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崛起——激情岁月

怎么不更了？

柯尔伯是路易十四重用的宠臣，他大力推行重商主义政策，其主要内容可概括为三方面：
一是保护和扶植国内手工业。通过给工场主发放贷款，封赐特权，颁发补助金，由国家出资兴建皇家和私人手工工场，招徕国外能工巧匠提高技术，发展手工业生产。他先后颁发有关手工业生产的法令达190项。
他要求一个秩序井然的环境，在1669年的一项法令中规定了纺、织、染等行业的标准工序，甚至规定了各种布料的长度、宽度和厚度，他下令不合格产品要公开展示，而伪劣产品制造者要戴枷游街。他要求所有男性都得工作，他把孤儿院的孤儿送入工厂做工，乞丐也是一样，他得意洋洋地向路易十四报告说，现在连小孩都知道在商会中赚钱了。
而路易十四对那些工厂主大加赞赏，他视察工厂，允许在精美产品上镌上王室徽章，他提高商人待遇，甚至给予一些大商人贵族头衔。在种种政策刺激下，法国的工业发展迅速，其中一些工厂的管理已达到资本主义的阶段，一些产品可以销往世界各地。
二是实施保护关税政策。柯尔伯发现虽然国家已经在政治上统一，但是各封建领地却设置重重关卡，以保护自己的工业，从奥尔良运到南特的货物需要在28个关口付税，这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于是他建立了包括法兰西岛、诺曼底、皮卡尔迪、香槟、勃艮第等14个省的关税同盟，在同盟内部，撤销关卡，实行商品流通自由。
1664年，当他得知一些进口商品销量大增时，他提高了对这些货物的进口税，当他发现这仍然没法控制销量，他干脆禁止这些商品的进口。他对基本原料出口加重税，却对奢侈消费品降税。
三是发展商业，尤其保护法国对外贸易，支持建立对外贸易公司，先后组建西印度公司、东印度公司、北非公司等，发展对外殖民贸易，并通过外交途径与土耳其、丹麦、瑞典、英国等国签订商约，保护法国商人利益。同时发展海上运输业，使法国商船总吨位从1664年的12.5万吨～15万吨，增加到1688年的22万吨。

封建国家的重商主义政策客观上保护了新兴的资本主义经济，促进了资本原始积累。路易十四统治前期，法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很快的发展，出现了空前的繁荣。
路易十四早期听取财政大臣柯尔伯的建议，遣散了不打仗的部队，进行了财政改革，逐步偿还了国债，他在不到15年的时间里，把“达依税”减少了400万，其他税收也减少了一半，偿还了债款。而这些竟没有增加人民的负担。法国的农民们至今还在传诵他的话“要让乡亲们的每个礼拜日锅里都有一只鸡”。
平实的话语，为路易十四赢得了更多农民的尊敬。人民对他的敬仰也来自于他的勤政。路易十四可以被视为君主勤政的典范，他的勤勉程度堪称法国历代君主之首。而在当时，法国人都知道这位国王的勤奋，他每天工作8个小时，每周6天，从不间断。他在位54年，躬亲政事决不松懈。
1686年，他做完一次肛瘘切除手术，当晚就主持参政院会议，其间，汗流如注。第二天他仍坚持会见外国使节，病痛使他脸都扭曲了，但他一直坚持到仪式结束。当然，他参加会议决非摆设，他参与会议均经过详细准备，不经过与大臣的认真商讨绝不因一时冲动作决定。他还经常突然走进大臣办公室，看看他们工作的情况。

