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拙文的反驳中，彭慕兰确有一个论断值得在此严肃讨论。他提出，江南的稻谷丰产到足以与英国小麦产量相提并论。无论是就单位土地产出还是单位劳动产出而言，稻谷确为中国最为高产的作物之一。彭氏认为，虽然江南单位劳动日的稻米产出不及英国单位劳动日的小麦产出，但在营养价值方面则大致可比[13] 。他的单位劳动日计算基于我书评中给出的数据，即每亩稻谷需10天劳动。我的数据则是基于两个主要来源：卜凯（John Lossing Buck）的调查表明平均为10天，姜皋在其农书中详列了个别生产环节后也给出了同样的数据。[14] 

但是，一旦与英国相比，就显出了一系列的困难，需要更精确的数据。这里我仅指出其中几个问题。我在本文附录中收入了稻谷种植过程中劳动使用的有关信息，它们取自三部对此记载比较详细的资料。显然，姜皋的记录没有包括稻谷去壳所需的劳动（卜凯的也多半如此）。这一忽略可以理解，因为碾米一般在磨坊进行，而且农民们一般谈论稻田产出的时候指的是未去壳的稻谷而非去壳的稻米。然而，我们的讨论基于去壳稻米，而姜皋指出一个劳力一天最多可以去壳一石[15] 。对附录中数据的进一步检视表明，姜皋在其计算中还剔除了田间灌溉所需的劳动，原因是它"不好估计"。费孝通（第二个详细信息来源）表明，灌溉一亩地大概需要一天时间，但灌溉（或排灌）次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降雨量大小[16] 。姜皋的决定是不给出这部分劳动的具体数。无锡的日本满铁调查者（第三个详细信息来源）则纪录1941年时一亩地需浇六次，即需六天时间，这是其数据与姜皋的差别的主要来源[17] 。如果我们把浇地时间计算为平均三天，则姜皋的十天的数据就要增加到13天。如果我们再把碾米的时间计算在内，那么我们还得再加上2.25天（每亩产出2.25石，每天去壳1石），从而得出每亩稻米所需劳动的总数为15.25天。此外，费孝通的研究还显示，如果没有用耕牛犁地--这种情况在太湖周围的稻桑地区（如开弦弓村）很常见，那么还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来人工翻地。当然，这还没有把其它诸如积肥、饲养牲畜等相关工作计算在内。

这里我想说明的是，如果想对江南与英国进行比较，我们必须非常留心具体生产状况，确保诸比较项目的相对应性，因此比较田间劳动就要把两者的田间劳动进行比较。如果要包括田间劳动以外的农活，则比较双方都应如此。相应地，如果讨论的是三角洲未去壳的稻谷，则我们应该确保是与未去壳的小麦比较；如果是去壳的稻米，则应与磨好的白面比较。这就需要对有关江南与英格兰的现有原始材料进行第一手的研究。然而，迄今我还没有看到此类研究成果。而彭慕兰的反驳文章（以及他的成书本身）这样依赖二手文献的学问做法是不够的。

英国与长江三角洲的比较还存在另一个大问题。一个真正有意义的比较研究必须充分考虑到英国除粮食以外的畜产品。我们需要就肉、奶、奶酪以及脂肪等建立精确的、令人信服的粮食当量。英国畜产品的单位劳动产出应会实质性地高于粮食。因此，象彭氏那样只比较粮食是不够的，仿佛英格兰的畜牧业-种植业农业混合经济跟长江三角洲的单一种植业农业毫无二致。

最后，英格兰-江南的比较还应该考虑到二者在平均农场规模上的巨大差异。我想就此再提出一点，因为此前我们的讨论没有涉及到它。在农业投资方面，英国农场与江南农场都有其农时限制：例如，江南水稻必须在一定时候的几个星期内插好秧。然而，在英国一个125英亩大的农场与19世纪江南一个1.25英亩（7.5亩）的农场之间，或者甚至在15世纪江南一个20亩地的农场与19世纪的7.5亩地的农场之间，都存在很大的差异[18] 。在土地稀缺的压力下，19世纪时绝大多数江南农户只能耕种面积低于季节限制所允许的田地。我们看到，他们必须选择劳动低报酬的花-纱-布来补耕地面积的不足。它也表明内卷的事实。

这就把我们引回到问题的根本：即江南在农户越来越多地转入生产（与稻米相比而言）劳动低报酬的冬小麦与劳动低报酬的花纱布的情况下经历了内卷式变迁这一事实是无可争议的。这是拙文的首要论点所在。而这一结论非常显而易见，根本不应产生分歧。毕竟，我们还在向经济系本科一年级学生教授"边际报酬递减"法则：在其它要素（此处为土地与资本）保持恒定的情况下，某一资源要素（此处为劳动）持续增加必然迟早导致该要素的边际报酬递减。我们看到，彭慕兰先生现在实际上同意这一点。而且，他甚至不辞劳苦地要对其进行精确估算。本来事实就是如此：长江三角洲地区劳动密集度高到如此的地步，如果没有发生内卷的话岂不是怪事？江南的农场规模毕竟只有英国农场的百分之一，而人均开垦耕地仅为四十五分之一。


