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中对》这个名称，其实本应作《草庐对》。陈寿整理《诸葛亮文集》的时候，用的还是《草庐对》这个名字，至南朝梁昭明太子《文选》收录此文时，惑于习凿齿《汉晋春秋》所言，定名《隆中对》。后世以讹传讹，而清代流传最广的古文读本《古文观止》也沿用了这个说法，这大概就是中学语文课本的主要依据。
之所以会出现襄阳与南阳的“躬耕地”之争，是因为诸葛亮既曾生活在襄阳，又与南阳有着不解之缘，他是先随叔父到襄阳投奔刘表，又因叔父病亡自己不愿投靠刘表，转入南阳并躬耕于此，所以襄阳有诸葛故宅，南阳则为躬耕之地，三顾茅庐的事就发生在卧龙冈上。
隆中原本属南郡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明确无误地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所以，南阳的武侯祠应当是名正言顺的。襄阳方面则说，诸葛亮隐居隆中，而隆中当时属南阳郡的邓县。因此隐居隆中即躬耕南阳，隆中才是诸葛亮真正的隐居之地。这是南阳、襄阳两地争论的焦点。看来，问题的关键在于：汉代的南阳郡究竟包括不包括隆中？
“隆中”这一地名，较早出现于东晋王隐《蜀记》及习凿齿的《汉晋春秋》。《蜀记》曰：“晋永兴中，镇南将军刘弘至隆中，观亮故宅，立碣表闾，命太傅掾犍为李兴文曰‘天子命我于沔之阳，听鼓鼙而永思，庶先哲之遗光。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这里的“隆山”是否即今日隆中呢？并不一定。因为李兴谓“天子命我于沔之阳”，这个“阳”字值得研究。中国古代一般是山南水北曰阳，汉代也不例外。这里的“沔之阳”，指的应该是汉水以北，那就显然不是今日汉水以南的隆中了。
习凿齿的《汉晋春秋》讲得明确一些：“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然而，习凿齿“隆中属邓县”的说法，目前尚未从汉晋的史籍中找到根据。南阳郡之得名，基本上符合古代山南水北之意。《史记·秦本记》载，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前272年)“初置南阳郡”。注引《正义》曰：“秦置南阳郡，在汉水以北。”东汉时期，著名的科学家、南阳人张衡曾表述自己的家乡为“陪京之南，居汉水之阳”。即是说，南阳在洛阳之南，居汉水以北。《晋书·地理志》记“荆州”时，曰：“六国时，其地为楚。及秦……以楚之汉北立南阳郡。”胡三省注《资治通鉴》也说：“秦置南阳郡，以南山之南，汉水之北也。”这些记载，都说明汉代的南阳郡是在汉水以北。而襄阳则隶属于南郡。据《秦会要订补》中的《名胜志》引习凿齿《襄阳记》曰“秦兼天下，自汉以南为南郡”。看来，秦汉时期的南阳郡和南郡是以汉水为界的。当然，这种以汉水为界的并不绝对。它只是就一个大的区域范围而言，即南阳郡的大部分地区在汉水以北。因为秦置南郡、南阳郡之初，以汉水为界，汉代已开始突破了这种界限，如南阳郡之武当、筑阳两县在汉水以西即是。然而就山都到襄阳东的百余里地而言，直到东汉末年，两郡仍以汉水为界。
若参照《中国历史地图集》，这个问题就更清楚了。汉水自武当县起，从西北向东南流。过了山都县(今湖北谷城南)，则开始向东流。襄阳东地又折向南流。一般所说的汉水南北即是指从山都南到襄阳东这一百多里间。既然南阳郡和南郡在此以汉水为界，位于汉水以南的隆中怎么能属南阳郡的邓县呢？难道隆中竟成了“阿拉斯加”一样的“飞地”？
再从南郡和南阳郡建立的时间来看，南郡建于公元前278年(《史记·秦本记》载：秦昭襄王二十九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郢为南郡”)，南阳郡则建于前272年。南郡的建立早于南阳郡六年，秦在汉水以南置南郡时，不可能独独留下一个隆中，六年以后再划归汉水以北之邓县。另外习凿齿自己关于襄阳、南阳的记载也多歧异之处。习凿齿既在《襄阳记》中说“秦兼天下，自汉以南为南郡”，未言汉代有所改易，又说隆中属汉北之邓县。这岂不是自相矛盾吗？
刘备至襄罪“擅兴”


