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即便只考虑贞观二十二年（648）末降唐的契丹主力，已不止八部，而是至少九部。如果再考虑此前陆续归唐的几个零散部落，情况会更为复杂。窟哥降唐，史料仅记九部首领之名而非部落之名，我们无法获悉其与此前降唐诸部的关系，其中异同分合暂难确考，因而也不能确定《隋书·契丹传》所记隋末唐初契丹有十部的情况至贞观末年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新近刊布的贞观十四年（640）《李范墓志》称墓主为贞观初年降唐之契丹君长摩会之子，留唐廷为质，其先祖世为契丹首领，自北齐时即为“八部落大蕃长”，至摩会时以“武德元年授本部八蕃君长”。此志所记当源出摩会一脉的家族记忆，有别于贞观十年官修《隋书》中的十部，不同叙述系统的差异反映出当时契丹权力结构的复杂情况。同时，志文显示贞观七年（633）摩会去世后，唐留其子不返，致使该家族汗权衰落，窟哥方得以崛起，其间契丹最高权力归属发生剧变，部族结构当亦有相应调整，故有贞观二十二年九部十州之分，可见八部尚未成为当时唐廷关于契丹分部的固定认知。从现有史料看，唐代官方文献出现关于契丹组织结构为八部的明确说法已晚至开元年间。据《旧唐书·契丹传》载，开元四年（716）契丹首领李失活归降，复置松漠都督府，“其所统八部落，各因旧帅拜为刺史”（系年原误作三年，据《册府元龟》卷964《外臣部·封册二》所载四年八月制书及《新唐书》卷29《契丹传》改）。《册府元龟》中保留了开元十二年三月赐奚及契丹敕书，其中有云：“契丹有八部落，宜赐物五万段。”开元初年李失活降唐，是契丹自万岁通天元年（696）反唐之后的重新归附，其间历经李尽忠、孙万荣之败，契丹的部落结构应该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至此方重新整合为八部。现存关于所谓大贺氏有八部的记载如《旧唐书》《唐会要》的最初史源当为开元年间韦述所著《国史·契丹传》，八部之说或许就是根据当时的即时信息而产生的。只不过，由于唐朝《国史》系统将此一时之信息列入史传开首的总述性文字，遂被作为有唐一代契丹的常态，而对后世产生了误导。

　　四、遥辇氏八部

　　傅乐焕指出此条乃据《新五代史》及旧史所记涅里立阻午之事拼合而成，并认为“涅里所统迭剌部自为别部，不与其列，并遥辇、迭剌亦十部也”云云乃元朝史官强作解人，一误再误。当属确论。然傅氏认为“时契丹因万荣之败，部落凋散”乃取自《新唐书》，并大段征引以明其源。实际上，此处元人自相矛盾，上文称“当唐开元、天宝间”，下文又称“时契丹因万荣之败，部落凋散”，万荣之败在武后神功元年（697），距开天之际40余载，“万荣”当为“可突于”之误。
　　更严重的问题在于，所谓遥辇氏八部实与遥辇时代无关。如表所示，《营卫志》所谓遥辇氏八部之名抄自《新五代史》，更早的相关记载又见于苏逢吉《汉高祖实录》及王溥《五代会要》，两者文字并无本质差别，欧公所记当出于此。《通鉴考异》引《汉高祖实录》云：“契丹本姓大贺氏，后分八族。一曰（旦）利皆部，二曰乙室活部，三曰实活部，四曰纳尾部，五曰频没部，六曰内会鸡部，七曰集解部，八曰奚嗢部。管县四十一，县有令。八族之长皆号大人，称刺史，常推一人为王，建旗鼓以尊之，每三年第其名以相代。”该书成于乾祐二年（949），是现存文献中关于此八部名的最早记录。而《五代会要》则更为详细：“契丹本姓大贺氏，后分八族。一曰（旦）利皆部，二曰乙室活部，三曰实活部，四曰纳尾部，五曰频没部，六曰内会鸡部，七曰集解部，八曰奚嗢部。管县四十一，每部有刺史，每县有令。酋长号契丹王，唐制兼松漠府都督，幽州置松漠府长史一人监之。其后诸姓不常。唐会昌中幽州节度使张仲武表，其王屈戍请赐印篆为奉国契丹之印，朝廷从之。八族之长皆号大人，称刺史，常推一人为王，建旗鼓以尊之，每三年第其名以相代。”对比二者可知，《五代会要》当出自《汉高祖实录》，或与其同源；《通鉴考异》引用时当有所删节，因此其中缺少了“酋长号契丹王……朝廷从之”这段文字。也就是说，《五代会要》之引文可能更接近《汉高祖实录》（或其史源）的原貌。

　　李桂芝率先指出，“旦利皆”等八部并非遥辇氏八部，而应为李失活重整后形成的“大贺氏联盟后期的八部”，惜未举出过硬的证据。吉本道雅则注意到，《五代会要》引文中以刺史、县令指称契丹各级首领与《册府元龟》所载开元天宝时期唐朝官方文献中的用法一致，并指出天宝十四载安史之乱爆发以后松漠都督府即已被废，此后唐廷再未对契丹君长授以官职，以后朝贡之人仅称“大首领”而无刺史、县令。进而据此判断，《汉高祖实录》实际上是将开元天宝年间契丹八部之名误认为辽朝建国以前的八部。上述观察颇具洞见，在此基础上，还可稍作补充和修正。