彭慕兰迫切地要维护其所谓中国和英国大体相当的论断，于是在对我的反驳中又添加一个在其原书中未曾出现过的论点。但结果不过是又徒增一个原书中未曾出现的错误而已。他宣称，农业雇工者这一在英国 "仍旧是人口最多的群体"主要消费的是面包与土豆（超过90%）以及很少量的肉类或奶类[25] 。据此，他便把英格兰食物消费情况与方行论述的江南食物消费情况相提并论[26] 。

这一看法的问题在于，农业雇工者的消费在英国不具代表性。正如J. C. 德鲁蒙、安妮· 韦尔布拉汉姆以及D. J. 奥迪等人指出，虽然谷物可能是穷人的主要食物，但通常那些有支付能力的人们则会消费更多肉类[27] 。彭慕兰还错误地试图仅仅通过称重量来计算食物吸收的比例，而无视谷物与畜产品在价值及卡路里含量方面的差别。实际上，如果英国食物消费主要是面包而不是畜产品的话，那么其农业经济应该跟江南一样是单一的耕种型。然而我们已知英国农业为典型的畜牧业与粮食生产并重的混合型经济，就象诺福克的小麦-饲料[芜菁]-大麦-饲料[苜蓿]轮作体制所展示的那样。畜产品都跑到哪里了？重申一遍，无视英国农业的混合型结构而将其混同于江南的单一耕种型经济是不可取的。

彭慕兰也曲解了方行关于长江三角洲消费情况的论文。据彭氏所言，此文主要基于有关农业雇工的信息，因而真正是关于"贫困人群"的[28] 。事实上，方氏所征引材料总体而言既涉及到农业雇工也涉及到一般农户家庭，而方本人原意是研究一般农民消费情况[29] 。方氏合理地认为在这方面他引以为据的资料并没有问题。因为，在他所主要依据的三部农书中，他知道张履祥的《补农书》（1658）大幅谈及典型农户家庭--实际上该书有专节特地为一个有地10亩的农家设计生产计划[30] 。他预计读者知道姜皋与陶煦成书远在18世纪中叶之后，而18世纪中叶大多数农业雇工与其雇主已经"平日共坐共食，彼此平等相称"[31] 。18世纪的这一变化已广为人知，经君健首先对此做了深入研究，此后我在拙著《华北》与《长江》中也作了进一步探讨[32] 。因此，雇农食物消费情况完全适用于全体农民。雇农的伙食实际有时还要好于其雇主家 ，因为他要担负高强度劳动，而其雇主又会有款待雇工以激励他卖力劳动的考虑。

易言之，彭慕兰在食物消费上所作文章的新花样在于拿英国的非普遍情况当普遍（穷人虽然是农业人口的主体，但农业人口仅占总人口的1/3）而却把长江三角洲的普遍情况当作非普遍。他拿英国最贫困的人群与三角洲地区的一般农民相提并论。然而事实却是：乡村雇工勉强维持生计的工资情况只能适用于穷人，不符合当时英格兰其他人的生活情况；而18世纪江南的小农经济整体上维持在生存水平，农民雇主与其雇工生活消费大致相同--共坐共食。农业雇工人（主要为单身男性）处于乡村社会的底层并非因为他们比其他乡民的饮食恶劣，而是由于他们大多为没有土地者，一般没有实力成家立业。

至于衣服消费，彭氏承认他关于江南小农年均消费可达十匹布及两匹绸缎（这足以裁制十件棉衣及两件丝织衣物，令人匪夷所思！）的提法不对。现在他说我"正确地指出（他的提法）…将该地区人们的衣物消费夸大过多"，因而"可能需要把我（指彭）关于江南布匹生产的估计减低一些"[33] 。不过，彭仍然坚持英格兰与江南大体相当的提法，部分依据是他新提出的错误的农业产出与消费的意见。

现在我们来看人口史。彭慕兰在这一问题上完全倚赖李中清（James Lee）、康文林（Cameron Campbell）与王丰对拙文所作的回应[34] 。我对他们的著作的主要批评集中在弑女婴问题。他们估计有25%的新生女婴被溺杀，而这成为维系其中国存在有意识生育控制之论断的基石。如此一来，中、欧在有意识的生育控制（即马尔萨斯所谓的"预防性抑制"）-和与其相对立的因贫困与饥饿所致的死亡（所谓"现实性抑制"）--方面就无显著差异存在。为了论证其观点，他们还为弑女婴发明出"产后堕胎"这一别致说法，以使得被弑女婴既不算在出生人口也不算在死亡人口中。而我则认为，不管其程度如何有待勘定，弑女婴行为无疑是贫困的证据。与卖妻鬻女一样，溺杀女婴者多为穷人。卖妻女与弑女婴均为我称之为"18世纪以来的巨大的社会危机"的征候。


