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东西文化的差别是讨论了很多年的问题,有很多不同的说法,有的甚至扯到了生理和食物上,我认为这些都是蹩脚的“唯物观”,没有抓住本质,朱光潜老先生在《谈美》中兼论了东西文化的差别,我将其精要整理如下,为了便于串联夹杂了一些本人的观点:
西方社会表面上以国家为基础,骨子里却侧重个人主义,东方社会表面上以家庭为基础,骨子里却侧重兼善主义,中国古代文人往往光阴于仕宦羁旅,陶渊明那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句看起来很田园脱俗,要知道,表面的宣示,实际上对应的是内心对其反面的回避,既然刻意回避,表明他对仕途在意。陶渊明都如此,古代文人没有一个脱离了仕途,人道,功利。钟情于人世必淡泊情趣,见花是花,见佛是佛,“在爱情中只见到爱情,在自然中只见到自然”,不能有深一层的悟。
西方文人受宗教神秘主义的感召,对事物有一种向深向远求索的精神,如华兹华斯的《听滩声》“一种精灵在驱遣一切深思者,和思想对象,并且在一切事物中远旋”。这种精神和中国诗人与自然默契相安的态度显然不同。西方人感情丰富就丰富在这里。
文化好比花朵,哲学和宗教是其土壤,只有土壤深广,肥沃,花朵才能根系发达,枝叶茂盛。在中国荒瘦的文化土壤中却长出了唐诗这样的奇葩,是值得庆幸的,但神韵微妙格调高雅的中国诗,在深广方面却是不及西方诗。也是因此,中国文化作品只是优美而不伟大。伟大之所以伟大不在于数量也不在于体积,而在精神。康德对“雄伟”的定义是“绝对大”,从有限中现出无限才是“雄伟”。
就民族性说,中国人颇类似古罗马人,处处都脚踏实地,偏重实际而不务玄想,所以就哲学说,伦理的信条最发达,而有系统的玄学则寂然无闻,就文学说,关于人事及社会问题的作品最发达,而凭虚构的作品则廖若晨星。中国民族性是最“实用的”最“人道的”。它的长处在此,它的短处也在此。它的长处在此,因为以人为本位说,人与人的关系最重要,中国儒家思想偏重人事,涣散的社会居然能享到二千余年的稳定,未始不是它的功劳。它的短处也在此,因为它过重人本主义和现世主义,不能向较高远的地方发空想,所以不能向高远处有所企求。社会既稳定之后,始则不能前进,继则因其不能前进而失其固有的稳定。。。。我想这是中国朝代更替,也是现今社会浮躁缺乏活力的根源吧。
西方社会表面上以国家为基础,骨子里却侧重个人主义,东方社会表面上以家庭为基础,骨子里却侧重兼善主义,中国古代文人往往光阴于仕宦羁旅,陶渊明那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句看起来很田园脱俗,要知道,表面的宣示,实际上对应的是内心对其反面的回避,既然刻意回避,表明他对仕途在意。陶渊明都如此,古代文人没有一个脱离了仕途,人道,功利。钟情于人世必淡泊情趣,见花是花,见佛是佛,“在爱情中只见到爱情,在自然中只见到自然”,不能有深一层的悟。
西方文人受宗教神秘主义的感召,对事物有一种向深向远求索的精神,如华兹华斯的《听滩声》“一种精灵在驱遣一切深思者,和思想对象,并且在一切事物中远旋”。这种精神和中国诗人与自然默契相安的态度显然不同。西方人感情丰富就丰富在这里。
文化好比花朵,哲学和宗教是其土壤,只有土壤深广,肥沃,花朵才能根系发达,枝叶茂盛。在中国荒瘦的文化土壤中却长出了唐诗这样的奇葩,是值得庆幸的,但神韵微妙格调高雅的中国诗,在深广方面却是不及西方诗。也是因此,中国文化作品只是优美而不伟大。伟大之所以伟大不在于数量也不在于体积,而在精神。康德对“雄伟”的定义是“绝对大”,从有限中现出无限才是“雄伟”。
就民族性说,中国人颇类似古罗马人,处处都脚踏实地,偏重实际而不务玄想,所以就哲学说,伦理的信条最发达,而有系统的玄学则寂然无闻,就文学说,关于人事及社会问题的作品最发达,而凭虚构的作品则廖若晨星。中国民族性是最“实用的”最“人道的”。它的长处在此,它的短处也在此。它的长处在此,因为以人为本位说,人与人的关系最重要,中国儒家思想偏重人事,涣散的社会居然能享到二千余年的稳定,未始不是它的功劳。它的短处也在此,因为它过重人本主义和现世主义,不能向较高远的地方发空想,所以不能向高远处有所企求。社会既稳定之后,始则不能前进,继则因其不能前进而失其固有的稳定。。。。我想这是中国朝代更替,也是现今社会浮躁缺乏活力的根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