　　其一，唐朝获得八部名称的信息，很可能是在开元四年（716）李失活来降时，封八部首领为刺史之时。据《旧唐书》载失活“所统八部落，各因旧帅拜为刺史，又以将军薛泰督军以镇抚之”，八部之名当于此时为唐朝所知，这也是契丹的部落组织之名目首次系统性地进入中原文献系统。
　　其二，上述契丹八部结构与名称的时间下限应该在开元后期可突于之乱前，并未下延至天宝年间。开元十九年（713）可突于率契丹反唐，二十年唐远征契丹至潢水上游。当时参与平叛的唐朝将领有墓志流传至今，如《麻令升墓志》曰：“先□□□此，宣慰使卢从愿奏，开元世□□内巡□乌知义河北间，破契丹□□□□□□可突于等三部落，衙帐□□格酬勋，名成上柱国。”《刘思贤墓志》亦云：“（开元）廿载，奉使与平卢等军截黄河而东注，凌黑山而北走，大破契丹三部落。”可知在此次大战中，唐军摧毁了契丹八部中的三部，此后契丹的部落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对以后的契丹历史影响深远。
　　其三，开元二十二年冬张九龄《敕契丹王据埒、可突干等书》抬头称“敕契丹王据埒及衙官可突干、蜀活刺史郁捷等”，此“蜀活”当即《汉高祖实录》所记乙室活部，此可为后者所记乃开元间部族添一佐证。

　　综上所述，《营卫志》所谓遥辇八部实为开元前后契丹的部落组织。此部落组织在可突于之乱中遭到破坏，因而与后来的遥辇时代之八部相去甚远。真正的遥辇八部应该是《营卫志下》所载迭剌、乙室、品、楮特、乌隗、突吕不、涅剌、突举，下文将展开详细讨论。

　　五、遥辇阻午可汗二十部
　　耶律七部。审密五部。八部。涅里相阻午可汗，分三耶律为七，二审密为五，并前八部为二十部。三耶律：一曰大贺，二曰遥辇，三曰世里，即皇族也。二审密：一曰乙室已，二曰拔里，即国舅也。其分部皆未详；可知者曰迭剌，曰乙室，曰品，曰楮特，曰乌隗，曰突吕不，曰捏剌，曰突举，又有右大部、左大部，凡十，逸其二。大贺、遥辇析为六，而世里合为一，兹所以迭剌部终遥辇之世，强不可制云。

　　这段文字可以说是《营卫志》部族部分最为混乱的记载，故长期以来争议颇多。元朝史官在上一条“遥辇氏八部”中称“辽始祖涅里立迪辇祖里为阻午可汗”时，“部落凋散，即故有族众分为八部”，则谓涅里立阻午可汗后将契丹分为八部；而又称同一时期，“分三耶律为七，二审密为五”，加上前面提到的所谓“遥辇八部”共有二十部。可谓叠床架屋，自相矛盾。研究者除少数完全遵信所谓二十部的说法并设法为之弥缝外，大部分都对此持怀疑态度。如前揭傅乐焕文认为阻午可汗所辖应只十二部而非二十部，遥辇八部应即在耶律审密十二部之中；李桂芝认为阻午可汗二十部并不存在，遥辇时代联盟始终为八部；日本学者爱宕松男则指出所谓阻午可汗二十部应该是阿保机建国后太祖二十部向过去的投影。近年来肖爱民在综合前人观点的基础上，将这一问题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他明确指出耶律、审密这样的称谓都是辽朝建立以后才出现的；所谓“三耶律为七，二审密为五”，实际上是元朝的修史者把辽朝分皇族为七个族帐、后族分为五个帐族的事情误置于遥辇阻午可汗时；所谓阻午二十部确为子虚乌有，乃元人所杜撰。肖氏此论基本上在史实面上澄清了这一问题，但从史料源流、知识生成的角度看似仍有未安之处。“阻午可汗二十部”之误说缘何产生？是元朝史官凭空杜撰，还是其来有自？
　　今本《辽史·兵卫志》“序”云：“至唐，大贺氏胜兵四万三千人，分为八部。大贺氏中衰，仅存五部。有耶律雅里者，分五部为八，立二府以总之，析三耶律氏为七，二审密氏为五，凡二十部。刻木为契，政令大行。逊不有国，乃立遥辇氏代大贺氏，兵力益振，即太祖六世祖也。”《辽史·兵卫志》乃元朝史官对陈大任《辽史·兵志》进行拆分并大量填充的结果，其序文有采自陈氏旧志序文者，亦有据中原文献及旧史本纪补充者。上引一段自“有耶律雅里者，分五部为八”以下至“即太祖六世祖也”，多不见于中原文献，当本陈志旧序原文。换言之，金人陈大任《辽史·兵志》“序”中很可能已经出现了“分三耶律为七，二审密为五”及阻午可汗时有二十部的说法，这应该正是元人纂修《辽史·营卫志》“遥辇阻午可汗二十部”时的资料来源。

