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合台汗国早期钱币的制造地点常出现在钱币的铭文中。有大量钱币是在一个名为“大斡耳朵”（urdu al azam）的地方制造的。研究者多认为，这个大斡耳朵指的就是察合台时期的大宫帐，当在阿力麻里或它的附近。[37]事实上，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已经多次提及这处大帐，只不过使用的是它的突厥语名称兀鲁黑额甫（Ulugh-Ef）。此书的英译者波伊勒援引巴托尔德的研究，指出：Ulugh-Ef直译是“大宫室”，ef是突厥语ev“宫室”的异文。这是察合台斡耳朵的名字。[38]ef（＜ev）与蒙古语的urdu意思相当。ulugh意为“大”，与azam（大，伟大的）相对应。在察合台去世后不久，察合台汗国的后王处罚大蒙古国在河中地区的高官阔里吉思，审判地点就在兀鲁黑额甫。[39]关于这一地点的位置，最直接的资料见于《世界征服者史》。该书提到，旭烈兀率领军队西征，“当他们来到阿力麻里地区时，兀鲁黑额甫的后妃和斡儿吉纳出来欢迎他们，设宴［为他们洗尘］。”[40]很显然，大宫帐位于阿力麻里地区。这或可证明，学界关于大斡耳朵大致位置的推测无误。上引《世界征服者史》仅记载兀鲁黑额甫位于阿力麻里地区，并未提到它位于阿力麻里城内。钱币铭文排除了这个大斡耳朵位于阿力麻里城的可能性，因为但凡钱币在阿力麻里制造，都会清楚地标记阿力麻里之名。[41]那么，大斡耳朵具体会在何处呢？

　　我认为它很可能就是察合台兴建的忽都鲁（Qutlugh）镇。理由有二。
　　首先，打制钱币，需要工匠、工具、贵金属原材料、生产场地、储存原料和制成品的仓房，等等。很难想象，这一切是在移动的帐篷中完成的。带有“大斡耳朵”字样的钱币应是由匠人在某个较为固定的定居点制造的。从现有资料判断，这个定居点很可能是忽都鲁镇。
　　第二，在大蒙古国时期，蒙古君主仍保持着游牧者四季迁徙的生活习惯。不过，他们常在一年中选择在某个定居点居住一段时间。窝阔台在和林住冬，元朝帝王在两都驻跸，都足以说明这一点。[42]察合台的忽都鲁镇，就是这样的一处定居点。根据大蒙古国时期统治者的居住习惯，他们的定居点一般不会在已有的城市中选择，往往要另择新址，建造或大或小的宫室聚落。大蒙古国时期窝阔台建和林城，元朝的忽必烈建大都城，伊利汗国的合赞、完者都兄弟建设哈赞尼牙、孙丹尼牙，莫不如此。察合台兴建忽都鲁镇，并非孤例。
　　大量制造钱币的察合台汗国大斡耳朵，就是《世界征服者史》所记载的兀鲁黑额甫（Ulugh-ef），它很可能是察合台兴建的忽都鲁镇。

　　三、 察合台与汉人
　　13~14世纪的文献显示，察合台有汉族臣僚。在察合台的西域统治区内，生活着大量普通汉族百姓，他们主要来自察合台在汉地的封地太原府一带。
　　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记载，察合台“有一个突厥丞相，一个叫胡只儿（Hujir）的人，在他统治末尾时拥有权势并接管朝政，和医师麦术督丁（Majd-ad-Din）一起，这个人尽他的一切能力来治疗察合台的病，表现出很大的关怀和忧虑。然而，察合台死后，其长妻也速伦下令把他们两人连同他们的子女一起处死。”[43]