荷兰大使曾写道：“真是令人难以相信，这位年轻的君王以何等迅速、清楚、决断与智
慧来办理公事，他以极愉快的态度对待人，以极大耐心听取意见，仅这一点就足以赢得人们的好感。”
同时，路易十四还表现出一种亲民的姿态，他说：“我赐予臣民不分贵贱，都有在任何时候亲自或书面向我进言的自由。”虽然很少有人这么做，但他的态度博得了人民的极大好感。
当然这只是一方面，路易十四还是一位好大喜功的君主，他非常喜欢展现帝国的辉煌与荣耀，而展现的方式是大兴土木和高贵堂皇的奢侈生活，当然还有最能展现国王伟大之处的战争。他认为国家应有一个权威中心，而这个中心应该被装饰得无比辉煌，以配得上他的勋业。
他是一个大手笔的演员，他一生都在演绎一种王者风范，他起床和就寝都是一项复杂的仪式，通常有数十人到上百人在场，大贵族充当贴身男仆。就餐更是一项“国家级”礼仪，全国各地的仰慕者获准观摩他的用餐过程。在他接见外国使臣的时候，他的衣服上以金线织成花边，镶嵌钻石，一件衣服价值1250万里弗尔。他慷慨地赐予他的无数情妇以大量珍贵珠宝和财富。
路易十四推行对外战争的最大目标是将法国北部的西属尼德兰和东南方的弗朗什—孔泰纳入法国版图，这位太阳王亲临战场，随行有众多的贵妇和一个用中国丝绸做成的豪华帐篷。但这引起了欧洲列强的集体恐惧，他们联合起来反对。不过，欧洲列强仍不敢放手一搏，因为此时法国的力量已经到了一个谁也不敢轻易与之作战的阶段，于是各国又回到了谈判桌，而路易十四也得到了他梦寐以求的大片领土。
在他攫取的土地中有一个岛叫科西嘉，路易十四并不知道就是这个岛上诞生的一个孩子日后会成为他的子孙乃至整个欧洲最大的敌人，那个孩子叫拿破仑。
此后，路易十四又数次进行大规模战争，这些战争大多得不偿失，这一切的重担都将压在老百姓身上，1694年，一位主教报告说，在其教区每年有400人饿死。

“我将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托付于你们，这就是我的名声。”
这是路易十四对他的艺术科学院的讲话，凸显他对艺术力量的推崇。而法国艺术存在的载体就是巴黎和凡尔赛宫，这也是波旁王朝自身的光环所在。连他的宠臣柯尔伯也说：“陛下知道，在没有显赫战争行动时，没有什么比建筑更能体现国王的伟大了。”
路易十四要把巴黎建成自古罗马以来最伟大帝国的首都。一切都按罗马帝国的样子在复制：街道、码头、商场、喷泉……城市在复制中建造着。
巴黎，迅速成为欧洲的中心。这座城市，连同它所代表的生活方式一起，成为欧洲国家上流社会的楷模。奥地利、普鲁士都决心以此为榜样重塑首都。最著名的效仿者当属俄国沙皇彼得大帝，为了彻底学习并且超越巴黎，他干脆重新兴建了一个新首都圣彼得堡。
时光流逝，我们现在看到的巴黎，经过19世纪的一次改造，已经不是路易十四时代的巴黎。只有巴黎西南郊的一座宫殿——凡尔赛宫，成为人们遐想那段历史的最佳标本。
1661年，路易十四因为讨厌卢浮宫的阴沟发臭，担心巴黎再闹事，又不满圣日耳曼宫的狭小，下令建造凡尔赛宫。
1685年，有3.6万人、6000匹马为凡尔赛宫工程工作，有时还日夜轮作。到1690年，凡尔赛宫的建筑物、家具、装饰、庭园和水渠，总共加起来，花费2亿法郎。这里的面积如此巨大，据说路易十四需要坐马车才能在一天之内匆匆游览一遍其大体面目。
路易十四花了数十年时间建起来这座富丽堂皇的王宫，并将它作为一个硕大舞台，进行自己的政治表演和法国的文化表演。

