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将大篇幅引用马明达教授《说剑丛稿》——历史上中日朝剑刀武术交流的节选。
    我国的武艺起源极早。它的内容和形式总是因时变易，时代不同，特点各异。同时，在武艺形成和发展的漫长过程中，曾产生了军旅武艺与民间武艺的分野，还贯彻着技击因素与健身因素依存消长的矛盾。总而言之，武艺这一特殊的文化形式，它的发展史同样也是相当复杂的。然而，有一点是明确的：在古代，在冷兵器在战争中据于主要位置的历史条件下，武艺的社会价值首先决定于它在战争中和各类社会冲突中的防身杀敌之效。因此，它的内容就不能不以临阵实用的兵器技术为主体；它的发展变化也必然同兵器形式的发展变化相辅相成，密切关联。由此推之，任何武艺形式的传播与交流，也必然以兵器的传播交流为先导，为载体。
    一般认为，早在周、秦时代，我国制作的剑刀等兵器就已传入日本，其传入途径主要是朝鲜半岛。日本的古文献和大量考古资料证明，日本与古代韩国之间存在一条所谓“海北道中”的交通路线，历年来，在日本北九州发现了大量的先秦铜剑和铸剑的铜范。在北九州发现的很多“是锋刃锐利，具备完整特色的中国产品”。而相同的兵器在韩国原属弁韩、辰韩的庆尚南北道也多发现。多年前，日本著名学者木宫泰彦先生曾经指出：“这些事实说明，中国文化产品的铜剑、铜铎，远在二千几百年前的古代，就经过弁韩、辰韩、对马等地，先传到博多湾沿岸，然后传到筑后、丰后方面。因此可以推断，这条线是当时的主要交通线，恰好同《书纪》中所说的海北道中一致。”另据汪向荣先生说，日本列岛弥生时代，其青铜文化分成两个文化圈，一是铜铎文化圈；一是铜利文化圈。所谓铜利文化圈，就是指北九州地区发现的大量“铜利器”，其中主要是铜剑等兵器。在佐贺县的瓮棺土葬的原始古坟地带和怡土郡的支石墓中，都发现了为当时统治者用于陪葬的铜剑等兵器，时间大约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一世纪。“这些随葬品中，除了极少数可以认为是当地仿制者外，绝大多数，都是从中国大陆或朝鲜半岛上来的舶载品。”在铜利器传入同时，制作技术也随之传入，这为铸型（熔范）的发现所证明。在朝鲜半岛的许多地方，都挖掘到中国先秦时期的铜剑，进一步证明在中、日、韩三国人民的早期交往中，剑已成为传递文化和联络感情的媒介物之一了。
    到了汉代，中国制作的各类短兵器，尤其是铁制环首大刀，曾大量流入日本，对日本短兵器形制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环首大刀兴起于西汉初期，它是在剑，特别长剑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一种新式短兵器。由于汉代铁制环首大刀刀形轻便，锻造精良，战阵实用之效很高，因此特别受到日本武士的喜爱。1962年，在日本奈良天理市栎本古坟的古墓中，发现了一柄东汉中平年间（184-189）中国制作的铁制环首刀，刀身镌有“百炼清刚，上应星宿，下辟不祥”等金错铭文。这柄刀的形制、铭文格式及刀的质地，与1974年出土于我国山东苍山的东汉永初六年铁制环首刀基本相同。它们都是用反复加热、多层叠打、表面渗碳的工艺制作的优质含钢铁刀。中平刀作为殉葬品出土于日本古墓，证明墓主生前喜爱之深，也成为汉刀传入日本的可靠物证。据《日本武器概说》的作者未久雅雄说，日本各地曾有不少汉刀和日本对汉刀的仿制品出土。他认为，当时日本武士所用的兵器，“特别是通过朝鲜半岛从大陆移入的”。汉刀的大量流入日本，对日本刀制产生很大影响，我们从日本古代兵器史著作中所看到的日本古刀，许多都具有明显的汉刀特征。据《中国兵器史稿》的作者周纬先生说，汉刀的仿制品在日本随处可见，“常有收藏至数十器者”。