　　不过，根据《史集》的记载，这位胡只儿是汉人。在《史集》汉译本中，他的名字被译为“维即儿”，实际是同一人名。[44]《史集》载：“察合台有两个辅弼：一个名为维即儿，另一个为哈巴失阿米忒。维即儿是汉人（直译即契丹人，在当时的波斯文献中多指华北地区的汉人——引者），是察合台身边一个汉人医生的侍者。那个医生死后，他成了察合台的一个异密忽倏黑那颜的牧人。”由于他非常熟悉成吉思汗时期的历史，记下大量详细的笔记，察合台“向忽倏黑把这个汉人要了去，让他作了自己的近臣。在一个短时期内，他十分大胆地为［察合台］效力，开始有了势力，并且出了名。合罕知道他很机智，对他的机智很赞赏，因为他认为他是察合台的近臣，所以称他为维即儿。”察合台去世后，他被加上给察合台进毒的罪名而遭杀害。[45]
　　《史集》关于维即儿的记载，涉及到他生平和政治作为的大量细节，史料价值高于《世界征服者史》，因此，它关于维即儿族属的记载应该更可信。《史集》不止一次提到维即儿为汉人。从上文引述《史集》的记载可知，在察合台的身边有汉人医生和汉人大臣。

　　据《东仙洞记》所刻1241年太原府公据，察合台曾派使臣张塔剌浑持他的令旨，到他的封地太原府拘刷“诸色科目人等”。张塔剌浑应是一个懂蒙古语的汉人。“张”是很常见的汉族姓氏，“塔剌浑”为蒙古语，意为“肥胖的”。[46]使者在当地拘刷到的通《周易》道士丁丙要到察合台的驻地去。由此推测，当时在察合台身边，应当不乏汉人。[47]
我们再看普通的汉族百姓。在察合台随成吉思汗西征时，伊犁河流域已经有汉人居住。据《长春真人西游记》，1221年丘处机师徒经过阿力麻里时，当地居民对汉人有一定的了解。“九月二十七日至阿里马城。铺速满国王暨蒙古塔剌忽只领诸部人来迎。宿于西果园。土人呼‘果’为‘阿里马’，盖多果实，以是名其城。……农者亦决渠灌田，土人唯以瓶取水戴而归，及见中原汲器，喜曰：‘桃花石诸事皆巧。’‘桃花石’谓汉人也。”[48]
　　当长春真人从中亚返回中原时，他再次经过阿力麻里地区，“四月五日至阿里马城之东园。二太子之大匠张公固请曰：‘弟子所居营三坛，四百余人晨参暮礼，未尝懈怠。且预接数日。伏愿仙慈渡河，俾坛众得以请教，幸甚。’师辞曰：‘南方因缘已近，不能迁路以行。’复坚请，师曰：‘若无他事，即当往焉。’翌日师所乘马突东北去，从者不能挽。于是，张公等悲泣而言曰：‘我辈无缘，天不许其行矣。’晚抵阴山前宿。”[49]
　　从姓氏、对话方式、谈话内容、宗教信仰来看，这位隶属察合台麾下的大匠张公无疑为汉人。王国维推测，他就是大蒙古国时期的著名军匠首领张荣。[50]他在1218年（戊寅年）领军匠，随成吉思汗征西域诸国，主要任务是指挥下属架设桥梁。“庚辰八月，至西域莫兰河，不能涉。太祖召问济河之策，荣请造舟。太祖复问：‘舟卒难成，济师当在何时？’荣请以一月为期，乃督工匠，造船百艘，遂济河。太祖嘉其能，而赏其功，赐名兀速赤。”[51]据《长春真人西游记》，察合台在西征花剌子模国途中，曾在天山果子沟“凿石理道刊木为四十八桥，桥可并车”。又提到，察合台在中亚河中地区“发军复整舟梁”。[52]那些架桥开路的工程部队，主要是汉军，蒙古军人并不长于路桥工程。大匠张公（可能是张荣）所率为工程兵，他的下属至少有四百余人，住在阿力麻里城附近。
　　《长春真人西游记》还提到中亚地区的汉族工匠。邪米思干大城（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干）“国破而来，存者四之一。其中大率多回纥人，田园不能自主，须附汉人及契丹、河西等。其官长亦以诸色人为之。汉人工匠杂处。……师既住冬，宣使洎相公镇海遣曷剌等同一行使臣，领甲兵数百，前路侦伺。汉人往往来归依。”[53]不过，上述参加西征的汉族军官、军人、工匠可能大部分没有留在当地，而是跟随蒙古军返回了汉地。张荣及其所部就在蒙古统治者的率领下，转而攻打西夏和金朝。[54]汉人大量移住阿力麻里地区并进行农业开垦是察合台受封之后的事。