刘备三顾诸葛草庐，那么诸葛亮的草庐或者说他的躬耕地，应当在什么地方呢？以古代将领领军之通制，应在刘备驻屯的新野城附近的某个地方。
我们可以从刘备与刘表的关系看躬耕地的所在。刘备来到荆州后，从军队到驻兵地乃至军粮的供给，无一不是从刘表手中得到的，事实上已经成为刘表麾下的部将，自然要处处受其节制。况且新野之地北有强敌曹操，南有“带甲十余万”的刘表，而刘备自己势单力薄，不敢轻举妄动，“备时羁旅，客主势殊”，只能老老实实地寄人篱下，为刘表防守荆州的北大门。
尽管刘表对刘备是“以上宾之礼待之”，然而并不信任他，此中主要的原因是刘表“惮其为人”。刘备自起兵以来的10多年里，始终没有争取到自己的固定地盘，掌握的军队数量也不多，他先后投靠过曹操、袁术、袁绍等人。由于他暗中培植个人政治势力并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时间不长，不是被人驱赶出去，就是他叛离对方。因之时人如曹操、孙策兄弟以及陆逊等人都骂他是“奸猾”之人，刘备朝三暮四，对他的为人刘表心里颇为清楚。而刘表在性格上又恰恰是个“外宽内忌，好谋无决，有才而不能用，闻善而不能纳”的心胸狭窄之人，所以他对刘备表面上虽然“厚待之”，但在内心里却是很不信任的，“然不能用”，“不甚信用”。
建安十二年春夏之际，曹操北征乌桓，这时“刘备说表袭许，表不从”。曹操率军北上亲征，趁其后方兵力空虚，刘备建议攻打许都，应该说这个建议是正确的，但是刘表对他怀有戒心，并未采纳。为笼络刘备，刘表有时把他请到襄阳来“宴会”一番，做做“外貌儒雅”的表示，以安抚其心，让刘备防守好北大门，但对其始终是采取不信任的态度，“重任之则恐不制，轻之则刘备不为用”，所以刘表不能不对之多加防范。随着刘备在新野驻屯日久，影响逐渐扩大，刘表对他的戒心就更大了，“表疑其心，阴御之”，对其警惕性更高了，不会允许刘备随意到自己政治和军事重地襄阳来的。而刘备对刘表的此种态度不会没有觉察，无奈自己正处于走投无路之时，没有办法。
秦汉时期有普遍实行的著名军法——“擅兴法”，此法规定：率兵将领未经皇帝或上级主将的命令擅自发兵，或是将领擅自出界、离部，都要受到军法的严厉制裁。《汉书·功臣表》载：“侯李寿坐为卫尉居守，擅出长安界，送海西侯至高桥……诛。”李寿乃京师宿卫军官，未经允许擅自离开长安城送客，依军法被处以死刑。又《汉书·王尊传》载：“护羌转军校尉王尊，于押运军粮途中，遭羌族军队包围，尊以千余骑突羌贼，功未列上，坐擅离部属，会赦免归家。”可见军法规定了对将领擅自出界和离部是要严惩不贷的。
汉末军阀混战乃至三国鼎立时期，军阀们对各自的率兵将领和士兵都控制得极为严格，因之也都在坚持实行“擅兴法”和“士亡法”。曹操“时天下草创，多捕逃，故重士亡法，罪及妻子”；孙权“时法：谋叛，刑三族”。实施此法的目的不外乎牢固掌握将领和军队，把握战机，以取得战争胜利。
寄人篱下的刘备自然懂得违反“擅兴法”的结果，只能忠于职守，在刘表指定的驻军范围内活动，不敢越雷池一步，没有刘表的命令他是不敢擅自兴兵或外出的。建安七年“刘表使刘备北侵至叶”，建安八年刘表“使(备)拒夏侯、于禁等于博望”。说明刘备的军事行动是受刘表节制的，没有刘表的命令他绝不能擅自行动。
从新野到襄阳(今湖北襄樊市)直线距离有一百多华里，古代军将最方便的交通工具莫过于骑马。刘备三顾诸葛草庐，兴师动众，惊动乡里，刘表对此不会没有耳闻，这肯定会触犯他的“疑忌”之心，而且刘备的举动一旦超出新野地界，擅离部属，就违反了“擅兴法”。刘备绝不会冒此风险，到襄阳的隆中去访求诸葛亮的。因此诸葛亮的躬耕地不可能在襄阳隆中。
掩映于苍松翠柏中的南阳武侯祠，是诸葛亮当年曾经结庐居住、荷锄躬耕的地方。全国目前尚保存九处武侯祠，南阳武侯祠仅次于成都的武侯祠而位居第二，位于南阳市区的卧龙冈上。据说从晋代开始，南阳人就在卧龙冈上建祠修院，对诸葛亮进行纪念。以后历经兵火，屡建屡毁，直到清康熙年间才又按照原貌再次重建。
在元、明、清历朝的《南阳府志》中称：“卧龙冈在南阳府西七里，起自嵩山之南，绵亘数百里，至此截然而止，回旋如巢，然草庐在其内……其下平如掌，即侯躬耕处。”这一段文字描述了卧龙冈的地理形势，它绵亘数百里，宛若一条回旋的巨龙。显然，这里是风水宝地，因号曰“卧龙冈”，诸葛亮则选择于此躬耕陇亩，并因地而“藏修发迹”，人称“伏龙”或“卧龙”。明《地理志》曰：“时人喻孔明为卧龙，因号其冈云。”明代将领俞大猷在《重建诸葛亭记》称：“昔诸葛亮先生躬耕南阳时，人以‘伏龙’称之，故名曰其所居之冈曰卧龙冈，是山因先生而得名也。”不论是人因地而得名或山因先生而得名，都说明诸葛亮在南阳卧龙冈居住过，卧龙冈即武侯躬耕之处