    可以肯定，古代中国的剑刀，主要是通过民间途径进入日本的，但也通过两国间的正式交往进入日本。最著名的例证就是三国时日本邪马台国同曹魏之间的交往。据《三国志•魏志•倭人传》载，日本邪马台国的女王卑弥呼，曾于魏明帝曹睿景初二年（238）六月，派大夫难升米等来中国通好。魏明帝盛情接待这些友好使者，并回赠了一批珍贵礼物，其中包括“五尺刀二口”。其后，两国互通使者，多次来往，在魏国每一次馈赠日本的礼物中，也总是有刀。证明到三国时代，中国制作的刀仍然受到日本人民的珍视。日本九州熊本县玉名郡兰水町江田船山古墓中，曾发现刻有汉字铭文的日本大刀，日本学者认为这是五世纪中期的遗物，约当中国的南北朝时代。这柄刀的发现，证明中国剑刀对日本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了三国以后。日本考古学家小野胜年先生曾说，著名的日本正仓院里，至今还保存着不少古代中国的剑刀；“献物帐”上还记有“唐式大刀”、“唐刀”（此处笔者并不认同马明达教授的观点，正仓院所供奉的“唐刀”在其书中展示的相片来看，与同时期的唐刀细节乃至形制上有相当出入，且在我国的书籍壁画以及出土文物中，没有发现与正仓院相同形制的横刀或仪刀）等名目。所谓“唐式大刀”应指唐代军中盛行一时的陌刀，这种刀的样式在中国已无实物可证，只有日本正仓院还保存有几柄唐代实物。这些都证明历史上中国剑刀对日本的影响是久远的，至少延至唐代，中国剑刀仍在继续传入日本。

    早在秦、汉时代，就有大量中国人经由朝鲜半岛移居日本，他们融合成为日本民族的一部分，对日本文化的发展有很多贡献。据日本古文献《雄略纪》、《书纪》等的记载，汉代的大陆移民往往以其手工技艺被分为“部民”，如手人部、衣缝部、鞍部、画部、锦部、陶部等，这些“部民”给日本带去各种手工技艺，受到日本朝野的重视。没有关于金属锻铸工匠移居日本的记载，但有诸如弓削、矢作等兵器制作者，可以肯定，中国的剑刀锻造工艺必定也传入日本。魏晋南北朝时代，北方中国兵连祸结，加上各族政权凭借武力互相吞并掠夺，对人民实行残暴统治，迫使不少中国人涉海移居日本，这些移民同样也是按其技艺分为部民。这时期，因为传统的朝鲜半岛路线被阻断，日本与中国的交往主要转向南朝，于是南朝文化对日本产生很大影响。自春秋战国以来，我国南方，特别是吴越地区，以精美的剑刀锻铸工艺闻名天下，同时楚地的长剑武艺独步海内，历久不衰，直至汉代还是“奇材剑客”的渊薮。相信这些都可能随着日本与南朝关系的持续发展而传入日本。隋唐两代的遣隋使和遣唐使，是中日文化交流的高潮。那时，日本每次派出的遣唐使团的成员，除了各级官员以外，还有各种专业人员，其中总有占总数近半的“射手”，实际就是使团的护卫武士；还有“锻生”和“铸生”。这些人员的配备，主要是为了预防船舶漂流遇险，但他们入唐以后必定在本专业上学到很多东西，并将其带回日本。我们注意到，入唐的日本官员和留学生也有对兵法武器感兴趣者，如著名的遣唐副使吉备真备就是一位大唐兵法兵器的爱好者，然而他每次带回日本的中国兵器中,只有马步漆角弓、平射箭、射甲箭等各式弓箭，却没有剑刀。这是否说明此时日本自产的剑刀已相当精良，再无须从唐朝引进。