　　从1236年（丙申年）开始，太原府成为察合台的投下封地。《元史》记载，太宗八年丙申七月，“中原诸州民户分赐诸王、贵戚、斡鲁朵。……茶合带，太原府。”[55]波斯文《史集》也记载：“太原府的阿合儿秃马儿属于了察合台。”[56]“阿合儿秃马儿”对应的汉语为“阿合探马儿”，其所指即汉语词汇“五户丝”，是投下百姓交纳给封建领主的主要贡赋。[57]
　　随着分封制的确立，察合台所在的伊犁地区与太原府的联系大为加强。到宪宗蒙哥汗九年（1259）旭烈兀投下官员常德西行波斯之时，阿力麻里周围已经有很多汉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汉人主要来自太原一带。《西使记》写道，常德“西南行二十里，有关曰铁木儿忏察，守关者皆汉民。[58]关径崎岖似栈道。出关，至阿里麻里城。市井皆流水交贯，有诸果，唯瓜、蒲萄、石榴最佳。回纥与汉民杂居，其俗渐染，颇似中国。又南，有赤木儿城。[59]居民多并、汾人。”[60]并，即并州，太原的旧称；汾，为汾州，治所在今山西汾阳。它们都隶属于太原府。1236年太原府成为察合台的投下，只过了二十多年，到1259年，常德在阿力麻里地区就见到很多山西并、汾地区的汉人。这一变化说明：一定有很多太原府的汉人迁移到了察合台的西域辖地。这种人口流动应与太原府成为察合台的投下封地有直接的关系。据研究，察合台在太原路的封户有47330户，占当地总户数的62%。[61]一部分当地人口迁移到察合台的西域封地不足为奇。

　　根据《东仙洞记》1241年太原府公据，察合台向太原府派出使臣，拘刷“诸色科目人等”。此处的“诸色科目人”应当是指具有一技之长的艺能之士，如工匠、医生、僧道、术士等等。符合条件的人员被找到后，要到西域中亚为察合台提供专门的服务。丁丙就是被选中的人员之一，他通《周易》。据《东仙洞记》碑文下截，他又被称为“丁先生”。“先生”在当时多指道教徒。公据中提到他的门人崔志遇、燕慧童、岳先生、吕先生等，又多见于碑文的下截，被称为“本洞住持化缘立石道众燕慧童、杜志玄、吕奉文、崔志遇”，东仙洞的洞主为超然子王志安。这些都能够说明，丁丙和他的弟子都是道士。
　　察合台派使者到汉地投下拘刷“诸色科目人”的做法，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大蒙古国统治者与宗教人士、术士、医生的交往。蒙古人素来重视掌握匠作技术或者通养生、医术、占卜术的人员。其具体表现是：蒙古人不杀工匠战俘，成吉思汗、窝阔台父子重用精通占卜之术的耶律楚材，尊重道长丘处机、李志常和医生郑景贤等。[62]根据《东仙洞记》，察合台对此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派遣专使到自己的投下地，寻找这样的人员。此外，当地的道士要为他祈祷祝寿。这和后来蒙古统治者们对各种宗教职业者的要求完全一致。

　　四、 察合台对太原府的管控
　　据《元史·太宗纪》，丙申分封后，为了限制投下领主的权力，窝阔台根据耶律楚材的建议，“命各位止设达鲁花赤，朝廷置官吏收其租颁之，非奉诏不得征兵赋。”[63]可是，我们注意到，察合台对太原府的管辖权很大，并不像《元史》所说，仅仅派遣达鲁花赤而已。
　　根据前引《冀国公郝公神道碑铭》：“自丙申岁分河东为皇兄二大王分地，官吏随地所属。公［郝和尚拔都］以壬寅岁朝王于西域感匣之帐殿。留数月，王甚喜，及还，赐名马十乘……”[64]自1236年划太原路为察合台封地，“官吏随地所属”，太原府的官员改隶察合台。一些重要的官员要到西域察合台的驻地朝见。

