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进腊月，春节尚远。身在南方打工的我还无暇顾及这个年年令人欢欣的传统节日，就收到不少家乡朋友的短信和E_mail，接到不少乡亲兄妹的电话，内容惊人的一致：过年回家吗？以前在家乡县城州城面对这个问题，我总是爽朗地回答：回家过年。并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叫《家，永远在乡下》，尽诉对家的依恋和回家的急切心情。而现在，在遥远的南方，我只能说，春节不回家。
春节不回家，路程遥远和时间仓促好像是最大的理由，这个理由背后隐藏着一种难以言说的苦楚。
其实，我也并非到南方以后才选择春节不回家的，来南方前夕的那个春节我就没有回家。那时因国家报业整顿，我刚刚失去正做得有声有色的心爱的新闻工作（在这里我没有“资格”用“下岗”一词，因为农民是不会下岗的，农民只会失去土地），心里自然感到很失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再做什么来养家糊口。失落当然不能解决问题，我一边在朋友的帮助下找工作，一边把桌子和纸笔墨砚搬到了街上，要过年了，写些春联来卖，既可以赚点过年盘缠，也可以寻些生活的乐趣。这样，我就索性不回家过年了。
卖春联其实是一件惬意的事，我早已有过贴身体验，不说赚钱，单是被众人观赏和称赞就叫人心花怒放。可是，那次的心情好像因没了工作而变得有些沉重。这份沉重不是来源于我自己，而是来自一个命运同样不济的朋友。他与我同龄，属马，当过镇长，有魄力，因服从组织安排到国企主持改制，制未改完，倒把自己光明的前途改得渺茫了，这其间的原由不是一下子说得清的，也不在本文话题之内，就不去说了。这个朋友也是书法爱好者，他看到我在大街上“卖字”，便生出无限的怜惜来。他说：“都是被生活逼的。”我立即反驳：“卖春联没有什么不好，这也是一种文化。”他深情地注视着我，让时间默默地走过，待我的脸发起烧来才说：“我是经历过的，如果我们经济宽裕，还用在这里受冻?”尽管我不完全接受他的观点，但内心产生了撕裂感，是因为生活固有的无奈，还是因为文人爱面子？说不清楚。
现在，我在南方打工，做一份喜爱的与文化相关的工作，离家却远了，回一趟家实在不容易。春节本来是一个最好的回家理由和机会，然而，遥远的冰封的路途，就要花去假期的五分之三时间，到家屁股不能坐热又要奔返，搞得人精疲力竭，无法正常享受春节的乐趣。春节的意义又何在呢？再说，春节回一趟家的车费步步看涨，叫人望而生畏，这笔消费是需要巨大的承受力的（有的一个月的薪水还不足以开支这笔路费），很多打工者一年到头回家两手空空，也与此不无关系。所以，就有很多打工者选择春节不回家。我也属于此列。
说到底，春节不回家，仍是因了经济的窘迫。这样说，很多人会认为在外看上去也算风光的我“叫穷”，我却说的是实话。打工不仅是为了有口饭吃，有些衣穿，或能自如地出入社交场合，更重要的是为了孩子的教育，女儿上高中，考大学，所需开销可能是我人生中较长一个阶段的重荷。
春节不回家，与写作《家，永远在乡下》时的感觉完全是两样了，没了那份炽热的浓情。虽说多了一份生活的理智，但在这种理智的背后却藏着深深的隐痛，越是不想家，内心就越痛苦，对亲人和朋友的思念就越强烈。
春节不回家，对于家中年迈的父母和正在长大的女儿来说，我是有愧的，少了对他们的问候和关爱。聊以自慰的是父母对我的理解和女儿对我的宽容。“大人盼种田，孩子望过年。”我从小就接受了父母给我的这种春节文化的熏陶，尽管说的是生活困苦时代的价值观念，但我明白父母对生的艰难的深刻理解。当父母得知我不回家过年的时候，他们并没有一丝一毫的抱怨，反而对我说：“远在他乡，要保重身体。不要惦记我们和孩子，我们还蹦得动。”我感觉到父母还在为我们操劳，泪水夺眶而出。下一个春节一定回家，我会给父母和女儿以慰安，同时也会给那些牵挂我的朋友和乡亲兄妹们一个惊喜。
