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讨论的主题是汉代的农业，尤注目于集约精耕与人口增殖的关系。精耕制与以销售为部分目的的农户经营，由汉代以至近世，始终是中国农业经济的特色。兹先由汉代政府对农业的政策开始讨论。

秦统一中国，废封建，行郡县，诸子不复分封。[1]由此，秦天子以下，天下莫非齐民，中间的只有代表皇权的守令，皇帝与臣民之间的关系是直接的。这也可说是韩非子理想的实现，使强宗大族不复能专垄断赋役所自出的人力资源。《韩非子》："悉租税，专民力，所以备难充仓府也，而士卒之逃事伏匿，附托有威之门，以避徭赋而上不得者万数。"[2]

商君变法，子壮则出分，家有二夫，则倍其赋。论其用心，商鞅大约为了防范宗族成为皇权与人民之间的一个权力个体，而使直接皇权的威势打折扣。[3]秦始皇对于生产是颇为注意的，是以《史记》中所见几条秦刻石的铭文，无不有僇力本业的句子。例如琅琊刻石："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碣石刻石，"黎庶无余，天下咸抚，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惠彼诸产，久并来田。"[4]《吕氏春秋·上农篇》开章就说，"古先圣王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于农，民农非为地利也，贵其志也。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民农则重，重则少私义，少私义则公法立，力专一。民农则其产复，其产复则重徙，重徙则死其处而无二虑。"[5]这一段说明了农民对皇权的价值，在于生产，服兵役，守法奉上，所谓农民朴重不徙，正是秦汉大帝国的最好国民。

汉高肇业，沿秦法不改，中国仍是一个官僚机构统治的社会。汉初诸帝，皇权逐步张大，废功臣诸侯，削同姓列王，其目的都在消除对皇权有威胁的可能来源。[6]汉武帝尽一切力量打击工商人士，桑弘羊莞盐铁酒酤，杨可告缗算赋，一方面固是为了筹措经费，另一方面则使国家权力直接掌握了经济领域。这一连串的作为，基本精神仍是以政治力量干预并独占社会的各项活动。[7]最与农业有关的，莫非以政治干预，使农业生产为汉帝国的经济基础。

汉法重农抑商，地租极为轻微。[8]文帝时(公元前一六六年)，税率由十五税一减半为三十分之一。正式宣布农为立国的根本，则是文帝在前元二年(公元前一七六年)的诏书"夫农，天下之本也，其开籍田，朕亲率耕以给宗庙粢盛。"[9]

自此以后，汉廷屡次下诏，说明政府对农业生产的关怀。文帝前元十二年(公元前一六八年)一诏尤其注意于粮食的不足。由此而有减税一事，甚至有时完全免除地租的恩诏，目的在使"脱产"的农民，回到土地从事生产。[10]文帝后元元年(公元前一六三年)一诏，文帝竟怀疑是否因酿酒及饲料二项用途，造成了民食的不足，当然也怀疑是否有太多的农夫脱离生产的工作："夫度田非益寡而计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于古犹有余，而民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无乃百姓之从事于末以害农者蕃?”[11]

第二类及第三类的公田，事实上都是已经垦熟，而且有人耕种的田地。承种者往往不是佃户，即是官奴婢。这两类的公田，即使由贫户承领，也不过赶走一批旧的，换上一批新的。对整个国家的耕种人口与耕地比率，并无改变，而且也不会使农业生产的总额有何改变。在山林薮泽假民耕种时，农业人口的归返生产，自有裨益。但到王莽时只是由公卿大夫捐出土地，以给贫民，则其实际增产的意义，远逊于政治性的均产姿态。最后可以放领的空地，也不过是边地的一些新土地了。

假给未垦的公地，也只能有限度地解决人口增殖引起的粮食生产问题；[22]在人口密度特高的核心地区，人口增殖的压力当更为可怕。汉代人口分布本不均匀；这种特殊拥挤的地区包括三辅地区，黄河中下游，及四川的成都盆地。[23]向南的移民使南方增加了不少人口，但整个汉代的人口重心仍在北方，中原始终是人口压力最大的地区。[24]

增加耕地面积是增产的一法。另一方法则是增加单位面积的生产量。汉武内外多事，封禅、塞河、开边，已将过去几代的储积用尽，食粮不足的现象比以往任何一代更为严重。[25]武帝末年，罢戍轮台，封车千秋为富民侯，象征武帝转而注意到农业的增产。[26]

根据正统的马尔萨斯人口论，在生产技术达到一个水平时，人口也有一段稳定的时期。等到另一技术进步使食粮供应更多时，人口才再度丧失稳定。依此理论，人口是跟着经济情况改变的应变变数。然而人口与经济改变之间的关系似比马氏理论所假定的情形更为复杂。新技术的传播，甚至发明，往往可应人口增加而引起。人口学家Wrigley指出，人口与经济条件之间的互应关系，往往有助于解释何以在欧洲及其他地区工业化以前的社会，其经济基础的农业，仍可以缓慢地，然而逐步地改进。[27]