    日本长期借鉴中国的经验，结合自己创造性的劳动，使日本的剑刀锻铸工艺获得突飞猛进，并终于超迈中国而后来居上。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青铜花纹剑，特别是兴起于春秋末期、发达于两汉的钢铁花纹剑刀，曾以其无与伦比的锐利精致而冠绝世界。考古发掘所得，往往在深埋于地下千百年后，依然锋刃如新，绚丽夺目，使中外人士叹为奇观！然而，由于遭受历代统治阶级的漠视、摧残，这种先进工艺到唐宋以后竟渐至衰退。与此同时，日本的花纹剑刀却异军突起，大放异彩，“数百年来，在远东首屈一指”。
    以“相击”为主要形式的剑技，是我国历史上出现很早的一种短兵武艺，其源头可以一直追溯到西周初。到春秋时代，剑的制作日臻精美，佩剑成为身份地位和尊严的象征，剑术已经相当发达，击剑蔚为专学，特别是在东南的吴越地区。群雄并立、战争频繁的战国时代，随着剑在战争中实用价值的显著提高，击剑活动更为普遍。这时，社会上出现了以剑技为人效命的“私剑”、“剑士”一流人物，也就是后来“侠”的滥觞。产生了关于剑术的专门论说和著作。这种风气延续到西汉仍很兴盛，击剑风行朝野，有些人以擅长击剑“立名天下”，职业剑客奔走豪门。风气之下，甚至连东方朔、司马相如、田叔等一般文人也学习击剑，显然这是一种时尚，是文人高自标置的表现。

其次，剑谱的不少技术术语，如：裙拦、诱赚、直符送书、朝天势、兽头势、白蛇弄风、泰山压顶等，也见于明代武艺图籍中；但有些术语则不见于明代武艺图籍。见于明代者，分散在枪谱、棍谱、拳谱中，而这里却集中在剑谱中。不见于明代的居多，而且有些字词在风格上与明代有较大差异。这一方面说明了古典武艺术语的延续性，另一方面也说明有些剑谱所特有的词语在明代已不再使用，并被其它武艺形式所借用。再次，谱中绣像人物画、刻俱很精彩，很传神，动静分明，把位步势交待得清清楚楚，一目了然。人物服饰是明代小说绣像人物的常见服饰，绘画风格与明代徽刻小说绣像插图相近。
    综上，我初步认为，这个剑谱所记录的是宋元以来流传有绪的双手剑法，它的形成可能在元代，但把它整理成为这个谱本的，则可能是一位明代武艺家。至于它如何能传到朝鲜，茅元仪大致在何时得到它，这些问题并非毫无踪迹可寻，限于篇幅，我们只能先放下来，待以后再谈。唐豪先生曾拿这个剑谱与日本松平喜登所著《剑道手引》做了一番比较，他发现日本剑道的五个“构”，即五个基本刀势。与这个剑谱中的五个势子相同，因此，他进一步认定，日本的双手剑刀法，是以朝鲜为桥梁由我国传去的。他还认为，经过元朝蒙古统治阶级对民间练武的一再禁绝，我国的双手剑刀法在明代已经失传了。唐豪所做的比较有很大的可信性，但不能说已很有说服力了，因为剑谱图势的相同，只是一种静态比较，不足以证明这五个剑势的劲力要求和运动脉络也相同，因此还需要做更深入的研究。但是，可以肯定地说，这个剑谱中的一部分动作，特别是一些重要的“击”法，与日本剑道动作如出一辙，若合符节，这真实地反映出中日双手剑刀法之间的渊源关系，证明我国双手剑刀法确曾东传日本。至于到了明代我国双手剑刀法基本失传的问题，我以为，原因复杂，有许多值得探讨的历史原因，不可以简单地归结为元朝的禁止。