我想，春节不回家，在外也会过得舒心的。同事阿威不像家乡的朋友问我过年回不回家，而是问我过年去哪里玩？他站的角度不同，他追随的是节日旅游时尚。尽管我对他的问话只能报以苦笑，但我已把不回家过年当成了在外旅行。
春节不回家，路程遥远和时间仓促好像是最大的理由，这个理由背后隐藏着一种难以言说的苦楚。
其实，我也并非到南方以后才选择春节不回家的，来南方前夕的那个春节我就没有回家。那时因国家报业整顿，我刚刚失去正做得有声有色的心爱的新闻工作（在这里我没有“资格”用“下岗”一词，因为农民是不会下岗的，农民只会失去土地），心里自然感到很失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再做什么来养家糊口。失落当然不能解决问题，我一边在朋友的帮助下找工作，一边把桌子和纸笔墨砚搬到了街上，要过年了，写些春联来卖，既可以赚点过年盘缠，也可以寻些生活的乐趣。这样，我就索性不回家过年了。
卖春联其实是一件惬意的事，我早已有过贴身体验，不说赚钱，单是被众人观赏和称赞就叫人心花怒放。可是，那次的心情好像因没了工作而变得有些沉重。这份沉重不是来源于我自己，而是来自一个命运同样不济的朋友。他与我同龄，属马，当过镇长，有魄力，因服从组织安排到国企主持改制，制未改完，倒把自己光明的前途改得渺茫了，这其间的原由不是一下子说得清的，也不在本文话题之内，就不去说了。这个朋友也是书法爱好者，他看到我在大街上“卖字”，便生出无限的怜惜来。他说：“都是被生活逼的。”我立即反驳：“卖春联没有什么不好，这也是一种文化。”他深情地注视着我，让时间默默地走过，待我的脸发起烧来才说：“我是经历过的，如果我们经济宽裕，还用在这里受冻?”尽管我不完全接受他的观点，但内心产生了撕裂感，是因为生活固有的无奈，还是因为文人爱面子？说不清楚。
现在，我在南方打工，做一份喜爱的与文化相关的工作，离家却远了，回一趟家实在不容易。春节本来是一个最好的回家理由和机会，然而，遥远的冰封的路途，就要花去假期的五分之三时间，到家屁股不能坐热又要奔返，搞得人精疲力竭，无法正常享受春节的乐趣。春节的意义又何在呢？再说，春节回一趟家的车费步步看涨，叫人望而生畏，这笔消费是需要巨大的承受力的（有的一个月的薪水还不足以开支这笔路费），很多打工者一年到头回家两手空空，也与此不无关系。所以，就有很多打工者选择春节不回家。我也属于此列。
说到底，春节不回家，仍是因了经济的窘迫。这样说，很多人会认为在外看上去也算风光的我“叫穷”，我却说的是实话。打工不仅是为了有口饭吃，有些衣穿，或能自如地出入社交场合，更重要的是为了孩子的教育，女儿上高中，考大学，所需开销可能是我人生中较长一个阶段的重荷。
春节不回家，与写作《家，永远在乡下》时的感觉完全是两样了，没了那份炽热的浓情。虽说多了一份生活的理智，但在这种理智的背后却藏着深深的隐痛，越是不想家，内心就越痛苦，对亲人和朋友的思念就越强烈。
春节不回家，对于家中年迈的父母和正在长大的女儿来说，我是有愧的，少了对他们的问候和关爱。聊以自慰的是父母对我的理解和女儿对我的宽容。“大人盼种田，孩子望过年。”我从小就接受了父母给我的这种春节文化的熏陶，尽管说的是生活困苦时代的价值观念，但我明白父母对生的艰难的深刻理解。当父母得知我不回家过年的时候，他们并没有一丝一毫的抱怨，反而对我说：“远在他乡，要保重身体。不要惦记我们和孩子，我们还蹦得动。”我感觉到父母还在为我们操劳，泪水夺眶而出。下一个春节一定回家，我会给父母和女儿以慰安，同时也会给那些牵挂我的朋友和乡亲兄妹们一个惊喜。
我想，春节不回家，在外也会过得舒心的。同事阿威不像家乡的朋友问我过年回不回家，而是问我过年去哪里玩？他站的角度不同，他追随的是节日旅游时尚。尽管我对他的问话只能报以苦笑，但我已把不回家过年当成了在外旅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