从规模到设计，作为古典主义艺术最大作品的凡尔赛宫处处体现着王权的至尊。
这里的确像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剧场，在凡尔赛宫的大厅里、花园中，就如同在公共的舞台上，每天都在上演着关于王权的精彩剧目。路易十四是当然的主角。
在这里，贵族们的心思沉迷在盛大的舞会上，心计用在向国王争宠的生涯中。渐渐地，他们的脸上已经不再有违逆和反抗的表情，他们在国王的视线里勾心斗角，在强大的王权面前偃旗息鼓。
凡尔赛宫内的镜厅，长75米、宽10米，它有17个大窗户，窗户的对面就是举世闻名的357面大镜子。当时这些镜子天天映射着路易十四时代的盛世浮华。
这些镜子里有过盛大的宫殿舞会，有过各行各业的艺人的精彩表演，有过种种娱乐节目，锦标赛、打猎、网球、游泳、划船、晚宴、舞会、舞蹈、芭蕾、歌剧等。
还有比这更富丽堂皇的情景吗？
当乐器与歌舞相得益彰，当火炬与星光照耀着舞台，凡尔赛宫简直成了人间天堂，357面大镜子里，1000支烛光照耀下，盛装的男女，优雅地翩翩起舞。
这就是凡尔塞宫，这就是巴黎。
凡尔赛宫同时也成为一个向世界展示法国文化和艺术的大展台。
直到今天，走进凡尔赛宫的镜厅，仍然会被扑面而来的奢华所震慑。
到此参观过的其他君主对凡尔赛宫的玻璃、挂毯、大理石花边等等一切无不惊诧不已，回国后纷纷刻意效仿。是的，即便不能像彼得大帝一样建一座城市，至少可以模仿一座宫殿；即便不能建一座同样的宫殿，至少可以效仿法国人的艺术品位。法国艺术由此风靡欧洲。
1662年，杜伊勒里大广场，一场盛大的芭蕾舞会正在举行，这是路易十四为了庆祝他的儿子多芬出生而举办的。
路易十四，这个法国最著名的君王，具有俊美的相貌，虽然只有5.5英尺高，但看起来要更高些，他身材强健优雅，不仅是一个高明的骑士，更是一个舞蹈爱好者。他认为舞蹈是“锻炼身体最好与最重要的训练”。
1651年，15岁的路易十四参加宫廷芭蕾《卡珊德拉》的演出，扮演“太阳神”阿波罗。1653年他在《夜之芭蕾》中又扮演了“太阳王”的角色，从此便以太阳王自居，人们都称他为太阳王。太阳，正是路易十四赋予自己的标识——他认为自己如同太阳一样，世间惟一，光芒四射。

为了提高芭蕾的表演技术水平，路易十四于1661年下诏创办了“皇家舞蹈学院”，任命宫廷舞蹈家皮埃尔·博尚为首任院长。博尚和13位舞蹈大师一起，对流行于欧洲各个宫廷的舞蹈及民间舞蹈进行了搜集和整理，并且建立了芭蕾教学体系，据说流传至今的芭蕾舞中许多动作的规格、名称和术语，如双腿“外开”、脚的5种位置等，就是那时候制定的。
当然，路易十四不仅是对舞蹈这一项感兴趣，他也喜欢戏剧。1660年，他赐予莫里哀“
王室侍从”头衔，使他得以出入宫廷。莫里哀以及他的剧团首次成功的剧目是《可笑的女才子》，讽刺了17世纪法国沙龙那些贵夫人的矫揉造作，比如她们说“把我的和风拿来”，其实是说“拿扇子来”，“服装的较低部分”就是“裤子”。
路易十四把这出戏召入宫中看了3遍，还赏了剧团3000里弗尔，而对于一出《想像中的绿帽》，路易看了9次。这些戏如此犀利地揶揄贵族阶层，在当时是件大事。一位贵妇人在看戏的时候站起来大叫：“有种！有种！莫里哀，这是好喜剧。”
