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的情况，由于殷墟甲骨卜辞的发现，比夏朝要清晰得多。商人重祭祀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他们不但频繁地祭祀天地鬼神，也经常祭祀亡故的先人。从大量祭祀卜辞对受祭者的称谓来看，当时不但重视对男性先人如祖某、父某、兄某等的祭祀，对女性先人如妣、后、母某等等的祭祀也很重视。[5] 对男、女先人都加以祭祀、并且有明确的称谓，表明商代的祭祀者对其男性和女性祖先都是十分清楚的，这正是商代王室和贵族的婚姻关系较为确定和稳固的充分证明。有学者指出：殷代31世帝王大多是一配（指正妻），只有祖乙、祖丁和武丁等少数几个帝王有数偶，说明一夫正妻制大致定型，只是还没有被严格执行。[6] 此外，《易·归妹》有云：“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似乎当时已经实行了周代盛行的侄娣从嫁制度。

虽然自父权制取代母权制以后男女两性关系逐步走向稳定，男尊女卑和夫主妇从的趋势也愈来愈明显，但是，对于当时夫妻之间究竟奉行什么样的行为准则以协调相互关系，我们却无法做出起码的判断，在甲骨文中也没有发现有关方面的记载。朱凤瀚先生认为：尽管在商人祭祀中，受祭者亦包括女性先人，“但她们所以能享祀，只是由于她们属于男性先人的配偶，母系继嗣关系实际上被排斥。”[7] 不过，如果将商、周两代的祭祀制度作一个比较，我们还是可以感到：在前一时代，女性的地位明显较高。

西周时期，一夫一妻制度在贵族统治阶级中最终得到了确立。按照礼制规定：当时男性贵族，除天子有“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8] 外，自诸侯至士实行妻、媵、妾制，按照等级的高低，享受数量不等的多个固定性伴侣：诸侯一娶九女，包括正妻和媵，《春秋公羊传》曰：“媵者何？诸侯娶一国，则二国往媵之，以侄娣从。侄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诸侯一聘九女。”[9] 即诸侯娶妻之时，还兼娶与妻子同姓的侄娣，计为九人；大夫、士娶亲亦有妻、媵，只是人数因等级不同而有差别。除娶妻并捎带娶媵外，他们还可以买妾。

周代一夫一妻多媵妾制，与严格意义上的一夫一妻制显然不同。但周代制度也明确规定：正妻只能一个，否则就是严重违礼。《释例》曰：“古者诸侯之娶夫人及左右媵，各有侄娣，皆同姓之国，国三人，凡九女。参骨肉至亲，所以息阴讼，阴讼息，所以广继嗣也。当时虽无其人，必待年而送之，所以绝望求、塞非常也。辞称蠢愚不教，故遣大夫随之，亦谓之媵臣，所以将谦敬之实也。夫人薨，不更聘，必以侄娣媵继室，一与之醮，则终身不二，所以重婚姻、固人伦。人伦之义既固，上足以奉宗庙，下足以继後世，此夫妇之义也。”[10] 这种一夫一妻多媵妾之制，是周代婚姻制度的一个重大发展。

西周婚姻制度的另一重大发展是实行“同姓不婚”。商代婚姻关系虽然已经基本稳定，但当时盛行“族内婚制”，婚姻范围比较狭窄；周代则严格禁止同姓通婚。《礼记·大传》说：“虽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不但娶妻媵不得同姓，买妾亦不得同姓，所以《礼记·曲礼上》说：“取妻不取同姓，故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虽然这在现在看来有些自欺欺人，但在周人看来，缔结婚姻关系“男女辨姓”却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这一点与殷商时代的制度截然不同。王国维先生指出“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有三点，其中之一就是“周姓不婚之制”。[11] 