诸葛亮是在河南南阳躬耕的.
诸葛亮躬耕地是千年历史疑案。依我之见，躬耕于南阳卧龙岗是一个不容争辩的历史事实。因为诸葛亮在给后主刘禅的奏章（前后出师表）中，完全可以说自己是山东人；也可以说自己家住哪里。偏偏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呢？诸葛亮深知他自己是名人，所以在这重要的文献中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纪念诸葛亮，学习诸葛亮，可有的人为什么连诸葛亮自己说的话都不信？还谈什么敬仰之情！为什么魏国降将黄权没有去湖北或山东去祭祀诸葛亮？而跑到南阳卧龙岗建诸葛庵祭祀！
证据之一诸葛亮在《前出师表》中自述躬耕于南阳
正史《三国志》记载了诸葛亮上疏后主的《前出师表》，在此文中，诸葛亮表述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 ，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 这一段话出自诸葛亮给后主的奏章中，可称为第一手材料，是无可非议的，因而，它是诸葛亮躬耕于南阳最可信的证据。
证据之二《诸葛亮集.文集.黄陵庙记》
在《诸葛亮集.文集.黄陵庙记》中，诸葛亮说：“仆躬耕南阳之亩，遂蒙刘氏顾草庐，势不可却，计事善之，于是情好日密，相拉总师。”
黄陵庙位于长江西陵峡南岸，始建于春秋战国时期，汉献帝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诸葛亮奉命领兵进军益洲，船队进到西陵峡，他登岸看到一座断壁残垣的古庙，原来是祭祀禹王和神牛的庙宇，由于年久失修，以致如此。诸葛亮感慨万千，即派人“复而兴之，再建其庙号”。庙宇建成后，即撰写了《黄陵庙记》，并刻碑铭记。
证据之三 隋开皇“断石幢”称孔明居南阳躬耕
《中州杂俎》记载，诸葛亮“又尝居叶县之平山下，现存隋开皇二年断石幢云：‘此地有诸葛之旧坟墟，在高阳华里。’今山下少西有诸葛庙，东金鸡冢，疑冢即孔明父祖葬处.盖孔明琅琊避地而西，自其父祖已然，其居南阳则自孔明始也。此断石幢既为隋时物，则去三国时未远，言必得其真，故而书之。”
据《叶县志.陵墓》称：“开皇断石幢系明代叶县县令牛凤在《改正诸葛武侯祠记》石碑中所记”。今平顶山卫东区妇幼保健站有诸葛庙遗址，东有诸葛庙街，《改正诸葛武侯祠记》的石碑，竖立在妇幼保健站院内，至今保存完好。`
证据之四 晋代诗画石称颂诸葛亮躬耕南阳
清朝末年，南阳方城拐河镇群众，在沣河淤沙中发现一块晋代诗画石，上半部刻有《诸葛武侯躬耕歌》，下半部刻有诸葛亮画像。该诗画石现保存在拐河镇高中院内。
《躬耕歌》共30句、150多字：“躬耕南亩乐如何，吃也靠着，穿也靠着；力勤粪多做生活，麦也添多，谷也添多；耕三余一要斟酌，丰也不错，凶也不错~~~”。其落款为：晋永和三年岁次癸亥秋月谷旦，尚书仆射和浴手敬书。
《躬耕歌》文词朴实无华，雅俗共赏。蕴含着博大精深的哲理，闪烁出诸葛亮的高风亮节，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史学价值。一是此文形成的年代久远，与三国相近；二是系东晋名宦顾和手书，有较高的声望；三是出土在南阳，且至今保存完好。这对诸葛亮躬耕南阳又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佐证。
证据之五 "三顾桥碑”证明刘备“三顾茅庐”发生在南阳卧龙岗
《三国志.诸葛亮传》曰：“时先屯新野。徐庶见先主，先主器之。谓先主曰：‘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先主曰：‘君与俱来。’庶曰：
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刘备屯兵新野的时候，徐庶向刘备推荐了人喻为“卧龙”的诸葛孔明，于是就发生了“三顾茅庐”。
“三顾茅庐”具体发生在哪里呢？诸葛亮在《前出师表》中说得很清楚，“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驾，三顾臣于草庐之中，
咨臣以当世之事。”《古今图书集成》“南阳府”古迹部分曰：“诸葛庐，府城西南七里卧龙岗，昭烈三顾处，有词，春秋祀焉。”


123.11.19.* 1楼
新版《三国》播出以后，又引发了一轮诸葛亮躬耕地之争。上千年的争论很难理出个头绪，估计这永远是个说不清的问题。主要还是古人把这个问题搞乱了，研究三国的历史，只看《三国演义》不行，那只是通俗小说。主要还得看《三国志》。这是目前大家比较公认的文献。可惜陈寿的《三国志》时没有说明这个问题。《三国志.诸葛亮传》里是这样写的“玄卒，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就五个字，也没有说明到底是在哪里躬耕。更没有提到“隆中”这个地名。这有可能有以下的原因：一、陈寿本人对这个问题也没有弄清楚。当初，诸葛亮初出茅庐，名气并不大。连年的战乱，将诸葛亮的躬耕地毁于战火。诸葛亮出道之前又再南阳、襄阳之间来往活动。两处都和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诸葛亮成名后。两地都想借诸葛亮的光，因此。都说自己的地方才是诸葛亮躬耕之地，陈老先生也辨不清了，因此不敢乱写。他干脆就不说，让诸葛亮的《出师表》自己说明罢了。二、陈寿知道躬耕地在哪里，觉得没有必要说。诸葛亮的《出师表》已经说的很明白了。对于惜墨如金的陈老先生来说，再写就是多余的。
陈寿老先生惜墨如金那是出了名的，以至于后人为《三国志》做了很多补充及注解。最有名的还是宋代裴松的注本，裴老先生也是费了老大的工夫，引经据典，他的对诸葛亮躬耕地的注解还是引用晋代的习凿齿《汉晋春秋》写的：“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 （这里我有一点不明白，亮家于隆中，躬耕地是不是这里呢？这里没有说明。也许我今年在南阳买了房成了家，明年去郑州工作呢。诸葛亮可不是老老实实待在家里的人，年纪轻轻，那么多人都知道他的本事。一定是在现在的河南湖北跑了不少地方。哈哈，这可是我没有根据的瞎想的，不可做为凭据）。习凿齿何须人也？习凿齿，字彦威，东晋襄阳（今属湖北）人。“习老先生记三国史事，以蜀汉为正统，魏武虽复汉禅晋，尚为篡逆，遂以晋承汉。”既然如此，这就可以理解了。习凿齿先生一定很崇拜诸葛亮老前辈了。把诸葛亮的躬耕地安在襄阳也不足为奇了。如果当初有个南阳的史学家，也一定会写“亮家于南阳西南七里之卧龙岗也。”可惜呀，他把襄阳也划归给了南阳的邓县，看来襄阳当时是属于南阳郡邓县下属的一个镇了。“黄忠字汉升，南阳人也。”（《三国志》）。不知道老将黄忠是哪个镇的？“庞统字士元，襄阳人也。”（《三国志》）。一代名士凤雏老先生怎么不说是南阳邓县人？一个襄阳镇谁知道在哪里呀？
罗惯中老先生写《三国演义》，本来要写三国，必要先看《三国志》。可惜，《三国志》做为一个历史资料供人们研究还行，但做为小说让说书人去说恐怕还差得远。为了突出诸葛亮的智圣的形象，把故事编得更圆满，利用了习凿齿《汉晋春秋》里面的资料，并加上标题《隆中对》，一下子让躬耕地的的天平偏向了襄阳。不过拿《三国演义》来做为历史依据，那恐怕有多少人会真的把历史和小说分不开了，小说、电视剧毕竟是艺术，它想怎么写怎么拍那是他们的事，别人也无法干涉，现在人们把乾隆皇帝拍成什么了？如果你也把它当成历史，那还不当成笑话了。
不过诸葛老先生经常说他躬于南阳，也许他嫌襄阳太小，说了怕别人不知道，也许是他的家在隆中，在南阳躬耕吧，要想弄清楚这个问题，也只到到将来有了时光机器，回到三国时代，亲自问问诸葛老先生了。
                                                 有不同意见，只管说，不要拍我，我怕砖             