要创作这样的剧作，当然会得罪人，有许多人在路易十四面前说莫里哀的不是，但路易十四始终支持莫里哀，1664年，路易十四任命莫里哀为宫廷娱宾总管。这一年，莫里哀完成了他最伟大的作品《伪君子》。
这一作品还没上演就遭到宗教势力的抗议，一位主教向路易十四指责莫里哀是“一个人，或者不如说是恶魔化身的人，历来最不虔诚、最放荡的人”，要求严惩莫里哀。路易十四面对汹汹反对之潮，不敢同意公演，但同时斥责了那个主教的请求，并为莫里哀的剧团提供保护，还把莫里哀的年薪提到6000里弗尔。这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了路易十四的立场。
过了几年，路易十四口头同意演出此剧，随后外出指挥作战。但是在他离开巴黎的那段时间，《伪君子》被巴黎总主教下令禁演、禁读、禁听，违者开除教籍。莫里哀声明，如不让演，他就退休。路易十四回巴黎后马上安抚暴跳如雷的剧作家，解除了禁演令。从1669年2月5日开始，此剧连演28场，为抢购入场券，许多观众几乎窒息而死。这是莫里哀戏剧生涯最辉煌的一幕，在所有法国古典剧中，它上演次数最多。
在莫里哀曲终人散之后，教会不允许他下葬于教地，路易十四依然维护这位剧作家，向主教下了道密令，允他归葬于圣约瑟墓园。从某种程度说，正是路易十四时代成就了这位戏剧大师，无法想像没有路易十四的宽容，莫里哀能否得到如此生荣死哀？法国戏剧乃至文化能否如此丰盈？
当然，路易十四的爱好十分广泛，他曾不遗余力地推动建筑、绘画等等艺术形式的发展。1655年，绘画雕刻学院荣获路易十四的特许状，成为第一所用来训练艺术家的学院。
1664年，柯尔伯在路易十四的支持下，重组绘画雕刻学院为皇家艺术学院。1671年，他又成立了皇家建筑学院，激发艺术家从事建筑与装饰来体现国王认定的优美格调。他还在罗马成立法国皇家学院，在巴黎荣获罗马奖的学生由法国政府送到意大利留学5年，他们学习古典与文艺复兴时代的各种艺术，并赋予这些艺术华丽的法国风格，产生了一系列让世人赞叹的艺术作品。正如后世有人认为，“法国艺术并不如某些人所怨尤的，带有罗马风格，反之，罗马的艺术附属于路易十四”。
路易十四是慷慨的艺术赞助者，他的画廊中的画从200幅增加到2500幅，多数是委托法国艺术家所作，他每年花在法国艺术品上的金钱达80万里弗尔。在他表彰艺术家，和向画家伦勃朗和建筑师芒萨尔赐爵时，有人对此不满，路易十四说：“我在15分钟内可以策封20个公爵或贵族，但要数百年才能造就一个芒萨尔。”
路易十四还大量购买意大利古典和文艺复兴时期作品，以至教皇下令禁止艺术品外销，
惟恐意大利成为艺术荒漠。
各地效法巴黎，贵族学习国王，整个社会风气都在尊崇艺术，各个城市纷纷开设艺术学校，建筑师、画家、作家、舞蹈家、陶艺师在拼命表现法国的梦想和国王的荣耀。
路易十四时期的艺术成就十分广泛，使得前朝和以后的朝代都相形见绌。而产生这种情形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政府的大力赞助。这种艺术赞助和国家化的结果推进了整个法国艺术的水准，而且当时的艺术中总是有着太阳王的骄傲和格调，无论是在宫廷、教堂中，还是在雕塑、绘画、陶器上。