关于周代同姓不婚的原因，春秋时代人的说法是“男女同姓，其生不蕃。”[12] 不少人据此认为：西周时期已经认识到近亲结婚不利于优生优育和子孙蕃衍。对于这一说法，康学伟已经作了辨正，他认为：周人“男女同姓，其生不蕃”的观念，并非基于遗传学和优生学的认识，而是因为同姓通婚违反了礼制，“同姓之女，是亦为祖先之遗体，娶为妻、妾，是对祖先遗体不敬，有乖于孝道，有背于宗法，更有违于娶妻告庙之义，所以生子难以昌盛。”[13] 正因为如此，汉代人一般都认为之所以有同姓不娶的规定，是因为娶同姓女子为妻、妾近于禽兽。[14] 在我看来，上述的解释固然都有道理，但从根本上来说，西周礼制作出“同姓不婚”的规定，最初的动机是要促进异姓通婚，而促进周族与异姓通婚则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通过异姓通婚，可以联合周族以外的异姓力量，将他们纳入血缘政治关系的网络之中，从而维护和促进政治的稳定。对此，先秦文献其实已经相当明确地加以指出了。《礼记·效特牲》说：“天地合而后万物兴焉。夫昏礼，万世之始也。取于异姓，所以附远厚别也。”《昏义》亦云：“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所谓“附远”、“合二姓之好”，都是要使周族与异姓通过婚姻关系变得亲近起来，形成一种以亲戚关系为基础的政治联合，这是西周时期、特别是其初期的政治需要。[15] 所以“同姓不婚”的礼制规定，其初始动机并非其它，乃是为了促进周族与异姓之间形成广泛的政治联姻，从而实现以周族少数人口统治广阔疆域的目的。正由于西周婚姻具有强烈的政治联姻性质，因此周人对婚姻之礼十分重视，也特别强调男女双方的家族政治地位。在中国婚姻史上，等级与门第观念一直十分强烈，这即使不是根源于西周礼制，也是受到了它的特殊而深刻的影响。

另一方面，自西周至春秋前期，人们对于婚姻的意义，最强调的是“上事宗庙，下继后世”，娶妻首先着眼于宗法家族，是为了体现对祖先（包括亡故的祖先和在世的父母）的孝敬，而不是从夫妇双方两情相悦、生活幸福来考虑的，这就使得夫妇伦理笼罩于孝的伦理之下，也使得有关夫妇伦理的礼制规定很自然地与宗庙祭祀、丧葬等等礼制结合起来。《礼记·祭统》明确地指出：助祭是婚姻的主要目的之一，其称：“既内自尽，又外求助，昏礼是也。故国君取夫人之辞曰：‘请君之玉女，与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庙社稷’。此求助之本也。夫祭也者，必夫妇亲之，所以备外内之官也。”正是从婚姻开始，周代形成了一套相当完整的夫妇伦理，而这种夫妇伦理是通过无所不在的“礼”来体现的。

不过，在西周时期，上述一夫一妻多媵妾之制及体现于礼的夫妇伦理，主要实行于贵族阶级，并不通行于庶民之中。其时，由于个体家庭尚未独立，庶人仍处于父系家长制公社的控制之下，父子、兄弟、子女杂居，他们的婚姻生活仍然保留着对偶婚的残余，婚姻关系比较杂乱，夫妻关系并不稳定、巩固；[16] 体现夫妇伦理的“礼”与他们没有多大关系。

自春秋时期开始，由于社会的巨大变革，婚姻制度也相应地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随着宗法封建制日趋瓦解和礼乐制度逐步遭到破坏，通过礼的实践而体现的夫妇伦理，对贵族阶级的婚姻和夫妇关系日渐难以发挥约束作用，贵族统治阶级在婚姻和两性生活中违反礼制的现象越来越普遍。从婚姻方面来说，那些仍然掌握政治、经济特权的贵族放纵色欲，广蓄女色，娶妻（媵、妾）人数不断逾越礼制规定，致使内多怨女、外多旷夫，普通百姓男女或终身不能谈婚论嫁；[17] 周代“同姓不婚”之制此时也不再被遵循，诸侯、贵族迎娶同姓之女者时见记载；至于先前必须遵循的那些婚嫁和男女关系的礼节，就更加不能持守了，以前受到指斥和禁止的牝鸡司晨（即女性干政）、以妾为妻或擅自弃妻之类的事情，此时则不断发生，以致齐桓公会盟诸侯之时，乃将毋专弃妻、毋以妾为妻、毋使妇人与国事等等列为重要条款。[18] 正所谓“婚姻之道废，则男女之道悖，而淫泆之路兴。”[19] 随着婚姻礼制的破坏，贵族阶级烝、报、旁淫乃至以权势、武力互相抢夺妻妾的事件不断发生，并常常因此引发政治动乱，著名事件如崔杼攻杀庄公，即是“冲冠一怒为红颜”，因为“崔杼之妻美，而庄公通之，数如崔氏之室。”[20] 在《诗经》、《春秋》及其“三传”中，关于此类违礼事件的讥刺和批评比比皆是。这表明：在婚姻和夫妻关系方面，统治阶级已经不能继续保持其贵族风范，相关礼制已不能发挥原有的约束与规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