看看襄樊人是怎么说的125.45.99.* 4楼
《水经注》：沔水又东迳隆中，历孔明旧宅北。
《汉晋春秋》：亮家于南阳之邓县，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
《元和郡县志》：诸葛亮宅在襄阳县西北二十里。
《舆地纪胜》：（诸葛亮宅）在襄阳县西。
《一统志》：（诸葛亮宅）在襄阳县西隆中。
《昭明文选》注引荆州图副：邓城旧县西南一里，隔沔有诸葛亮宅，是刘备三顾处。
《太平御览》注引盛弘之《荆州记》：襄阳西北十余里，名为隆中，有诸葛孔明宅。
《殷芸小说》：襄阳郡有诸葛孔明故宅，故宅有井，深五丈，广五尺，曰葛井。
《太平寰宇记》襄阳县条：诸葛亮宅。按《蜀志》云“先帝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即此宅也
通俗点说：
诸葛亮的老婆是襄阳黄家湾人！岳父是襄阳大家黄承彦
诸葛亮的两个姐姐都嫁给了襄阳大家
诸葛亮的老师司马徽和庞德公都是襄阳人
诸葛亮的朋友庞统 徐庶，崔州平、孟建、石韬都在襄阳或南漳人
诸葛亮的关系网都在襄阳他的岳母和刘表的后妻是亲姐妹，都是蔡讽的女儿，蔡瑁的姐姐。
偏偏诸葛亮就到了今天的南阳，今南阳市三国时为宛城。属南阳郡管辖，是一个概念？
当时的南阳连年征战，而且是曹操的地盘，请问刘备三人能跟逛街一样去请诸葛亮
2010-5-27 10:50 回复  


南宋李石《祭诸葛武侯庙祝文》说：“呜呼！定中原之鹿、斩海上之鲸，可与共天下大事者，古今一人。……我生何艰，逢天不辰，恨不得亲拜隆中而周旋谈笑，迩公威德，直所望不能。郡守、刺史，何足辱侯之友而攀龙之鳞。悯禾黍之萧条，悼江汉之沦湮，既无英雄可以闻倜傥之论，樵夫、渔父、酒卮、豚蹄，争求媚于明神”。（摘自《四库全书》之《方舟集》卷14）
2007-5-10 12:06 回复  
襄樊少爷
2位粉丝
7楼
南宋郑樵《诸葛亮传》说：“诸葛亮字孔明，琅琊阳都人也。汉司隶校尉诸葛丰之后也。父珪，字君贡，汉末为泰山郡丞。亮早孤，从父玄为袁术所署豫章太守，玄将亮及弟均之官。会汉朝更选朱皓代玄，玄素与荆州牧刘表有旧，往依之。玄卒，亮遂家于南阳之邓县，相距襄阳城西二十余里，号曰隆中。躬耕垄亩，好为《梁父吟》。身长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唯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谓为信然。初，亮在荆州，与元直及汝南孟公威、颍川石广元游学，三人务于精熟，而亮独观其大略。晨夜抱膝长啸，谓三人曰：‘卿诸人仕进可至郡守、刺史也。’三人问其所志，亮笑而不言。后公威思乡里，欲北归，亮谓之曰：‘中国饶士大夫，遨游何必故乡邪！’及先主屯新野，访世事于司马德操。德操曰：‘儒生俗士，岂识时务？识时务者在乎俊杰。此间有伏龙、凤雏。’先主问谁，曰：‘诸葛孔明、庞士元’。时徐庶亦见先主，先主器之，庶谓先主曰：‘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先主曰：‘君与俱来。’庶曰：‘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
南宋张栻《汉丞相诸葛忠武侯传》说：“诸葛亮字孔明，琅琊阳都人。早孤，从父玄依刘表，亮从玄来荆州。玄死，遂家于南阳隆中。幼与颍川徐元直及石广元、孟公威游学，三人务为精熟，亮独观其大略。每晨夜从容，抱膝长啸，而谓三子曰：‘卿等可至郡守、刺史也。’问其所志，但笑而不言。公威念乡欲还，亮曰：‘中国饶士大夫，遨游何必故乡耶！’逍遥而耕陇亩，好为《梁父吟》，时人莫测也。惟与庶及博陵崔州平友善而重庞德公，每独拜床下，而德公亦称之为‘卧龙’。沔南名士黄承彦谓亮：‘闻君择妇，身有丑女，才堪相配。’亮许，即载送之。时人为之谚曰：‘莫学孔明择妇，正得阿承丑女’。”
“建安十二年，左将军豫州牧刘玄德来荆州，访世事于襄阳司马德操。德操曰：‘腐儒俗士，岂识时务？识时务者在乎俊杰。此间自有伏龙、凤雏。’问为谁，曰：‘诸葛孔明、庞士元也。’徐庶见左将军于新野，左将军深器之，庶曰：‘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左将军曰：‘君与俱来。’庶曰：‘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左将军遂诣亮，凡三往，乃见”。
南宋刘光祖《谒伏龙庙文》说：“维嘉定二年月日，朝议大夫右文殿修撰知襄阳军府事充京西南路安抚使都总管刘光祖恭诣伏龙山威烈武陵（灵）仁济王之祠，以清酌之奠，敢昭告于汉丞相忠武侯之神：
维诸葛公，矫矫犹龙。躬耕南阳，高卧隆中。究厥抱膝，伊、吕比踪。时非三代，炎运欲中（终）。姑谓管、乐，王图霸功。谁其知之？有鹿门翁。拜翁床下，心敬高风。如彼子房，跪履益恭。维彼子房，功孰比隆？公非不能，而系所逢。昭烈大度，三顾始从。言践道远，志存数穷。拜表出师，涕泗横纵。渭水秋咽，草庐夜空。呜呼！兴汉曰武，托孤曰忠。经千万年，仰止弥崇。南国之纪，山川秀钟。偶来自蜀，汉水抚封。皆公故国，祗谒遗宫。借公余略，潜折敌冲。惮公德威，华夷所同。载祝襄人，永护柏松。尚享！”（转摘自明正德年间所修《襄阳府志》卷19《艺文·祭文》）
南宋王象之《舆地记胜》（卷82，中华书局1992年10月版。下同）第2653页说：“万山：元和郡县志云，在襄阳西十一里，与南阳郡邓县分界”。
第2654页说：“蔡洲：在襄阳县东北汉水中，后汉蔡居其上，因名。葛井：按荆州记云诸葛亮宅有井。隆中：郡国志，县西七里——汉晋春秋，诸葛亮家南阳，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苏东坡‘隆中诗’云：‘诸葛来西国，千年爱未衰，谁言襄阳野，生此万乘师’。”
第2657页说：“作乐山：在襄阳县西北二十里，荆州记云，诸葛亮尝登所居山作乐，又云习凿齿隐遁之所。”
第2658页说：“独乐山：盛弘之荆州记云，邓城西七里有独乐山，诸葛亮常登此山作《梁父吟》。三顾门：诸葛亮云，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自此门出故也。”