正是通过路易十四时代的一批杰出艺术家，如舞蹈家博尚、音乐家吕利、剧作家莫里哀等人的努力，形成了法国艺术的古典主义审美情趣。
伏尔泰评价说：“路易十四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艺术赞助者。”他“对艺术的奖励，要比所有其他的君王们来得大”。
一直对路易十四没有好感的圣西门公爵也不得不承认，路易十四的风范开始在宫廷中流行，由宫廷传到全法国，由法国传到全欧洲。
文化之都巴黎，一个聚焦全球目光的世界舞台，就在这一时期诞生了。
而此时“太阳王”的光芒的确笼罩了整个欧洲。处在历史上最强盛时期的法国，在文化和政治上取得了双重的霸权。在路易十四带领法国取得如此成就的时候，俄罗斯的彼得大帝刚刚开始他的改革，英国仍处于内乱和光荣革命，而德意志依然小国林立，日后那个庞然大物美利坚合众国那时还是欧洲列强的殖民地。在那个时代，欧洲最耀眼的就是“太阳王”的光辉。
而凡尔赛宫的象征意义在于，它承载着路易十四时代的双重辉煌：一方面，这里是法国绝对君主专制的中心；另一方面，这里是欧洲文化艺术的中心。
令人回味无穷的是，这双重辉煌也是大革命以及大革命思想的根源，正是路易十四在政治上的专制，为大革命埋下了种子，而他成就了一个引领欧洲思潮的文化大国，为大革命思想的诞生和传播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基础。
不过在17世纪末的时候，“太阳王”的光辉已经有点黯淡了。1707年，沃邦侯爵在一本《谈十一税》书中描述了当时法国的穷困：“几乎十分之一的人成了乞丐……若再无补救之法，人们将陷于万劫不复之地”，“这阶层(下层阶级)的人们因战争的需要和尽量节省，如今已生活于衣衫褴褛和破旧草屋之中，任其田地荒芜”。他建议改革税收制度，予民休息。
而路易十四说这位老军人是梦想家，说他的计划在战争的危机中会颠覆王国的经济，并让人们耻笑这本书。很快，沃邦侯爵去世。农工商都处于困难之中，里昂大多数商业都倒闭了，而税收和战争仍在继续，凡尔赛的奢侈也依然如故。
而法国为它的奢侈生活和对外战争付出的代价是1715年的25亿里弗尔巨债，而当时每年的税收不过1.45亿里弗尔，政府支出需1.4亿里弗尔。
一些巴黎穷人用宗教文体写了控诉文：“我们在凡尔赛的父，人们不再尊您的名为圣，您的国不再伟大，您的旨意不再行于地上和海上。”
这段话可以视为路易十四时代的辉煌的终结，而法国此后的动荡乃至席卷整个欧洲的革命都肇基于此。
应该说是君主专制制度使路易十四成就了“太阳王”的荣光，它对于国家统一、推进发展方面有它的突出作用，但这也是一把双刃剑，随着时间的推移，专制王权开始滑向历史的对立面，强大的权力集于一人之手却没有有效的约束机制，当路易十四兢兢业业谋发展的时候，对这个民族自然是件好事，但当他把大量的资源用于营造所谓“光荣”的时候，这个民族就要为此付出惨重代价，这也是一个专制者在顺境时经常会做的事情。
后来，19世纪法国著名政治家和历史学家基佐说：“17世纪的法国政府居欧洲文明之先，到18世纪，它消失了。在这一事实中，我们发现了绝对权力无可挽救的弱点和分毫不爽的后果。……没有一个绝对专制的政权受到过它的时代和国民如此充分的赞许，对国家和整个欧洲做出过更实在的功绩。然而就因为这个政府只信奉绝对权力的惟一原则，就建立在这个惟一基础之上，那么它的衰落接踵而来也是理所当然的。路易十四统治下的法国没有一种机制能保证国家抵制不合法理的行动，或能保证政府不受时间无情的摆布。路易十四统治末期，走向衰老的不只是他本人，而是绝对权力的整个系统。到1712年，纯君主制已经像君主本人一样筋疲力竭，而危害更加严重。”
1715年9月1日，路易十四逝世。死前他对群臣说:“我深信，你们仍将记得我。”他对5岁的孙子路易十五说：“孩子，你将成为伟大的国王，不要模仿我对于建筑和战争曾有的嗜好，相反，你要尝试与邻邦和睦相处。……努力带给百姓舒适，这是我很遗憾地未能倚重到的。”
他的葬礼没有得到人民的眼泪。杜克洛说：“许多人当灵柩经过时，甚至认为不值得去侮辱一番。”人们认为是路易十四对权势与荣耀的喜好，导致法国濒于毁灭。
后来歌德写道：“路易十四是自然造就的帝王的完美样本，但是这样做，却使他自身耗竭，且毁掉了模子。”
拿破仑说：“路易十四是个伟大的国王，是他造就了法国成为国际中第一流的地位，法国自查理曼大帝以来，又有谁能在各个方面与他相比呢？”
而阿克顿勋爵的评价是：“他是现代国王中，至今为止最有能力的人。”
是的，这位毁誉参半的国王一手创造了法兰西的伟大，带给法国统一的国家和在西方世界不容置疑的文化主导地位，当然他为了造就这一切选择了一条最浪费的道路，奢侈、挥霍、压榨人民。
正如后人所说：“至今仍处于他光辉荣耀下的法国，已经学会去宽恕他为造就法国的伟大而几乎毁灭了它的事实。”

