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军站在我面前的时候，我看到的是他脸上的疲惫和沧桑；他垂下眼帘告诉我，他今年春节不回家的时候，我体会到的是他的辛酸和无助。
　　阿军是我的同乡。老家的人，辈分论得很清楚，虽然我和他年龄相仿，但论起辈份来，我比他长一辈，他习惯叫我姑姑。多年来，中秋节和春节，阿军都会拎着礼物来看望我这个姑姑。
　　起初的时候，我不大喜欢他。那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顶替他爸爸在一家军工企业做了一名工人。那时，工厂效益好，年节的时候，会发一些福利，像酒、肉、油、米等。那时的我和老公，大学刚毕业，每月只有58元的工资，再没有别的福利，加上上有老，下有小，我总是觉得那一点工资，捉襟见肘，用在哪里都不够。在我们面前，阿军有着绝对优势，嫉妒之心，人皆有之。他的优越感通过他的言谈举止表现出来的时候，我也多少有一些嫉妒。
　　后来才发现，阿军是个爱说硬气话的人。在他口中，有一不说一，说出来至少是二。他那时只是一个初级工，住的是集体宿舍。当时，单身住集体宿舍是常规，一旦领了结婚证，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到领导那里要住房了。领导会很认真地做记录，盖新房或者有旧房子腾出来的时候，论资排辈，耐心等待，总有一天会轮到自己。阿军说，厂里福利好，药费全报销，吃饭有补助，穿的工作装，住的集体房，工资存银行。阿军说话的口气，神采飞扬，神仙也不会比他更潇洒。
　　90年代初期，我见到他的时候，他的眼神和语气，不再有往日的潇洒和自信。他说，我不吸烟、不喝酒，省吃俭用，存了1万多块钱，本以为自己是个万元户，以后娶妻生子都会无忧无虑，谁会想到，现在单位不再分房子，开始房改了，我们厂的房子，厂里出一部分，个人出大部分，个人有80％的产权，这个80％就要花去3万多元。眼看着结婚要花钱，买房子要花钱，在这节骨眼上，工厂的效益一年比一年差，工资改革，我只能拿到工资的70％，医疗改革，每月只剩下30块钱的补助，多不退少不补。越改革我越穷，再改革下去，我就要出去讨饭了。
　　5年后，阿军真的到了讨饭的边缘，他下岗了。只有在机床前，他才有技术，离开机床，离开工厂，阿军和乞丐无异。找工作，他没有文凭，卖苦力，他没有力气，做生意，他没有本钱。这种状态下的阿军，第一次见到我，是在一个冬天的上午，有雪，有带着哨声的风。我对着路边的一辆三轮车招手，想坐三轮回家。三轮车应声而到的时候，我因惊讶而无语。这是阿军的三轮车。这是他的工作，或者说这是他生存的手段？他年轻、憔悴的脸和我对面的时候，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他说，这几年，我干过很多活。卖保险，我的业绩不好；给装修公司打零工，我的手艺不好；卖菜，我不会斤斤计较，总是陪钱。万般无奈，我买了一辆三轮车，拉人拉货，运气好的时候，一天能挣10块20块，运气不好，一天只有两三块钱的收入，仅仅够我一个人吃最简单的饭菜。我结婚已经5年多，一直没有要孩子，我和她双双下岗，我们养不起孩子。这辆三轮车也要和我说再见了，听说整顿市容，三轮车被禁止，这是我最后一天做三轮车车夫。我问他，以后打算怎么办？他苦笑着摇了摇头。那笑声，比地窖里发出的声音还要沉闷。
　　今年中秋，阿军照例来看我。他说，这一年，我去广州打工了，每月1000多块钱，每天工作10多个小时，我实在受不了这样的劳累，就跑回来了。你侄媳妇受不了这份穷，也不和我过了，回娘家住去了。说真的，我去偷去抢的心都有过，我没有这样做，不是因为法律和道义，是因为我没有这胆量。
　　胆量小的阿军，今年春节前来看我的时候，史无前例地空手而来。他带着满脸歉意和不安，说，家中的父母盼了一年，盼我春节回家，一为团聚，二来，我多少能给他们几个过年的钱。我现在这样，怎么回去见他们？我回去，只能让他们为我担忧。我早已不再希望我能有一份奢侈的生活，我只要我能够活着，对我来说，活着都很艰难。
　　我看着阿军，良久无语。这是那个曾经安逸、潇洒、神采飞扬的阿军吗？这是那个每年春节必回家、每次回家必拎着大包小包的阿军？我不愿意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我希望这只是我的一个恶梦。不幸的是，这，都是现实。
　　阿军离开我的时候，他的身影在我的视线中晃动了很久。他越走越远，他的身影也越来越小，小得如同苍茫天地间的一只蝼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