    如前所论，从总体上说，我国古代剑法，主要是双手剑刀法在明代已成广陵绝响，但也不能排除它仍旧被一些民间武艺家所传习。也就是说它还存在，只是未被官方重视而已。精通武艺的明代抗倭名将领俞大猷，曾师事民间武艺家李良钦学习“荆楚长剑”。据明李杜撰《俞公大猷功行纪》载：“始学骑射，指能知镞，辄命中。又从李良钦击荆楚长剑，法即得，良钦故批公手，公还与斗，良钦释剑谢曰：‘公异日剑术天下无敌者。’公既尽剑术，益悟常山蛇势。”李良钦是一位颇具神秘色彩的人物，我们对他的生平了解不多。清雍正修《福建通志》有他一个小传，引录如下，以稍见其人。传云：“李良钦，同安人。少任侠结客，精于剑术，娴于韬略，大猷从而学焉。嘉靖间，大猷及戚继光扫平倭寇，制胜多出其谋。大猷上其功于朝，辞不就。年九十余卒。”同安，明属泉州府。荆楚地区正是长剑的发源地，这个地区自古以来就出产“勇士奇才剑客”。到了明代，可能还有流风余韵绵延下来。“荆楚长剑”的具体内容已无可考知，但从上引资料来看，俞大猷从李良钦“击荆楚长剑”，一个“击”字，极为传神的道出了它的本质，就是说这种剑法的主要形式是“相击”，不是单练，不是一般用于表演的“套子武艺”。又，“良钦故批公手，公还与斗”，这十个字同样传神的勾勒出了长剑的技术特点。击剑技术的一个最基本最常用的攻击手段，就是攻击对家的前臂和执剑的手，因为这里是对家距离自已最近的部位。戚继光所谓“枪是伏腰锁，先札手和脚。”道理是相同的。曹丕与邓展比剑，自云：“下殿数交，三中其臂，左右大笑。”进一步证明这是源远流长的击剑技法。“朝鲜势法”第三势“左翼击”云：“法能上挑下压，直杀虎口。”也是击手之法。最后一点，李良钦与俞大猷击剑，用的必是竹剑或木剑，是一种代用剑，只有如此才能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充分掌握技术，进行竞技活动，不然就不能“批手”。此处一个“批”字，正透露出李、俞击剑的训练竞技性质。“荆楚长剑”是古代长剑在明代的孑遗，这个判断应该不会有大错。由此却引出三个值得思索的问题。


    如同中国的剑刀制作技术传到日本一样，中国剑刀技法传到日本，经过日本人民长期实践探索，他们发扬了中国剑法“持短入长，倏忽纵横”的传统优点，摈弃后世中国剑法“徒支虚架，以图人前美观”的流弊，创造出以技法朴实严整、劲力充实流畅为主要特点的日本式刀法。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日本武士根据充分利用地形、空间以发挥人自为战的要求，创造出了一套变换极其迅速灵活的步伐，把漂疾湍悍的大劈大杀，同进退轻捷结合起来。在对战中，为了“甚便旋转跳跃，用短制长”，甚至不着甲胄，“裸形赴斗”加上器械精良，使技术与兵器相得益彰。与唐、宋以后的中国一般剑刀法相比较，日本刀法确有许多技术优势。
    从明代人的著作中我们看到，当明代中叶，日本海盗对我国沿海地区大规模的侵扰中，日本刀作为倭寇最主要的战斗手段，曾对中国军民造成很大威胁。因此，日本刀法引起了明朝将领、武艺家和各种人士的注意。戚继光在十二卷本《纪效新书》卷4《短器长用解》中说：“长刀，此自倭犯中国始有之。彼以此跳舞光闪而前，我兵已夺气矣。倭喜跃，一迸足则丈余，刀长五尺，则大五尺矣。我兵短器难接，长器不捷，遭之者身多两断。缘器利而双手使用，力重故也。”何良臣在其《阵纪》卷2《技用》中说：“日本刀不过三两下，往往人不能御，则用刀之巧可知。”明末徽州武艺家程宗猷在《单刀法选》中也说：“其用法，左右跳跃，奇诈诡秘，人莫能测。故长技每每常败于刀。”诸家之中，除戚继光之外，要数晚明“岭南三家”之一的番禺屈大均在他的《广东新语•语器》中的一段描述最为精到：“其人率横行疾斗，飘忽如风；常以单刀陷阵，五兵莫御。