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苍水的这一选择其实是明朝知识分子悲剧的缩影，他们的反抗终究不是基于维护民族国家的存在基础，不是为维护民族独立，而是基于传统的效忠观。这种效忠观因效忠对象的存在才有其意义，只要明朝的象征还在，张苍水就会抵抗到最后一刻。象征一消失，他就会认为抵抗是无意义的：即使赢了又如何？明朝已不可复，赢了难道自己坐稳天下？张苍水既不是朱元璋，无意多天下，他自然也认为继续抵抗是徒劳的。他的思想里还缺乏维护民族独立这样的观点。或言之，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大多没有民族观念，而所谓的华夷观，非是指血统，而是指文化，所以当清朝祭出程朱之学，大量儒生立时奉清朝为正遂，主动应考。一些儒生选择隐居，则因为是曾食明朝之禄，羞于效忠新朝。
康熙三年，张苍水被人告发，不幸被捕，清朝政府几经劝诱，张苍水不为所动。同年九月，张苍水被清军杀害于杭州弼教坊。当他赴刑场时，大义凛然，面无惧色，抬头举目望见吴山，叹息说：“可惜大好河山！”就义前，赋《绝命诗》一首：“我年适五九，偏逢九月七。大厦已不支，成仁万事毕。”临刑时，他“坐而受刃”，拒绝跪而受戮，维持了一个晚明知识分子义士最后的尊严。
张苍水大致算死得其所了，但我们的疑问还要继续。
张苍水认为为了一个不是朱姓统治的新汉人朝代的存在而拼搏是毫无疑义的，对百姓也无益，其实这观点很有偏差。
清朝统治者的御国“智商”明显高于明朝统治者，知道思想控制和闭关锁国对维持一个专制朝廷的重要性绝不亚于军事。清朝巩固了在中国的统治后，开始用一种很高明的手段俘虏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尤其在雍正乾隆两朝，对思想界的操控达到了极致，也一再为后世的统治者效仿。到此时，中国已没有了张苍水，只有比经院哲学还要无益的考据学。考据学原为明朝智者所创，后到黄宗羲成为当时显学，然而黄宗羲改良考据学的初衷却是为了“经世致用”，是以重新审读传统文化传统学术，发现最接近于古代圣哲之学的纯正的中国传统学说，然后经世致用，而其后世的弟子迫于朝廷的思想控制，只能终日沉溺于考据本身，除了全祖望、戴震等廖廖数人，再无其他杰出人物。学术消亡，思想的活力也不复存在。学者精神被阉割，不经历外界强力冲击，不会幡然醒悟，也不会去以天下为己任，催醒沉睡的人民，至此，中国更大的悲剧已不可避免。
“国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惭将赤手分三席，敢为丹心借一枝。他日素车东浙路，怒涛岂必属鸱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