令我有点意外的是，李中清等人没有反驳我的看法，而是退而承认"我们从不否认弑女婴在穷人当中以及危机时候更为常见"[35] 。这一点正是我想论证的。如果弑女婴主要是贫困与人口压力的结果，那么其盛行（且不论其确切程度）便支持了我有关中国18世纪以来存在的"巨大的社会危机"的论点、以及中国与英国不同而非相当的主题。

在我看来，李中清等人对我的批评所作的回应其实无关要紧。他们按照不同生育率做了中国人口的电脑模拟。他们坚持武雅士（Arthur Wolf）使用的是7.5的生育频率，而把这个频率放在他们的模拟里会

得出高得不可思议的人口增长[36] 。这其实是对武雅士著作的曲解，正如武氏在《大分岔》研讨会上的口头回应中所言，李中清等人没有区分婚后生育率与总体生育率（相对要低于前者），而误将武氏的婚后生育率等同为总体生育率。另外我想指出，李中清等人在其模拟实验中没有讨论他们的死亡率选择的背后逻辑所在，而这显然是另一关键变量。如果引入李中清等论证的25%的女婴被弑率，则它必定会提高其电脑虚拟中的死亡率――乃是具有特定性别的死亡率――而降低其出生率。除非，他们还是把弑女婴视为"产后堕胎"而将其从生育率与死亡率中排除。

最后我们来看煤炭问题。彭慕兰现在同意中国实际有丰富的煤炭储藏以及英国之分岔并非如他曾论证的那样系单纯由于富藏的煤炭而创造出的机会。但是，他仍旧坚持认为运输问题遏制了江南煤炭矿藏使用的早期发展。虽然这个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但这里应该指出萍乡煤矿在1905年出产了近20万吨煤及5.4万吨焦炭，主要依靠湘江水运接通长江[37] 。需要说明的是英国煤炭特早发展的原因及具体情况。我想这就要考察英国早期工业需求以及英国与欧洲科技早期发展情况。彭氏对此看来并无异议。

现在我想提出一些更为一般性的问题。这些问题在本人书评中没有提到，但在这次讨论中似应有所涉及。

首先是所谓"马尔萨斯主义者"。李中清、康文林与王丰以及也许还包括彭慕兰在内都想给我贴上这个标签。我想，李中清等人使用此词至少包含下列的几个涵义：人口决定论；"预防性抑制"与"现实性抑制"的二元分立；从而，也就暗含了西方与非西方的二元对立（及其潜在种族主义意涵）；以及，最后，劳动边际报酬递减的概念。我想说的是，我所谓"内卷"仅指最后一点。我既不赞同人口决定论，也反对欧洲中心论。我唯一赞同马尔萨斯的，就是劳动报酬在高度劳动密集化的情况下会发生递减这一观点。如果这使我成了马尔萨斯主义者，那么我希望我们都能够是马尔萨斯主义者。

李中清等人还提出了他们所谓社会科学式历史与社会史之间的差别。在他们看来，前者涉及使用大样本定量数据对研究假设进行严格验证，而后者仅仅零星使用一些逸闻式的证据。我则有不同理解：过分社会科学化的历史忽视了地方性的情境与地方性知识。我对彭慕兰与李中清等人进行批评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表明，无视地方情境--我称之为具体生产状况与生活情况--会导致数字论证中出现严重错误。

最后，我还想就"理论"提一点看法。我从不认为我提出的是关于发展/非发展的一般性"理论"，象现代化理论家们所做的那样。事实上，最初正是对单线现代化的拒斥推动着我还有其他社会史家们的研究。在比较英国与中国时，我提出的是它们的历史显示了两条不同的发展道路。英国的情况是农业革命与新型城市化、原始工业化及伴随的人口变迁与消费变迁，以及煤炭业的特早发展（此外当然还有其它变化有待探明）的交叉(conjuncture,也就是多种半独立趋势的偶然交叉)。这为工业革命创造了条件。中国的道路则大相径庭：它须要社会革命来完成资源重组，用来大力启动工业发展，然后在现代城市工业的援助下推动一场非常独特的乡村工业化，再之后是外资以及世界市场的刺激，方才推动了蓬勃的乡村发展。即使如此，今天中国广大人民要想达到发达国家的劳动生产率与收入水平还需要更大更多的乡村发展。易言之，在我看来现代经济发展或滞后并无单一的道路或因果因素。这里的问题并不是什么反马尔萨斯主义还是马尔萨斯主义，也不是反现代主义或现代主义，或者反欧洲中心论还是欧洲中心论。那样的讨论是虚设的讨论，并没有面对真正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