道路只能做到15米宽,而跟义乌对接的省级道路是50米宽。除此之外,用电指标、用地指标、信贷指标都无法跟上义乌的经济发展形势。
当地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告诉记者,由于义乌国内、国外的客流量都非常大,因此一直想建个机场,但报告打上去,被一直压着不批,因为不符合县级市的规划。最后在一位省领导的干预下,义乌机场才被批建。义乌的国际展览中心也遭遇同样的麻烦。
中国的轻工小商品有很大一部分都是从义乌销往国外的,比如海关,每年都有40万个集装箱出口,但却只有一个海关办事处。如果有了地级市这个权限,那么设立海关就比较顺利了。还有,进出口检验检疫、外汇管理等机构的设置都与义乌的经济发展不配套。
再比如金融,义乌去年金融机构存款余额达到了586.2亿元,但按照扩权前的金融制度,义乌不能设立银行分行。很多商业银行要先在金华设立金华支行才能踏进义乌金融界,这个“拦路虎”总让银行老总们对进驻义乌面有难色,而且这也不方便义乌企业的融资。
这样类似的麻烦,在经济发达的浙江随处可见。高度发达的民营经济和县域经济,使得浙江一些县或者镇的经济甚至远远超出一个市的经济总量。
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浙江很早就启动了强县扩权的改革。
不过,与当下很多省市从财政支付转移省管县开始不同,在财政体制上,浙江自1953年以来就一直有省管县的传统,市级财政不与所辖县产生结算关系。这一财权处理的历史传统,为浙江推行包括财权、事权、人权在内的省管县改革奠定了基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