     
     南阳、襄阳的躬耕地之争，绝不是从兹而始，但为了争名人诸葛亮的“躬耕之地”，竟然不惜五上北京“做工作”，这种事情也真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不知道诸葛亮地下有知，听到这样的事会哭还是会笑，抑或是哭笑不得。
     
     诸葛躬耕在南阳
     
     关于诸葛亮受刘备三顾之地的最初记述是在蜀汉建兴五年(公元227年)诸葛亮出师北伐前所作的《出师表》中：“臣本布衣，
     
     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谘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西晋陈寿在其所著的《三国志·诸葛亮传》中全文收录了诸葛亮的《出师表》。
     
     至东晋时期，王隐所撰《蜀记》称隆中有诸葛亮“故宅”及习凿齿的《汉晋春秋》称隆中隶属南阳郡邓县，由此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南阳、襄阳躬耕地之争。自习凿齿肇始，南北朝时期不断有记载襄阳隆中与诸葛亮有关的文献，郦道元为《水经》作注时，根据东晋时期的王、习诸说，再加上自己的臆断，将诸葛亮的“家”、“宅”明确为躬耕之地，自此而后，诸葛亮躬耕襄阳隆中说正式形成。
     
     此后唐、宋、元、明诸代，议者纷纷，争持南阳、襄阳者各执其说，互不相让，明代《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未知孰是，在书中既说襄阳三顾，复云南阳躬耕，云里雾里，让人不明就里。至清代时，双方争执到水火不容的地步，以至于当时在南阳任知府的顾嘉蘅作了这样一副对联：“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虽意图息事宁人，但却并不能让双方心服。
     
      1987年，国家决定发行“三顾茅庐”邮票，“三顾”事件发生于何处成为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因此引发了一场波及全国的学术之争。待到邮票问题尘埃落定，南阳方面小胜一局的情况下，却又出现了舆论大哗的“教科书事件”，本报曾发表评论员文章指出：“教科书事件中的南阳襄阳躬耕地之争，已经不再是一场学术之争，而是变成了一种利益之争。”
     
     《隆中对》这个名称，其实本应作《草庐对》。陈寿整理《诸葛亮文集》的时候，用的还是《草庐对》这个名字，至南朝梁昭明太子《文选》收录此文时，惑于习凿齿《汉晋春秋》所言，定名《隆中对》。后世以讹传讹，而清代流传最广的古文读本《古文观止》也沿用了这个说法，这大概就是中学语文课本的主要依据。
     
     之所以会出现襄阳与南阳的“躬耕地”之争，是因为诸葛亮既曾生活在襄阳，又与南阳有着不解之缘，他是先随叔父到襄阳投奔刘表，又因叔父病亡自己不愿投靠刘表，转入南阳并躬耕于此，所以襄阳有诸葛故宅，南阳则为躬耕之地，三顾茅庐的事就发生在卧龙冈上。
     
     隆中原本属南郡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明确无误地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所以，南阳的武侯祠应当是名正言顺的。襄阳方面则说，诸葛亮隐居隆中，而隆中当时属南阳郡的邓县。因此隐居隆中即躬耕南阳，隆中才是诸葛亮真正的隐居之地。这是南阳、襄阳两地争论的焦点。看来，问题的关键在于：汉代的南阳郡究竟包括不包括隆中？
     


      “隆中”这一地名，较早出现于东晋王隐《蜀记》及习凿齿的《汉晋春秋》。《蜀记》曰：“晋永兴中，镇南将军刘弘至隆中，观亮故宅，立碣表闾，命太傅掾犍为李兴文曰‘天子命我于沔之阳，听鼓鼙而永思，庶先哲之遗光。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这里的“隆山”是否即今日隆中呢？并不一定。因为李兴谓“天子命我于沔之阳”，这个“阳”字值得研究。中国古代一般是山南水北曰阳，汉代也不例外。这里的“沔之阳”，指的应该是汉水以北，那就显然不是今日汉水以南的隆中了。
     