　　为加强西域和汉地之间的联系，察合台命下属设立驿站，开辟驿道。[65]驿道首先贯通的是西域到河西走廊的部分。“戊子（1228），皇兄命公［按竺尔］镇删丹（今甘肃山丹县），怀徕新附，置驿张掖、酒泉至玉关，通道西域。”[66]河西走廊通往山西地区的驿站应是此后设置的。至元年间，这些驿站归察合台后王阿只吉使用。《经世大典·站赤二》记载，至元十八年（1281）四月二十九日，由于“旧站消乏，不能增新站物力”，元世祖曾下令赈济这些驿站，并且重申，“彼处站赤，乃茶合䚟兄所立。今朕增与物力，专令递运租赋，除朕以急速事遣使外，不以是何昆弟使臣，此站毋得行。”[67]这里提到的茶合䚟兄并非察合台本人。窝阔台称察合台为“阿哈”（蒙古语“兄长”）。以后的历代大汗皆称其继承人为察合台阿哈，即所谓察合台兄。[68]关于这次调整驿站之事，又见《元史·世祖纪八》至元十八年四月，“甲午，命太原五户丝就输太原。自太和岭（在今山西代县雁门关乡）至别十八里置新驿三十。”[69]《元史》所述立新站的时间为至元十八年四月甲午，据《辽宋夏金元五朝日历》，这一天正是二十九日。[70]《经世大典·站赤二》提到的“新站”和此处的“新驿”一致。《经世大典·站赤二》和《元史》的记事完全相同。《元史》同时提到“命太原五户丝就输太原”。太原的五户丝属于察合台家族，这与上引《经世大典·站赤二》关于赈济旧站运送察合台家族租赋的记载吻合。由此可知，从察合台时期直到元世祖统治中叶，察合台家族都着力维持西域与汉地投下的驿站，以保持交通的顺畅。

　　按照大蒙古国的制度，蒙古权贵可以向自己的投下派遣达鲁花赤，获取五户丝等法定的权益。[71]除此之外，蒙古领主和他们派遣的达鲁花赤还会凭借自己的权贵地位，干预投下的各种事务。[72]
　　《东仙洞记》1241年太原府公据表明，当时察合台对太原府的管控是直接而有效的。文中提到了几位太原府、县的官员，值得在此讨论。先看太原府的官员：都宣差忔力术那延。那延即蒙古语noyan，意为“官员、官人”。[73]“宣差”在大蒙古国时期常常是达鲁花赤的代称。都宣差相当于大达鲁花赤（蒙古语为yeke daruγači），应是当地地位最高、权力最大的官员。忔力术的具体事迹待考。由于他在太原府地位最高，应是察合台直接派遣的官员。丁丙要求太原府给他留在东仙洞的弟子们公据，享受优待。忔力术和其他官员同意了丁丙的请求。以公据的形式，告知交城县达鲁花赤、管民官、东仙洞大户头目人等，“这丁丙的门人崔志遇等，东仙洞与二大王祝寿，依旧住坐，并不得取要分毫差发，及禁约诸色人等侵耗搔扰欺负。如有违犯之人，拖拽前来取问。”由此可见投下官员的权力之大。
　　在太原府公据末尾签押的官员有“东总管石抹”。从姓氏石抹判断，应是契丹人。太原府总管出自石抹家族，又见于《元史·世祖纪三》至元二年十月，“敕顺天张柔、东平严忠济、河间马总管、济南张林、太原石抹总管等户，改隶民籍。”[74]《元史》此处列举的多是华北的重要世侯，石抹总管位列其中，可知该家族在太原地区的重要地位。世祖朝前期担任河中府船桥水手军总管的契丹人石抹按只，“世居太原”，应当出自这个家族。[75]关于石抹家族治理太原府的较早记载，见于王博文撰写的《栖真子李尊师墓碑》。在窝阔台汗统治前期，太原保真观道长栖真子李志明得到当地官员的邀请，住持太原的另一座重要道观，“府尹石抹公及道录智公，以保真狭隘，疏请师住持天庆故宫。”[76]《东仙洞记》公据中的石抹总管很可能是石抹寿僧。据前引《冀国公郝公神道碑铭》记载，曾任太原等处五路万户的郝和尚拔都，将长女嫁给太原路总管石抹寿僧。[77]此人的名字又见于陕西泾阳《复建十方重阳延寿宫碑铭》。石抹寿僧的妻子是重建延寿宫的功德主之一。在题名中，石抹寿僧的官衔为“宣授太原府总管、千户”。[78]“复建十方重阳延寿宫碑”虽然立于1251年（大蒙古国辛亥年），但碑文的撰写者是主持编纂道教大藏经《玄都宝藏》的著名道士秦志安。秦志安卒于1244年。[79]石抹寿僧的妻子对重阳延寿宫的赞助当在此前。依此推测，石抹寿僧任太原府总管的时间与此时当相差不远。从窝阔台汗初年到元世祖至元二年，我们可以看到石抹家族在太原执掌地方权力的时间之长。不过，“东总管”的官衔颇难索解。这一官名又见于碑文第二截助缘题名的“东总管都管逯德昌”。详情待考。