其用刀也，长以度形，短以趋越，蹲以为步，退以为伐。臂在承腕，挑以藏撇。豕突蟹奔，万人辟易，真岛中之绝技也。”很清楚，上引各家对日本刀法的着眼点，首先都在步伐上。程冲斗说的“左右跳跃，奇诈诡秘。”屈大均的“横行疾斗，飘忽如风”，“蹲以为步，退以为伐。”都是讲步法。还要以茅元仪说的最清楚：“长刀，倭奴之制，甚利于步，古所未备。”其次，双手执用的长刀兼有长、短兵器的特点，故长兵器、短兵器都难对付。所谓“短器难接，长器不捷”正是戚继光得之于实战的甘苦之言。至于屈大均说的“长以度形，短以趋越，蹲以为步，退以为伐，臂在承腕，挑以藏撇。”这些话非常专业，不像是一般文人的笔墨，我怀疑要么屈大均曾练过日本长刀，熟悉长刀法势，要么就是录自日本刀法的图谱中。日本刀在澳门很多见，日本刀法在广东也有流传，所以屈大均学到这种“岛中之绝技”并不是特别难的事情。
    日本刀法除上述优点外，从明人记载看，倭寇用刀还有两个特殊伎俩。第一，倭寇临阵，惯用双刀。“手舞双刀，刀长五尺余，手腕运动，开锋甚长。其刀飞，通身如雪，无间可击。”所谓双刀其实是一长一短配合使用。明人周楫的《西湖二集》卷34《胡少保平倭战功》，本是小说，但内容以史为据又稍加演义，详述胡宗宪设计剿灭汪直、徐海等海寇始末，基本可信。其中讲道：“原来倭寇交战时，左手持着长刀杀战，却不甚便利，其右手短刀甚利，官兵与他交战，只用心对付他左手长刀，却不去提防他右手短刀。所以虽用心对他长刀之时，而右手暗暗掣出短刀，人头已落地矣。胡公细细访知此弊，却叫军士专一用以对付他右手短刀，因此得利。”同类记述还有一些，以我所见到的，但都不如周楫讲得明白浅显。
    第二，倭寇最善整磨刀身，使之经常保持光亮锋利，作战时可以立断坚韧，同时在日光照耀下闪闪发光，也给对方造成心理威慑效应。最喜欢采用的作战队形是所谓“蝴蝶阵”。郑若曾《筹海图编》卷2云：“倭夷惯为蝴蝶阵，临阵以挥扇为号，一人挥扇为号，众皆舞刀而起，向空挥霍，我兵仓皇仰视则从下砍来。”对于日本刀的这些长处，一些优秀的明朝将领，都曾认真加以研究,寻求对应办法，同时也用心引进其刀法，借以提高明军的战斗力。这中间，戚继光具有荜路蓝缕之功。戚继光不愧为一位精研覃思、雄才大略的杰出人物。针对倭寇善于个自为战以发挥长刀优势的特点，他从民间武艺中吸取了大量技艺，创制了“长短兵迭用”的“鸳鸯阵”法，以集体的“齐勇”来对付单个倭寇。实践证明这是打破长刀优势的有效办法。
   
    

    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他著《纪效新书》时，收取了长、短兵的各家武艺，甚至也收进了“无预于大战之技”的拳法，但如前已论及者，他唯独没有收取短兵武艺。他不无遗憾地说：“世传刀法甚多，传其妙者绝寡，尚候豪杰续之。”可见，鉴于日本刀法的技术优势，他对当时我国刀法的选取抱审慎而宁缺毋滥的态度，这无疑是值得称道的。到了第二年，即嘉靖四十年（辛酉），他在浙江对倭作战时获得了日本长刀的“倭夷原本”，“又从而演之”乃著成《辛酉刀法》一谱。后来他改十八卷《纪效新书》为十二卷，内容有删有增，这部刀谱是增收的内容之一。《辛酉刀法》由两部分组成，前面是用日本文字写成的《隐流之目录》及其“习法”，后面是戚氏的演练法。《辛酉刀法》合中日两国刀法为一谱，在中日剑刀武艺的交流史上不失为珍贵的文献。