审核你到底在干嘛？NC旗你给发，不良信息你给发，骂人信息你给发，凭什么我这普及历史的就不给发？你怎么那么能吞？

1680年12月26日，一颗彗星划过了巴黎的夜空。对现代天文学一无所知的巴黎人惶恐不安，以为大祸即将来临，认为这是“千祸之兆”。巴黎人不知道彗星产生的原因，但是他们的预感并没有错，盛极一时的路易十四时代由此开始走向衰败。而另外一个新的时代已经站到历史的门口。这就是启蒙时代。
17世纪～18世纪的欧洲，处于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随着西欧各国资 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同腐朽的封建制度的矛盾日益尖锐，一批先进的思想家勇敢地高举理性的旗帜，批判封建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抨击中世纪的神学教条，清扫封建社会的传统和愚昧，幻想建立一个合乎理性的社会和国家。
同时，随着近代科学技术和理论的发展，特别是英国科学家牛顿万有引力的发现，使人们认识到，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方法同样可以应用到对人类社会的历史和现状的研究中来。启蒙运动涉及宗教、哲学、政治、经济、科学、史学、文学、美术等各个方面。

伏尔泰坐不住了。他挺身而出，决心为维护人的尊严、为争取信仰自由而奋斗。他凭借他的影响力四处活动，坚持不懈地与教会斗争了3年。终于，巴黎高等法院重审此案，蒙受不白之冤的卡拉及其一家得以昭雪。这例案件的完满解决被视为民主思想的一次伟大胜利。
伏尔泰竭力推崇“开明君主制”，但这一思想没有得到路易十五的回应，倒是欧洲其他一些君主，比如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表现出极大兴趣，这些真假难辨的“开明”君主对他的学说报以热烈掌声，邀请他访问，但是谁也没有真正贯彻过他的学说，更多的是为自己的统治蒙上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
但是，毕竟这些万乘之尊知道伏尔泰的力量所在，他们知道这代表着时代的潮流，他们想通过伏尔泰和启蒙运动去巩固自己的统治，而不是逆流而动，被时代拍得粉碎。
启蒙运动确立的许多原则，至今仍为世人秉承。而其中最根本的一点，正如马克思所说：“使他认识到自己是人。”由此，在一个大写的“人”字之下，“自由”和“平等”成为价值核心。
美国科学家、杰出的自由斗士富兰克林把孙子带到伏尔泰的面前请求赐福，伏尔泰用英语说：“我的孩子，请记住上帝和自由这两个词吧！”
对人性的认识和对人权的主张，席卷了整个18世纪的欧洲。在启蒙运动最盛行的法国，思想最终演变成行动。
18世纪60年代的一天，一个法国邮政员正在分拣邮件，却发现了一封奇怪的邮件。这封信上，并没有收信人的具体地址和姓名，只见信封上写道：寄给诗人之王，人民的哲学家，欧洲的守护神，祖国的喉舌，国王的历史学家，英雄的歌颂者，风雅事物的最高鉴赏家，艺术的保护者，惜才的善人，天才的知己，一切迫害的谴责者，宗教狂的对头，被压迫者的救星，孤儿的慈父，富人学习的榜样，穷人的靠山，善人的典范。
邮递员瞠目结舌，呆立当场，应该投递给谁呢？有谁配得上如此头衔？邮递员认为，只有一个人才配得上这些尊贵的称号。于是，他把这封信送到了伏尔泰手中，果然送对了。

1778年伏尔泰回到巴黎时，万人空巷，群众向他欢呼致敬，场面之大令任何一次皇家仪式都黯然失色。
在巴黎西岱岛的南岸，塞纳河边有一座咖啡馆，名为“伏尔泰咖啡馆”。这里并不是伏尔泰饮咖啡的地方，而是他游历欧洲各国归来时最后的居所。
1778年3月30日，84岁高龄的伏尔泰从这里慢慢走了下来，前往卢浮宫参加学术团体会议。就在当天，剧院里再次上演他的诗剧《伊莱娜》。演出结束后，伏尔泰站在舞台上，演员们用月桂编织的花环为他加冕。因为在法国人心目中，除了国王，还有一位思想和艺术的君王。
坚持一生、顽强地带领欧洲启蒙运动的伏尔泰不仅获得了民众的尊敬，而且成为凡尔赛宫的座上常客，国王和贵族们也一样崇拜这位思想的天才。
这就是法国。国王对思想家的宽容，培育了社会的思想能力，而社会对思想家的崇敬，超过了对国王的忠诚。正是因为如此，这个不断孕育并不断输出思想的国度，能在漫长的历史和曲折的发展中，始终以一个大国的姿态影响世界，并最终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
在伏尔泰咖啡馆转角处刻着一行字：“伏尔泰，1778年5月30日在这里去世。”
多才饱学、博大精深、文笔隽永、幽默风趣的伏尔泰被安葬在巴黎的先贤祠中，棺木上写着这样一行字：“他拓展了人类精神，他使人类懂得，精神应该是自由的。”
在他对面安息的是卢梭。棺木中伸出的一只手，捏着一支火焰浓烈的火把。这支火把很快将点燃一场惊天动地的革命，点燃整个巴黎乃至整个世界。