     习凿齿的《汉晋春秋》讲得明确一些：“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然而，习凿齿“隆中属邓县”的说法，目前尚未从汉晋的史籍中找到根据。南阳郡之得名，基本上符合古代山南水北之意。《史记·秦本记》载，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前272年)“初置南阳郡”。注引《正义》曰：“秦置南阳郡，在汉水以北。”东汉时期，著名的科学家、南阳人张衡曾表述自己的家乡为“陪京之南，居汉水之阳”。即是说，南阳在洛阳之南，居汉水以北。《晋书·地理志》记“荆州”时，曰：“六国时，其地为楚。及秦……以楚之汉北立南阳郡。”胡三省注《资治通鉴》也说：“秦置南阳郡，以南山之南，汉水之北也。”这些记载，都说明汉代的南阳郡是在汉水以北。而襄阳则隶属于南郡。据《秦会要订补》中的《名胜志》引习凿齿《襄阳记》曰“秦兼天下，自汉以南为南郡”。看来，秦汉时期的南阳郡和南郡是以汉水为界的。当然，这种以汉水为界的并不绝对。它只是就一个大的区域范围而言，即南阳郡的大部分地区在汉水以北。因为秦置南郡、南阳郡之初，以汉水为界，汉代已开始突破了这种界限，如南阳郡之武当、筑阳两县在汉水以西即是。然而就山都到襄阳东的百余里地而言，直到东汉末年，两郡仍以汉水为界。
     
     若参照《中国历史地图集》，这个问题就更清楚了。汉水自武当县起，从西北向东南流。过了山都县(今湖北谷城南)，则开始向东流。襄阳东地又折向南流。一般所说的汉水南北即是指从山都南到襄阳东这一百多里间。既然南阳郡和南郡在此以汉水为界，位于汉水以南的隆中怎么能属南阳郡的邓县呢？难道隆中竟成了“阿拉斯加”一样的“飞地”？
     
     再从南郡和南阳郡建立的时间来看，南郡建于公元前278年(《史记·秦本记》载：秦昭襄王二十九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郢为南郡”)，南阳郡则建于前272年。南郡的建立早于南阳郡六年，秦在汉水以南置南郡时，不可能独独留下一个隆中，六年以后再划归汉水以北之邓县。另外习凿齿自己关于襄阳、南阳的记载也多歧异之处。习凿齿既在《襄阳记》中说“秦兼天下，自汉以南为南郡”，未言汉代有所改易，又说隆中属汉北之邓县。这岂不是自相矛盾吗？
     
     刘备至襄罪“擅兴”
     
     刘备三顾诸葛草庐，那么诸葛亮的草庐或者说他的躬耕地，应当在什么地方呢？以古代将领领军之通制，应在刘备驻屯的新野城附近的某个地方。
     
     我们可以从刘备与刘表的关系看躬耕地的所在。刘备来到荆州后，从军队到驻兵地乃至军粮的供给，无一不是从刘表手中得到的，事实上已经成为刘表麾下的部将，自然要处处受其节制。况且新野之地北有强敌曹操，南有“带甲十余万”的刘表，而刘备自己势单力薄，不敢轻举妄动，“备时羁旅，客主势殊”，只能老老实实地寄人篱下，为刘表防守荆州的北大门。
     


     尽管刘表对刘备是“以上宾之礼待之”，然而并不信任他，此中主要的原因是刘表“惮其为人”。刘备自起兵以来的10多年里，始终没有争取到自己的固定地盘，掌握的军队数量也不多，他先后投靠过曹操、袁术、袁绍等人。由于他暗中培植个人政治势力并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时间不长，不是被人驱赶出去，就是他叛离对方。因之时人如曹操、孙策兄弟以及陆逊等人都骂他是“奸猾”之人，刘备朝三暮四，对他的为人刘表心里颇为清楚。而刘表在性格上又恰恰是个“外宽内忌，好谋无决，有才而不能用，闻善而不能纳”的心胸狭窄之人，所以他对刘备表面上虽然“厚待之”，但在内心里却是很不信任的，“然不能用”，“不甚信用”。
     
     建安十二年春夏之际，曹操北征乌桓，这时“刘备说表袭许，表不从”。曹操率军北上亲征，趁其后方兵力空虚，刘备建议攻打许都，应该说这个建议是正确的，但是刘表对他怀有戒心，并未采纳。为笼络刘备，刘表有时把他请到襄阳来“宴会”一番，做做“外貌儒雅”的表示，以安抚其心，让刘备防守好北大门，但对其始终是采取不信任的态度，“重任之则恐不制，轻之则刘备不为用”，所以刘表不能不对之多加防范。随着刘备在新野驻屯日久，影响逐渐扩大，刘表对他的戒心就更大了，“表疑其心，阴御之”，对其警惕性更高了，不会允许刘备随意到自己政治和军事重地襄阳来的。而刘备对刘表的此种态度不会没有觉察，无奈自己正处于走投无路之时，没有办法。
     
     秦汉时期有普遍实行的著名军法——“擅兴法”，此法规定：率兵将领未经皇帝或上级主将的命令擅自发兵，或是将领擅自出界、离部，都要受到军法的严厉制裁。《汉书·功臣表》载：“侯李寿坐为卫尉居守，擅出长安界，送海西侯至高桥……诛。”李寿乃京师宿卫军官，未经允许擅自离开长安城送客，依军法被处以死刑。又《汉书·王尊传》载：“护羌转军校尉王尊，于押运军粮途中，遭羌族军队包围，尊以千余骑突羌贼，功未列上，坐擅离部属，会赦免归家。”可见军法规定了对将领擅自出界和离部是要严惩不贷的。
     
     汉末军阀混战乃至三国鼎立时期，军阀们对各自的率兵将领和士兵都控制得极为严格，因之也都在坚持实行“擅兴法”和“士亡法”。曹操“时天下草创，多捕逃，故重士亡法，罪及妻子”；孙权“时法：谋叛，刑三族”。实施此法的目的不外乎牢固掌握将领和军队，把握战机，以取得战争胜利。
     
     寄人篱下的刘备自然懂得违反“擅兴法”的结果，只能忠于职守，在刘表指定的驻军范围内活动，不敢越雷池一步，没有刘表的命令他是不敢擅自兴兵或外出的。建安七年“刘表使刘备北侵至叶”，建安八年刘表“使(备)拒夏侯、于禁等于博望”。说明刘备的军事行动是受刘表节制的，没有刘表的命令他绝不能擅自行动。
     