    从《纪效新书》中看来，嘉靖四十年前后“戚家军”虽然已具规模，但尚未配备日本式的长刀，证明戚继光还没有系统掌握日本刀法。到了隆庆五年（1571年），他的另一部军事名著《练兵实纪》刻成时，我们从该书中看到，长刀及长刀法，已经成为正在北方防御蒙古人的“戚家军”的主要装备之一了。这时，按照戚继光的精心布署，首先，骑兵也配置民长刀，在最基本的“队”的建制中，两个鸟铳手是正副队长，但要求二人“仍习双手刀为短兵。”步兵也是如此，凡鸟统手，“给长倭刀一把”。此外，步兵或给短刀、或给长刀。每当操练时，如假设敌人为骑兵，持长刀者“以原习倭刀进法”，下砍马腿，上砍马头。如假设敌人为步兵，“倭刀二人一排，舞路既多，疾速，为上等”；或者“以木刀对砍，举落疾速，不使人乘隙得犯者为上等”。把日本刀吸收到中国军队里来，实现了唐顺之早就提出的“谁能将此向龙沙，奔腾一斩单于头”的宿愿，充分反映了戚继光勇于学人之长为己所用的可贵精神。
    继戚继光之后，天启、崇祯间，武艺家程宗猷又专门研究了日本刀法，于天启元年（1621）刊成《单刀法选》一书，对引进日本刀法做出了卓越贡献。程宗猷在《单刀法选》中说：“器名单刀，以双手执一刀也，其技擅自倭奴。……余故访其法，有浙师刘云峰者，得倭之真传，不吝授余，颇尽壶奥。”程宗猷字冲斗，出身徽州休宁望族，程氏一门俱崇尚武艺，故明清之际程氏武名广传东南。宗猷是一位“凡有名师不惮远访”的爱国武艺家。在得到浙师刘云峰的传授之后，他又亲自走访了当时以刀法闻名南北的毫州武艺家郭五，经过比较鉴别，发现刘云峰所传刀法“胜郭多矣”。进一步验证了日本刀法的实用价值。但是，可能由于语言上的障碍，刘云峰得自日本人的刀法“有势有法而无名”，程宗猷为使这个来得不易的刀法传之久远，便“依势取像，拟其名。”著成这部至今仍可参照图谱演练的《单刀法选》，为日本刀法在我国的流传作出了卓有成绩的贡献。清代初年，具有反清思想的遗民学者吴殳，曾着意结交天下豪杰，留心海内各家武艺，对日本刀法也做了一番研究和整理，著成《单刀图说》一书。吴殳在该书的序言中写道：“唐有陌刀，战阵称猛，其法不传。令倭国单刀，中华间有得其法者，而终不及倭人之精。”因此，他以日本刀法为主干，吸收了“渔阳老人”的剑法，创编了双手刀法十八式。吴殳的刀法，以左右撩刀等八势为核心，以“避虚就实”为以短破长的要点，在刀法上表现出与程宗猷截然不同的风格。他认为：“此十八势习之精熟，虽未能合于倭法，而中国花法，皆退三舍矣”。吴殳一生努力探研武艺之道，经师甚多，见闻广博。但启蒙老师是常熟人石电（字敬岩）。吴殳在其著作中没有写明他的日本刀法是否得自石电，但另据曾经和吴殳一起受业于石电的清初理学家陆桴亭的记述，石电本人“与浙人刘云峰同学倭刀，尽其技”。崇祯八年（1635）石电在安徽宿松死于张献忠农民军之手。据说他平时曾说过“步战唯长刀最胜。当马毖步斗时，公（石电）仰天叹曰：使吾得长刀，贼不足尽耳！”足见石电确实精于日本刀法，而吴的日本刀法完全有可能得自石电。这样看来，吴殳与程宗猷的日本刀法实际上出于一源。


    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他著《纪效新书》时，收取了长、短兵的各家武艺，甚至也收进了“无预于大战之技”的拳法，但如前已论及者，他唯独没有收取短兵武艺。他不无遗憾地说：“世传刀法甚多，传其妙者绝寡，尚候豪杰续之。”可见，鉴于日本刀法的技术优势，他对当时我国刀法的选取抱审慎而宁缺毋滥的态度，这无疑是值得称道的。到了第二年，即嘉靖四十年（辛酉），他在浙江对倭作战时获得了日本长刀的“倭夷原本”，“又从而演之”乃著成《辛酉刀法》一谱。后来他改十八卷《纪效新书》为十二卷，内容有删有增，这部刀谱是增收的内容之一。《辛酉刀法》由两部分组成，前面是用日本文字写成的《隐流之目录》及其“习法”，后面是戚氏的演练法。《辛酉刀法》合中日两国刀法为一谱，在中日剑刀武艺的交流史上不失为珍贵的文献。
