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旧货市场上，也不乏新货，例如对本人不合体的新服装，家用电器，以及新布料、鞋帽、服饰尾货等，甚至还有电子器件和芯片，更有各种书籍。类似于现在网上的“淘宝”，这种市场上的货品五花八门，应有尽有。有人淘到一本原版英文小说“飘（Gong with the wind）”，我也淘到一些有用物品和书籍，居然还淘到希特勒时代的邮票。
在各种货摊之间，也不乏街头画家、街头音乐家之类。曾经看到一对青年男女在街头演奏小提琴，形象清丽，衣着得体，演奏技巧娴熟，为周末的自由市场增添了韵味。琴盒摆放在前面，有人不时扔进硬币。他们并非生活所迫为了挣钱，而是在追求一种情趣。

还看到一位街头画家，装束很有风格，画肖像的水平不低。

荷兰人是富裕的，感觉他们安居乐业，生活安逸幸福，在那里待得越久，这种感受越深。
但是他们的私有观念很强，物权意识极浓，我的东西和财产就是我的，我可以借给或赠与其他人，但决不能共产。
周末到附近散步，看到令我震惊的一幕：在一片湖水旁，一位女士带着她的儿子（那个洋娃娃和我儿子差不多一样大），正在用面包和香肠喂野鸭子。那是我儿子都吃不到的高级食品，他们居然用来喂野鸟。那些野鸭不怕人，还主动上岸要吃的，可见是吃惯了嘴。

有一天，同组的一位荷兰人告诉我：他的岳父和岳母昨天离婚，今天再结婚。我惊奇地问：老两口没事找事折腾啥？他解释说：他们的共同财产多到了一定地步，税收要上一个台阶。昨天离婚，共同财产二一添作五；今天再结婚，婚前财产各归各，都够不上那个台阶。这属于合理避税。
良好的社会风气，是由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做支撑的。因为穷人的生活有保障，所以社会比较平和安定，这也为发展经济创造了条件。经济发展了，大家的工资待遇就高。这里无论何种行业，只要认真工作，收入就不菲。听说有一位华侨老太太，原来是温州郊区的农民，前几年来这里投奔儿子。老太太只会种地和做家务，别无所长，但会炸花生米。就凭这一招，老太太赚了许多钱。当她把大把的外汇寄回家乡时，家乡的村民吓了一大跳。

对于这里的民风，有一件事留下深刻印象。有一个星期天，我们几位骑车到海滩去。正骑行在海牙市中心时，一位老兄的自行车爆胎了。一辆车出问题，大家都走不了。我提议补胎，这活计本人熟练，在国内时是拿手好戏，但是没有工具和材料也无济于事。于是敲开一家荷兰人的家，所幸这家的男主人英语很好，于是借来补胎胶水、砂纸、橡胶片等物，在马路边补车胎。
那位出借物品的荷兰人站在旁边，看到车胎补好了，但是车比较老旧，就说：“到海边还较远，这辆修好的车难免不出问题，我家有辆新车，你们先骑走，回来时再换车。”素不相识，如此友好和信任，的确让我们感动。

我在海牙街头补车胎

回去的路上，按照地址找到了哪位好心人，归还他家的新车，并一再致谢。没有带其它物品，只有一把小折扇，送给他做纪念。
几个月的感受，这里的社会风气可以用“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来形容。我问同组的荷兰人：这里有贼吗？回答是：有，但不会偷你，你不值得下手。有抢银行的。
另一个鲜明对比是，这里的许多政府部门都分散设置在普普通通的民居内，而不是在显赫位置的宏伟建筑中。政府对社会公布其各部门地址和电话，老百姓要找政府部门办事就按图索骥，而且办事效率很高，不会遇到“脸难看、事难办”的情况。

在此之前几十年所受的教育告诉我们：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待着我们去解救。
到了国外，看到真相，真正见识了人家的水深火热是怎么回事。有一位留学的本科生开玩笑说：“这里水深火热体现在：鹿特丹港口的水深，家庭壁炉中的火热。”看看人家的生活，对比我们过的是什么日子，那些多年的说教和灌输都变得荒唐可笑：应该被解救的到底是谁？
使馆二秘夫人比较敢说话，她是南方人，操着南方口音说：“拉（哪）个相信群众，拉个害怕群众，事情不是一清二楚的吗？”

