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开篇就说，君主用来控制臣子的，是所谓“二柄”，就是“刑”和“德”这两种手段。韩非解释说：“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因为“为人臣者畏诛罚而利庆赏”，所以这两种手段为君主所掌握的话，则“群臣畏其威而归其利矣”。韩非用齐国田常和宋国子罕的故事来说明，君主对于这两种权力都不可以放松，否则会有“劫杀拥蔽”之危。  田常的故事依稀有闻，似乎是通过收买人心的手段逐渐得到齐国士民的拥戴，发动政变夺取了姜氏齐国的政权（姜子牙的后代）。子罕的事在韩非子的著作中提到过若干次，可见韩非对此的重视。

此文最重要的地方在于韩非对人性的认识，即人是趋利避害的生物，但是没有提到“性恶论”，这本是他的老师荀子的观点。尽管同为儒家，荀子的性恶与孟子的性善截然相对，孟子依据“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和一些观察事实得出人性本善的结论，荀子的著作我并没有看过，所以不了解他的理由为何。但是这两人都认为教化是使人向善的途径。 

不过，韩非似乎对教化什么的不感兴趣。从至今知道的文章来看，他似乎也没有提到“道德”这种东西。《韩非子》是相当冷酷的著作，所有的手段都是为了加强君主的权力。或许这一点和韩非本人的经历有关。关于这一点让我想起了文艺复兴时期在意大利写出《君主论》（1513年）的马基雅维利。彼时的意大利政争之错综复杂绝不亚于中国的战国时代，“意大利滑头”全欧闻名，故而《君主论》似乎也只能产生在意大利。惜夫在1527年，聪明过人擅长内斗的意大利人终于迎来了和敝国南京大屠杀性质相类的所谓“罗马浩劫”，虽然损害程度相比尚轻，但文艺复兴的光芒也从此消逝。 

《史记》上记载的韩非是韩国的公子，因为容貌和口吃的原因不受韩王的重视，所以发愤著书，身处尔虞我诈的宫廷之中，对人性和道德的评价肯定不会太高，甚至可以说是绝望。因为愤恨自己的不受重用，写的东西便带上了这种似乎有些哗众取宠的冷酷和高亢，也可以说是很偏激。恐怕只有拥有类似人生际遇的秦王嬴政才能从他的作品中得到知音感吧。讽刺性的是，考虑到韩非可能对秦造成的威胁，这位毫无疑问是唯一符合《韩非子》所描绘的理想君主标准的嬴政在决定将韩非下狱的时候，连犹豫一下的迟疑都没有。韩非是否为李斯所害已经不重要，嬴政也没有因为自己仰慕韩非的原因而开罪李斯，没有实际执政经验的韩非当然比不上一个真正发挥作用的“能吏”李斯，不愧为冷酷的现实主义者。