    从《纪效新书》中看来，嘉靖四十年前后“戚家军”虽然已具规模，但尚未配备日本式的长刀，证明戚继光还没有系统掌握日本刀法。到了隆庆五年（1571年），他的另一部军事名著《练兵实纪》刻成时，我们从该书中看到，长刀及长刀法，已经成为正在北方防御蒙古人的“戚家军”的主要装备之一了。这时，按照戚继光的精心布署，首先，骑兵也配置民长刀，在最基本的“队”的建制中，两个鸟铳手是正副队长，但要求二人“仍习双手刀为短兵。”步兵也是如此，凡鸟统手，“给长倭刀一把”。此外，步兵或给短刀、或给长刀。每当操练时，如假设敌人为骑兵，持长刀者“以原习倭刀进法”，下砍马腿，上砍马头。如假设敌人为步兵，“倭刀二人一排，舞路既多，疾速，为上等”；或者“以木刀对砍，举落疾速，不使人乘隙得犯者为上等”。把日本刀吸收到中国军队里来，实现了唐顺之早就提出的“谁能将此向龙沙，奔腾一斩单于头”的宿愿，充分反映了戚继光勇于学人之长为己所用的可贵精神。
    继戚继光之后，天启、崇祯间，武艺家程宗猷又专门研究了日本刀法，于天启元年（1621）刊成《单刀法选》一书，对引进日本刀法做出了卓越贡献。程宗猷在《单刀法选》中说：“器名单刀，以双手执一刀也，其技擅自倭奴。……余故访其法，有浙师刘云峰者，得倭之真传，不吝授余，颇尽壶奥。”程宗猷字冲斗，出身徽州休宁望族，程氏一门俱崇尚武艺，故明清之际程氏武名广传东南。宗猷是一位“凡有名师不惮远访”的爱国武艺家。在得到浙师刘云峰的传授之后，他又亲自走访了当时以刀法闻名南北的毫州武艺家郭五，经过比较鉴别，发现刘云峰所传刀法“胜郭多矣”。进一步验证了日本刀法的实用价值。但是，可能由于语言上的障碍，刘云峰得自日本人的刀法“有势有法而无名”，程宗猷为使这个来得不易的刀法传之久远，便“依势取像，拟其名。”著成这部至今仍可参照图谱演练的《单刀法选》，为日本刀法在我国的流传作出了卓有成绩的贡献。清代初年，具有反清思想的遗民学者吴殳，曾着意结交天下豪杰，留心海内各家武艺，对日本刀法也做了一番研究和整理，著成《单刀图说》一书。吴殳在该书的序言中写道：“唐有陌刀，战阵称猛，其法不传。令倭国单刀，中华间有得其法者，而终不及倭人之精。”因此，他以日本刀法为主干，吸收了“渔阳老人”的剑法，创编了双手刀法十八式。吴殳的刀法，以左右撩刀等八势为核心，以“避虚就实”为以短破长的要点，在刀法上表现出与程宗猷截然不同的风格。他认为：“此十八势习之精熟，虽未能合于倭法，而中国花法，皆退三舍矣”。吴殳一生努力探研武艺之道，经师甚多，见闻广博。但启蒙老师是常熟人石电（字敬岩）。吴殳在其著作中没有写明他的日本刀法是否得自石电，但另据曾经和吴殳一起受业于石电的清初理学家陆桴亭的记述，石电本人“与浙人刘云峰同学倭刀，尽其技”。崇祯八年（1635）石电在安徽宿松死于张献忠农民军之手。据说他平时曾说过“步战唯长刀最胜。当马毖步斗时，公（石电）仰天叹曰：使吾得长刀，贼不足尽耳！”足见石电确实精于日本刀法，而吴的日本刀法完全有可能得自石电。这样看来，吴殳与程宗猷的日本刀法实际上出于一源。