歌德说：“伏尔泰结束了一个旧时代，而卢梭则开辟了一个新时代。”
一位出身贫寒的人，出生不久，母亲去世，父亲弃他而去，在孤独中流浪达12年之久，被社会和文明所排斥，被视作危险的反叛分子；在他人生中的最后几个月里，才亲眼看到最反对他的人对他的尊敬，在他死后，影响竟胜过伏尔泰，后辈哲学家也多受他的影响；他使法国民气提升，激发了浪漫运动和法国大革命；他是18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作家和思想家，他就是卢梭。
卢梭，1712年出生于日内瓦，他的父亲不知何故，抛妻离子，在君士坦丁堡呆了6年，后来突然回家，而卢梭就在这时期出生了。卢梭自己说：“我就是他这次归来所结的不幸的果实。”
卢梭做过家庭教师，甚至以替人抄写乐谱来维持生计，时常遭人白眼，由于长期颠沛流离的寄人篱下生活，他萌发出“对于不幸的人民遭受痛苦的同情和对压迫他们的人所抱的不可遏止的痛恨”。
1749年夏天，法国著名的高等学府第戎学院，贴出了一个征文启示，征文的题目是:科学和艺术是否有益于敦风化俗？
一个中年男子走在去范赛纳监狱探望朋友的路上，他偶然看到了这个征文启示，于是在同狱中的朋友见面时，谈到了这件事。在他的这位朋友——狄德罗的鼓励下，他决定撰文应征。
第二年征文结果公布，他的论文竟以第一名入选，得到了一笔奖金。从此，这个不出名的中年男子引起全法国的瞩目。他就是卢梭。1753年，第戎学院举行第二次征文比赛，这次的命题是：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起源为何？其是否为自然律所认可？
卢梭深受刺激，他说：“使我大为惊讶的是，学院竟然有此胆量提出。但是，既然它有此勇气，……我即刻着手探讨了。”
他为自己论文起的名字是《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这篇论文并没有获奖，但是，1755年6月，这篇论文出版之后，卢梭再次成为巴黎沙龙的热门话题。
在论文里，卢梭探讨恶的根源，指出产生不平等的原因。他更明确地将人的“自然状态”与“文明状态”对立起来。在原始时代，人相对孤立，但是，当人们需要抵御各种灾害时，或是为了满足越来越多的复杂需要时，他们就开始结成群体，进入“自然状态”的第二阶段。这个自然状态并不存在着恶。但自从人结成社会、懂得说“这是我的”以后，私有制就诞生了，一切都变质了。因为“自从人们觉察到一个人据有两个人食粮的好处的时候起，平等就消失了……不久便看到奴役和贫困伴随着农作物在田野中萌芽和滋长”。随后，拥有财产者为了确保他们的地位，就开始设立国家，制定法律。
对于如此国家，人民就应该用暴力推翻它，这种以暴制暴的原则是卢梭政治思想中最大胆、最为革命的部分，他设计出一套绝对民主制，认为真正的统治权力应该属于全体人民，只有符合全体人民意愿的政府才是合法的政府。它为大革命提供了理论的依据，罗伯斯庇尔照着这种方式进行了一次惊心动魄的实验。
《社会契约论》是卢梭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开辟了现代政治哲学的先河。法国当局对它严加防范，这本书后来被雅各宾党人奉为圣经，雅各宾党的党魁罗伯斯庇尔自称是卢梭的传人。而正是罗伯斯庇尔铡了路易十六的项上人头。
卢梭在启蒙思想家中算得上是一个异类，大多数启蒙思想家所说的革命是人类思想的革命，以科学理性来代替宗教狂热和战争的一种革命，是以和平手段实现社会改革的方式。而卢梭的则更为激进，他的主张是“人民主权”，誓把君权打翻在地。卢梭说：“我们决定把愚蠢的、有奴性的动物变成有知识、有人性的人。”
1722年，伏尔泰在布鲁塞尔遇到了卢梭。卢梭称赞伏尔泰的戏剧，但对伏尔泰的不尊敬神灵颇有微词，心高气傲的伏尔泰怎能容忍这样的批评，他反击卢梭的《后世颂》说：“你知道吗？我的主人，我认为这首诗颂将永远寄不到它的地址。”
伏尔泰出身于富裕家庭，代表的是大资产阶级的利益，要求获得政治上的平等权利，参与政权，反对君主专制。主张的是社会契约、君主立宪。而卢梭出身贫寒，代表了法国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政治上无权，经济活动又处处与封建制度相冲突。因而，他们强烈要求推翻封建制度，实行民主政治。
伏尔泰和卢梭两人的出身不同，注定了他们在语言和政见上的争吵，但是他们的思想，
却是承前启后地开辟了新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