     从新野到襄阳(今湖北襄樊市)直线距离有一百多华里，古代军将最方便的交通工具莫过于骑马。刘备三顾诸葛草庐，兴师动众，惊动乡里，刘表对此不会没有耳闻，这肯定会触犯他的“疑忌”之心，而且刘备的举动一旦超出新野地界，擅离部属，就违反了“擅兴法”。刘备绝不会冒此风险，到襄阳的隆中去访求诸葛亮的。因此诸葛亮的躬耕地不可能在襄阳隆中。
     
     掩映于苍松翠柏中的南阳武侯祠，是诸葛亮当年曾经结庐居住、荷锄躬耕的地方。全国目前尚保存九处武侯祠，南阳武侯祠仅次于成都的武侯祠而位居第二，位于南阳市区的卧龙冈上。据说从晋代开始，南阳人就在卧龙冈上建祠修院，对诸葛亮进行纪念。以后历经兵火，屡建屡毁，直到清康熙年间才又按照原貌再次重建。
     
     在元、明、清历朝的《南阳府志》中称：“卧龙冈在南阳府西七里，起自嵩山之南，绵亘数百里，至此截然而止，回旋如巢，然草庐在其内……其下平如掌，即侯躬耕处。”这一段文字描述了卧龙冈的地理形势，它绵亘数百里，宛若一条回旋的巨龙。显然，这里是风水宝地，因号曰“卧龙冈”，诸葛亮则选择于此躬耕陇亩，并因地而“藏修发迹”，人称“伏龙”或“卧龙”。明《地理志》曰：“时人喻孔明为卧龙，因号其冈云。”明代将领俞大猷在《重建诸葛亭记》称：“昔诸葛亮先生躬耕南阳时，人以‘伏龙’称之，故名曰其所居之冈曰卧龙冈，是山因先生而得名也。”不论是人因地而得名或山因先生而得名，都说明诸葛亮在南阳卧龙冈居住过，卧龙冈即武侯躬耕之处。
     
     过千古人龙石牌坊，高冈上矗立着南阳武侯祠的大门。大门为清代门楼建筑，单檐歇山，面阔三间，前面出廊，并且有四个正方形石柱。柱上端有花棂窗相连。四角挑梁，挑梁下各系一个风铎。门楼前一对威武石狮分立左右。从门前台阶望去，朱门青瓦，器宇轩昂，尤显气势。大门的左侧，立着清代光绪年间所立的“汉武侯躬耕处”石碑，似乎在向过往的游人诉说那一段令人难忘的往事。
     


     
     南阳、襄阳的躬耕地之争，绝不是从兹而始，但为了争名人诸葛亮的“躬耕之地”，竟然不惜五上北京“做工作”，这种事情也真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不知道诸葛亮地下有知，听到这样的事会哭还是会笑，抑或是哭笑不得。
     
     诸葛躬耕在南阳
     
     关于诸葛亮受刘备三顾之地的最初记述是在蜀汉建兴五年(公元227年)诸葛亮出师北伐前所作的《出师表》中：“臣本布衣，
     
     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谘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西晋陈寿在其所著的《三国志·诸葛亮传》中全文收录了诸葛亮的《出师表》。
     
     至东晋时期，王隐所撰《蜀记》称隆中有诸葛亮“故宅”及习凿齿的《汉晋春秋》称隆中隶属南阳郡邓县，由此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南阳、襄阳躬耕地之争。自习凿齿肇始，南北朝时期不断有记载襄阳隆中与诸葛亮有关的文献，郦道元为《水经》作注时，根据东晋时期的王、习诸说，再加上自己的臆断，将诸葛亮的“家”、“宅”明确为躬耕之地，自此而后，诸葛亮躬耕襄阳隆中说正式形成。
     
     此后唐、宋、元、明诸代，议者纷纷，争持南阳、襄阳者各执其说，互不相让，明代《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未知孰是，在书中既说襄阳三顾，复云南阳躬耕，云里雾里，让人不明就里。至清代时，双方争执到水火不容的地步，以至于当时在南阳任知府的顾嘉蘅作了这样一副对联：“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虽意图息事宁人，但却并不能让双方心服。
     
      1987年，国家决定发行“三顾茅庐”邮票，“三顾”事件发生于何处成为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因此引发了一场波及全国的学术之争。待到邮票问题尘埃落定，南阳方面小胜一局的情况下，却又出现了舆论大哗的“教科书事件”，本报曾发表评论员文章指出：“教科书事件中的南阳襄阳躬耕地之争，已经不再是一场学术之争，而是变成了一种利益之争。”
     
     《隆中对》这个名称，其实本应作《草庐对》。陈寿整理《诸葛亮文集》的时候，用的还是《草庐对》这个名字，至南朝梁昭明太子《文选》收录此文时，惑于习凿齿《汉晋春秋》所言，定名《隆中对》。后世以讹传讹，而清代流传最广的古文读本《古文观止》也沿用了这个说法，这大概就是中学语文课本的主要依据。
     
     之所以会出现襄阳与南阳的“躬耕地”之争，是因为诸葛亮既曾生活在襄阳，又与南阳有着不解之缘，他是先随叔父到襄阳投奔刘表，又因叔父病亡自己不愿投靠刘表，转入南阳并躬耕于此，所以襄阳有诸葛故宅，南阳则为躬耕之地，三顾茅庐的事就发生在卧龙冈上。
     
     隆中原本属南郡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明确无误地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所以，南阳的武侯祠应当是名正言顺的。襄阳方面则说，诸葛亮隐居隆中，而隆中当时属南阳郡的邓县。因此隐居隆中即躬耕南阳，隆中才是诸葛亮真正的隐居之地。这是南阳、襄阳两地争论的焦点。看来，问题的关键在于：汉代的南阳郡究竟包括不包括隆中？
     