    然而，不难看出，程、吴两家刀法有同源异流之别。程氏单刀全学日本刀法的本来风貌，他的谱中连拔刀、鞘刀等细节也都效法“倭式”，大有中规中矩，不越雷池一步的味道。吴氏则力图揉合中日两国的刀法为一体，他的十八势是双手、单手变换执柄，其中有明显属于中国剑刀的东西。这使我们看到，从刘云峰、石电、程宗猷到吴殳，我国武艺家对日本刀法的学习已今入一个新的阶段，即一个由彻底引进到力图揉合创新的阶段。我们在练习中曾对程宗猷、吴殳两家刀法做了一些初步比较，觉得吴氏刀法简明扼要，易于掌握是其优点，“避虚就实”之说也不无道理。但是，他的八个要法，主要是从假设对方所执为长兵设计的，他自己也说得明白：“击虚之法易见，击实之法则在斫其枪杆。枪杆被斫，不断折必粘住；杆被粘住，则不能闪赚颠提，刀更进步，必伤人矣。”这样，就使得他的刀法无论方法或劲力上都不能不有局限性，如果对方也执长刀，或者执长兵而步伐便捷，“击实”之法将可能沦入武艺家所忌莫深焉的“拙力”境地，其人必危！同时，短兵破长，要点在于步下疾速灵活。早在汉代，人们就说：“利剑长戟，手足健疾者胜”。后世武艺家也有“短见长，脚下忙”之说。

    张群炎先生是我十分熟悉和敬重的一位武术家，同伯谦一样，他也是我的师兄。与伯谦相类似，群炎在武术上也称得上是融会博综之才。他曾问意拳于王芗斋先生；后曾师从郭长生先生练通臂。1966年底随厂迁到兰州后，又长时间出入马凤图先生门下，实际成为马凤图晚年弟子。群炎一生受到三位名师教益，还接触过很多或显或晦的武术家，经见之广，艺缘之深，可谓得天独厚！他功底札实，膂力过人，双臂和腰腿都有极好的灵活度，因曾专攻猿公腿法和地躺，两条腿韧健劲捷，上下左右运用自如，是我所见过的最好的武术腿功。群炎的苗刀得自郭长生先生，曾与马英图高足弟子牛增华相濡以沫，互有启发，到兰州后又得到马凤图指教。他的苗刀得益于传授正，用功勤，领悟高。最重要的，又肯努力参照古代图谱，寻根溯源，阐幽发微，直逼先贤堂奥。说实在的，这是许多人做不到的，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有很多共同语言，也总是受到先父生前的一再奖许。“文革”中，我们曾朝夕相处，忧喜与共，当时唯一的乐趣就是在先父指导下研习武术，从陆合枪到风磨棍，从劈挂拳、八极拳翻子拳到鞭杆的五阴、七手……当然，也包括苗刀。我正式确立苗刀为研究对象，是受了群炎的启发，在刀法运用上，从基本刀势到起落辗转、进退坐作，都受到群炎的教益，至今心存感念。以我之平生所见，也以我之武学素养和识见，我以为当代真正懂得并能表达苗刀精义的人只张群炎先生一人而已。其他没有显山露水的高人也许还有，我没见到，不敢妄断有无。仅以我所亲眼经见者，包括官封的“大师”之流，均不足以与群炎同日语。至于商品化大潮之下，某些钓名射利之徒，胡编滥造“苗刀”以自炫，蝇营狗苟，妄自得意，何足道哉！
    “苗刀”是中日古代武艺交流的珍贵结晶，尽管它已经存在了数百年，但我们对它的研究还很肤表，许多问题还不曾涉及，甚至于不曾提出来作为讨论的话题。同时，深入挖掘资料是研究工作的前提，这方面的工作也还远远没有做好做足。总之，我这篇东西也仅仅是起了个头而已。当代中国武术不断浅薄化的浊浪已经浸漫到了传统武术领域，连苗刀这样的古典武艺精品也不能免受其害，真不能不让人忧心如酲。于是，尽我所能的考证一下双手刀的源流，借以揭示一下中国武术这问学问的深广，希望能有助于苗刀从浅薄化的纷扰中解脱出来，也希望对大家一起来重塑中国武术尊严有所助益。文内如有错误，恳望专家不吝批评。


文明其精神 野蛮其体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