柏林墙倒坍之后，东西德统一。德国法庭对那些射杀试图穿过柏林墙同胞的原东德军人警察进行了审判。那些行恶的军人警察，在法庭上为自己的行为作无罪辩解：“我只是奉命行事，因是职责所系。”法官质问：“难道你无法将枪口抬高一公分吗？”在我国，不会有这样的审判。
二十年后的2000年，我因合作项目到柏林访问，特别去参观了柏林墙旧址。在勃兰登堡门附近的商店里，看到柜台中摆放着当年柏林墙的大块和小块的水泥墙皮，被当作历史文物在出售，价格不菲。
社会现实，似乎比那些空洞的说教更有说服力。

7.潜艇风波
1980年12月，荷兰的莱因—斯凯尔特—维罗梅（英文缩写RSV）公司，与台湾签订了一项金额为5亿美元的军火交易合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项目是RSV公司为台湾海军建造2艘攻击型潜艇，这是当时台湾与海外的最大一宗军火贸易。
1981年2月27日，我外交部照会荷兰驻华大使，宣布“由于荷兰政府坚持批准向台湾出售潜艇的错误立场，中国政府决定立即召回中国驻荷兰大使，并要求荷兰政府也召回驻中国大使，两国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
于是，特命全权大使丁雪松奉召回国，由高杰代办负责大使馆事务。

正在两国明里暗里紧张斗法的节骨眼上，使馆的通讯设备出故障了：向国内汇报情况的紧急报文发不回去，国内高层领导的重要指示也接收不到，大使馆成了一个断线的风筝，在异国的土地上飘荡。
使馆机房的机务小王，是一位来自部队的技术人员，三天三夜没睡觉，想方设法就是鼓捣不好。机房是使馆的核心机要部门，还不能让老外涉足。要请国内的专家前来修理，短时间也不可能到达。有关人员成了热锅上的蚂蚁，辛苦忙乱却又无计可施。
使馆有人建议说：留学人员中各种能人都有，或许可以解决问题。有病乱投医，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他们了解到我在电子系学习，虽然所学并非通讯专业，但电子和通讯有不解之缘，于是就派了一辆小轿车来接我。

到了使馆后，直接进入放置通讯设备的2号楼，这里是机要部门，平时是不许留学人员进入的。进到机房，看到通讯设备是国产的军用无线通讯机，那是一个大铁皮柜，上面一个个铁抽屉，体积很大，占据了一面墙，是比较落后的电子管大功率设备。
80年代初，国内晶体管电路已经很普及，集成电路已使用得比较普遍，国外大规模集成电路已经广泛应用。而在使馆与国内热线通讯的这个关键部位，还在使用电子管设备，据说是因为老设备比较可靠。我所学也是晶体管电路和集成电路，对于电子管电路只是略知皮毛。但在当时当地，也找不到比我更为内行的中国人。既然已经上阵，就像专业不对口的医生面对垂死病人，总得出手，不能退缩。

机务小王向我介绍了出故障的过程和故障现象，我让他拿出系统组成框图，还是老式的用阳光晒的蓝图，铺在大桌子上，对着图纸为他进行分析。根据故障现象进行推理，我判断是功率放大级出了问题。
拉出功放级铁抽屉放到桌子上，仔细查看内部电路，看不到任何元器件有烧毁迹象，电路板和接插件也找不出毛病。又让他拿出功放级的电路图，也是一大张蓝图，铺在大桌子上为他分析这部分电路的各个环节，以及各种元器件的可靠性，推测出出故障可能性最大的是功放管6P6，其次是电解电容。问他有无6P6备件，他说有，立即换上，再把铁抽屉装入柜子，开机试验，一切搞定，前后不到半小时。

几天没睡觉的小王又高兴又感慨，感叹道：“我怎么就不会做这样的分析推理呢？”我心里说：难道我们的书都是白读的？
不久，教育部召集各国的留管干部回国述职，荷兰留管干部老陈在教育部的汇报会上大肆宣扬此事，借以说明他领导有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