Ester Boserup讨论农业生产条件的名著，虽只是短短的一本小书，却是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重要修正。近年来，经济史家对这本小书，已有了不少辩论。她认为人口增殖是农业技术进展的主要因素。历史上常见的情形，因人口密度高，农夫才以为集约式耕种可以在同一单位面积的农田获得更多的利润。换句话说，即使农夫已知道了精耕细作的技术，若人口密度不到一定的水平，农夫也犯不着在一块小面积土地上用尽气力。另一方面，人力供应充分，也由人口增殖而不成问题。人口密度高，土地供应少，农夫势必着眼于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也就是整个生产量的增加。[28]

武帝时，中原郡国人口密度已超过每平方公里一百人，而新开放的公田也很快的不够分配。人口压力已很明显，赵过的代田法在武帝末年得到推广，当与人口压力的情形，有其对应关系。[29]在此以前，汉室已长期实行劝农政策。而政府中人对于农业知识的推广，也未尝不时时留意，例如董仲舒就曾建议鼓励三辅关中农户种植宿麦。董仲舒的奏疏说到"今关中俗不好种麦，……幸诏大司农使关中民益种宿麦。"[30]足见目的为以增加一次冬季农作，庶几因收入增加，而改善农户收入，使农民不致脱离农业生产。

集约农耕的技术，在战国时已到达相当的水平。《吕氏春秋》的《上农》、《任地》、《辩土》、及《审时》四篇，[31]为先秦农作技术的基本观念作了理论性的综合，其中包括选种、精耕细作、合作轮种、防止虫害、适应土壤条件、使用肥料、注意水源供输、正条直行以使空气流通，但同时使作物疏密恰到好处。[32]

赵过的代田法，大约只是整合他所知的最佳耕作技术，编组成为完整的耕作程序。垅与甽的排列可以达到正行列的目的。作物根部因不断隤土附根，也可有助于植根深入。行列正直，使耘田除草都比较方便。甽与垅的"岁代处"，亦即轮流作为作物生长的行列，也可算是就地换圃。赵过也提倡新农具的使用，所谓"便巧"的耕具。其中包括牛耕的犁，除草用的农具；还有一种轻便的耦犁，大约是播种用的耧车。据说代田法使单位面积的产量大为提高。赵过受命以代田法训练三老及若干拣选受训的力田。还有若干大农的工巧奴奉命在官设的冶坊生产代田法使用的新农具，[33]这次代田法的实验与推广，堪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一系统的农技改革。

考古学的证据显示，代田法似乎确曾广泛地推行于全国各处。居延汉简中即出现"代田"与"代田仓"等词，其时间只在赵过在关中初试代田法之后二年，远至居延边地，代田法也已付之实行了。[34]代田法中用以播种的三足耧，在汉墓画像石上也清晰可见。[35]

由代田法更上一层楼的精耕技术为区种法。区种的创始人据说为氾胜之(约在公元前一世纪)。其法是在小面积作业区用上高度密集的劳力和肥料，以创造单位面积的高产量。植物种植于成条排列或成方阵排列的小坎，谓之一区。区的面积、深度及分布密度，视作物本身的需要而异。重要的是农夫必须继续不断的灌溉与施肥。区种法在于利用面积太小或不便耕种的边际田地达成高产目的。[36]

诚如石声汉氏指出，氾胜之区种是一种用肥和保墒的耕作方法。[37]区种可以用劳力、肥料和适当水分造成小单位的高产。不过，此法最适用的地方，大约也限于特殊的条件，例如地形崎岖的山坡地，土壤易于流失，不能垦拓为大面积农田，即可用区种来补救弱点，但仍须具备大量的劳力，方可承担密集的劳力要求。而肥源稀少，不能普遍施肥，则选择重点集中用肥，也是不失为补救之法。否则，若在大面积农田上以同样方法种植，劳累太过，肥料的需要量也太高，势必得不偿失。至于《氾胜之书》所说产量的数字，据说二人耕种一年之收，可食二十六年；这个数字自然也夸大得不近常情，而原书别处的数字也与此大有差别。[38]

即使区种的成绩不甚可信，代田与区种的基本原则却很合理，大致可以合并为六项原则：

(一)整地
1．正条种植，而不是漫种。
2．相当程度的深耕。
3．考虑到农田所在的地形�

(二)种籽
1．选种。
2．种籽处理�

(三)种植
1．"趋时"——-赶上最佳的天气。
2．勤除草、除虫。
3．灌溉保墒�

(五)土地利用
1．一年多作，甚至套作。 
2．在边际土地上种植蔬菜�

(六)农具
1．使用畜力，以代替人力。
2．使用特定的农具，作特定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