　　诚如李桂芝所言，陈氏《兵志》“序”旧文所谓雅里“分五部为八”所对应的实际历史背景，应该是《营卫志》部族下条所记，将迭剌、品、楮特、乌隗、突吕不五部分为迭剌、乙室、品、楮特、乌隗、涅剌、突举、突吕不八部的过程。惟该序原本恐并未明言“分五部为八”之所指，致使负责纂修《营卫志》部族上条的元朝史官在抄撮时未解其义，只好在前一条仅模糊记作“部落凋散，即故有族众分为八部”，误以《新五代史》所见八部（即元人前文所谓遥辇八部）当之。
　　至于“分三耶律为七，二审密为五”，确当为辽朝建国后析分皇族、后族之概括。这一说法最初应见于更为原始的辽朝史料，只是在金人编纂《辽史》时误将其混入到遥辇阻午可汗时代雅里拆分部族的过程之中，但又同样未明其所指。至元人修史时，更不知其义，竟以“一曰大贺，二曰遥辇，三曰世里，即皇族也”附会“三耶律”，纯属臆解。类似的解释尚见于《辽史·世表序》：“至耨里思之孙曰阿保机，功业勃兴，号世里氏，是为辽太祖。于是世里氏与大贺、遥辇号‘三耶律’。”显亦出自元人之手。为充“七”加“五”之总数，史官蒐罗《营卫志》部族下条所见迭剌、乙室等八部（史源为《皇朝实录·部族志》），又据志、传所见之右大部附会出左大部（《辽史》卷37《地理志一》、卷71《淳钦皇后传》皆称述律氏原居地为右大部，而未见有左大部之称。傅乐焕已指出后者乃据前者推测所得，非别有所据），仅得十部，终无法凑足，只能以“逸其二”草草收场。

　　结论
　　本文的考证可从反、正两方面稍加总结：
　　其一，元修《辽史·营卫志·部族上》所谓“古八部——隋十部——唐大贺氏八部——遥辇八部——遥辇阻午可汗二十部”的契丹早期史叙述，几乎每一部分都与史实存在着巨大抵牾。“古八部”纯属子虚，奇首可汗亦与北魏契丹无关；“十部”并非隋代契丹常态，末年方成之情况难称一代之制；唐代君长不姓大贺氏，前期亦非固定为八部；“遥辇八部”实与遥辇无关；阻午二十部更系无稽之谈。
　　其二，契丹部族发展的基本脉络为：北魏时期契丹只是朝贡中原的诸国之一，与所谓“东北群狄”性质相同，尚无形成部落联盟之迹象。隋末唐初，契丹首次出现十部之制，具体分部未详；至贞观二十二年契丹主力为九部十州，即《唐会要》《册府元龟》所载之窟哥等部；历经李尽忠之败，至开元初年前后整合为八部，即《汉高祖实录》所见旦利皆等部。可突于与唐交战时期，契丹遭遇重创，被摧毁三部，仅存五部。阻午可汗进行部落重组，分五部为八，即《辽史·营卫志下》所载迭剌、乙室等部。此后直至阿保机建国之前，再无变化。

　　通过对《辽史·营卫志》部族条进行逐条批判、考源辨误，可以发现元人所重构的契丹早期史几乎每一条都经不起推敲，根本无法反映历史发展的实态，更与辽朝自身的历史叙述相去甚远。从中可以看出，金人陈大任《辽史》即已对契丹早期史叙述进行过零星的建构，至元人修史时则更将其推向细化、深化、系统化，最终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模样。
　　元朝史官重构契丹早期史的核心方法是对不同文献系统的材料进行杂糅、拼接，对龃龉不合者加以弥缝、调和，对“旁逸斜出”者加以删削、修剪，从而形成一套看似整饬的历史叙述。这种重构方法的内在逻辑是站在后人的立场上进行追溯、归纳，将契丹集团原本复杂的衍变轨迹简化约为一元线性的发展脉络，忽略了不同时代、不同主体所作的历史叙述可能存在的根本性矛盾以及由此产生的断裂与建构。今天的研究者往往对《辽史》所见契丹早期史料不加批判即予利用，这当然与材料的紧缺、方法的失当有关，但根源恐怕还在于思维方式的契合——不同时代的线性史观或显或隐，但其核心理路却似乎并未改易。如何才能真正意识到并逐渐走出这一困局，是当今契丹史、辽史学界亟需共同面对的课题。本文的些许反思，或可看作这一方向上一点不成熟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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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作者：苗润博。
　　原文刊载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2年第1期。

契丹人是什么人？这个主题下才能恢复契丹的本质
旧唐书没有定义契丹的族属，定义不了，对契丹并不了解，不知道
古八部也好，新八部也罢，二十部也好
族源是什么？
现在基本上清楚了，元朝叙述的一点问题没有
元朝的定义非常准确，其实金国时期拓跋人就已经给定义过了
辽霫就是契丹，契丹族源始于辽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