诸葛亮(181-234),三国时杰出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散文家、外交家。字孔明,号卧龙。建安十二年(207年),诸葛亮27岁时,刘备“三顾茅庐”,会见诸葛亮,问以统一天下大计,诸葛亮精辟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提出了首先夺取荆、益作为根据地,对内改革政治,对外联合孙权,南抚夷越,西和诸戎,等待时机,两路出兵北伐,从而统一全国的战略思想,这次谈话即是著名的《草庐对》。刘备恳切地请诸葛亮出山,帮助他完成兴复汉室的大业。诸葛亮遂出山辅佐刘备,联孙抗曹,大败曹军于赤壁.形成三国鼎足之势,夺占荆州。建安十六年,攻取益州。继又击败曹军,夺得汉中。二十六年,刘备在成都建立蜀汉政权,诸葛亮被任命为丞相,主持朝政。三年(223年),刘备病危,以后事相托。刘禅继位,诸葛亮被封为武乡侯,领益州牧。勤勉谨慎,大小政事必亲自处理,赏罚严明,与东吴联盟,改善和西南各族的关系,实行屯田,加强战备。建兴五年(227年),上疏(即《出师表》)于刘禅,率军出驻汉中,前后6次北伐中原,多以粮尽无功。十二年,终因积劳成疾,病逝于五丈原军中,将后事托付姜维。
   诸葛亮是三国时期蜀国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千百年诸葛亮成为智慧的化身,其传奇性故事为世人传诵。


《三国志》是晋代陈寿编写的一部主要记载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的纪传体国别史，详细记载了从魏文帝黄初元年（220）到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六十年的历史，受到后人推崇。后有相关注本，另有同名游戏。   《三国志》全书一共六十五卷，《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陈寿是晋朝朝臣，晋承魏而得天下，所以《三国志》尊魏为正统。《三国志》为曹操写了本纪，而《蜀书》和《吴书》则记刘备为《先主传》，记孙权称《吴主传》，均只有传，没有纪。三国志《三国志》位列中国古代二十四史记载时间顺序第四位，与《史记》（司马迁）、《汉书》（班固）、《后汉书》（范晔、司马彪）并称前四史。      《三国志》不仅是一部史学巨著，更是一部文学巨著。陈寿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以简练、优美的语言为我们绘制了一幅幅三国人物肖像图。人物塑造得非常生动。      《三国志》取材精审，作者对史实经过认真的考订，慎重的选择，对于不可靠的资料进行了严格的审核，不妄加评论和编写，慎重的选择取材之源。这虽然使《三国志》拥有了文辞简约的特点，但也造成了史料不足的缺点。      元末明初罗贯中综合民间传说和戏曲、话本，结合陈寿《三国志》和裴松之注的史料，根据他个人对社会人生的体悟，创作了《三国志通俗演义》，现存最早刊本是明嘉靖年所刊刻的，俗称“嘉靖本”，本书24卷。清康熙年间，毛纶毛宗岗父子删改后，成为今日通行的一百二十回本《三国演义》。
    作者介绍
     陈寿（２３３－２９７），字承祚，西晋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北）人。他少好学，就有志于史学事业，对于《尚书》《春秋》《史记》《汉书》等史书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师事同郡学者谯周，在蜀汉时任观阁令史。当时，宦官黄皓专权，大臣都曲意附从。陈寿因为不肯屈从黄皓，所以屡遭遣黜。入晋以后，历任著作郎、治书侍御史等职。２８０年，西晋灭东吴，结束了分裂局面。陈寿当时四十八岁，开始撰写《三国志》。      陈寿写《三国志》以前，已出现一些有关魏、吴的史作，如王沈（？－２６６）的《魏书》，鱼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等。《三国志》中的《魏书》、《吴书》，主要取材于这些史书。蜀政权没有设置史官，无专人负责搜集材料，编写蜀史。《蜀书》的材料是由陈寿采集和编次的。      陈寿写书的时代靠近三国，陈寿没有编写志，了解三国时代的典章制度，只好借助于《晋书》。陈寿还著有《益部耆旧传》、《古国志》等书，整理编辑过《诸葛亮集》，可惜这些书后来都亡佚了。

南郡
    秦朝分天下为36郡，南郡就是其中比较大的一郡。西汉时期南郡基本上沿袭了秦朝南郡的地盘，有人口72万。而西汉的州只是监察区，根本不是行政区。
在西汉进湖北地区主要为南郡和江夏两个郡。但江夏是个小郡，只有二十一万人口
    南郡，秦置，高帝元年更为临江郡，五年复故。景帝二年复为临江，中二年
复故。莽曰南顺。属荆州。户十二万五千五百七十九，口七十一万八千五百四十。
有发弩官。县十八：江陵，故楚郢都，楚文王自丹阳徙此。后九世平王城之。后
十世秦拔我郢，徙陈。莽曰江陆。临沮，《禹贡》南条荆山在东北，漳水所出，
东至江陵入阳水，阳水入沔，行六百里。夷陵。都尉治。莽曰居利。华容，云梦
泽在南，荆州薮。夏水首受江，东入沔，行五百里。宜城，故鄢，惠帝三年更名。
郢，楚别邑，故郢。莽曰郢亭。巳阝，当阳，中庐，枝江，故罗国。江沱出西，
东入江。襄阳，莽曰相阳。编，有云梦官。莽曰南顺。秭归，归乡，故归国。夷
道，莽曰江南。州陵，莽曰江夏。若，楚昭王畏吴。自郢徙此，后复还郢。巫，
夷水东至夷道入江，过郡二，行五百四十里。有盐官。高成。洈山，洈水所
出。东入繇。繇水南至华容入江，过郡二，行五百里。莽曰言程。
江夏郡，高帝置。属荆州。户五万六千八百四十四，口二十一万九千二百一
十八。县十四：西陵，有云梦官。莽曰江阳。竟陵，章山在东北，古文以为内方
山。郧乡，楚郧公邑。莽曰守平。西阳，襄，莽曰襄非。邾，衡山王吴芮都。
轪，故弦子国。鄂，安陆，横尾山在东北。古文以为陪尾山。沙羡，蕲春，鄳，
云杜，下雉，莽曰闰光。钟武。侯国。莽曰当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