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子的死带给了人们巨大和持久的震撼。在这样一个缺乏精神和价值尺度的时代,有一个诗人自杀了,他逼使大家重新审视,认识诗歌与生命。但是,理论界似乎对此准备不足,因此反应得有些措手不及,这一点从有人将海子与屈原、王国维、朱湘,甚至希尔维亚?普拉斯扯在一起就能看出。这种草率的归类表明,人们似乎找不到现成的、恰当的语言来谈论海子,人们似乎不知道怎样给海子定位。于是便有了一些想当然的见解。四川诗人钟鸣在其文章《中间地带》里,把海子说成是一个奔走于小城昌平和首都北京之间的人,认为海子在两个地方都找不到自己的家,因此便只好让自己在精神上处于一种中间地带。上海评论家朱大可在其《宗教诗人:海子与骆一禾》一文中,赋予海子的死以崇高的仪典意义;于是海子便成了一个英雄,成了20世纪末中国诗坛为精神而献身的象征。朱文认为海子选择在山海关自杀也有其特殊的用意,因为山海关是长城的起点,是“巨大的种族之门”,与历史上最大的皇权专制有关。我想,海子若真做此想,那么他定然脱不了演戏的干系,他的自杀也便成了自我献祭。而事实上,海子并没有选择山海关,而是选择了山海关至龙家营之间的一段火车慢行道。那是一个适于自杀的地点,海子之前,曾有三个人在那里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