　　在助缘题名中，提到了交城县长官覃山秀。此人应当就是《元史》中有传的谭澄。清代大学者钱大昕早就根据传世文献和蒙元时期的石刻资料指出，谭澄家族的姓氏实为“覃”，谭澄和他的父亲谭资荣生前的记载都写为覃澄、覃资荣。[80]大德、至大年间，姚燧为覃澄撰写神道碑，将“覃”写为“谭”。[81]这一改动直接影响了《元史》。根据谭澄的碑传资料，大蒙古国时期，交城县令的职务，在覃家世袭，“国初为制，皆世其官，父死子继，兄终弟及，或父兄存，将传子弟者，亦惟命。”[82]覃澄的父亲覃资荣、叔叔覃资用先后任交城令，覃资用死后，覃澄继任，时为1236年，覃澄19岁。这一年正好是大蒙古国进行投下分封的丙申年，交城县所属的太原路成为察合台的投下封地。覃澄努力学习蒙古语，以便和察合台派来的达鲁花赤直接交流。“太宗之八年丙申，州县守令上皆置监，动惟国言，公不能也，而受成说译人。虑其见欺，乃私与国言者游，日熏而月聒之，满岁而悉能精晓。他日郡议，不资用译，应务无滞。人悉异其不学而至。”[83]这里提到的交城县令之上设置的监县，应当就是《东仙洞记》助缘题名中位列最后的“宣差交城县达鲁花赤押剌浑”。其具体事迹尚待考索。
　　覃澄担任交城县令一直到蒙哥汗甲寅年（1254），“岁甲寅，世祖渊龙平大理还，［覃澄］始入见，嘉其举趾凝重，出话慎详，留居藩府，官而不名。以其弟山阜代为县。”[84]在覃山阜1254年担任交城县令之前，一直由覃澄任此职。那么，《东仙洞记》中的“交城县长官覃山秀”应当就是覃澄。他本名山秀，后来改名为澄。山秀、山阜，兄弟二人的名字亦可呼应。

　　综上，在得到太原府封地后，察合台在西域驻地召见太原的重要官员。他没有改变太原府的基本统治秩序，认可已经掌握地方行政权力的大家族对当地的治理权。不过，他也向当地派遣代表领主利益的达鲁花赤等监督官员。此外他还通过派遣使者等方式，来满足自己的一些特定需求。

　　本文论证了察合台的卒年为1242年，很可能是在1242年的年中，比窝阔台晚去世七个月。察合台的驻地忽牙思在今新疆霍城县克干河以东，伊犁河以北。察合台汗国钱币上的“大斡耳朵”与波斯文史籍的Ulugh-ef为同地，很可能是察合台新建的忽都鲁镇。察合台身边不乏汉族官员。在太原府成为察合台的投下封地后，不少当地汉人迁移到察合台直接统治的中亚地区。察合台认可了已经掌握太原府行政权力的大家族对当地的治理权。同时，他向当地派遣达鲁花赤等监临官，还派使臣调查当地的艺能之士，征召到他的西域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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